Mayashanti5282046’s Blog

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忠」於「何國」?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失落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周澤南

1997年,一群華裔「知識份子」發表了感天動地的『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當年勇於「面向權威」的何啟良博士和大談「知識份子角色」的何國忠博士,是該宣言的主要起草人。10年揚州夢,雙何已向馬華和官位靠攏,尤其是將代表馬華競選的何國忠,和嚴格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恐怕已非「同一國」了。

當 年十點「宣言」涵蓋了華社政經文教各方面的建議和提點,還相當高調的提出建構「馬華文化主體性」的纲要。第七點宣言則強調馬華知識界的使命和信念,並提 出:「知識份子是馬華文化建設工程的繼承者、締造者和弘揚者,他們必須是社會的良知,不從個人利益出發,不為一黨一國說話… …

回顧當年24名連署者之中,有的已掉隊,或已一腳深陷自己曾批判的狀況,為「宣言」的道德標竿留下敗筆。有的則為了學術專業、執行專業、媒體霸業等等專業,逐漸脫離了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之原則和精神。

2001528日馬華收購南洋報業,引起華社強烈反彈,90多名評論人出於捍衛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而參與霸寫運動。2006年,當中文報業壟斷的現實終於浮上台面,反壟斷的意願卻只落在少數「知識分子」肩上,大多數當年的「文化人」變臉為「價值中立者」或「不涉政治」。這種集體對價值堅持的放棄,體現華社文化界和知識界的價值虛無化。

筆者欲指出的是,這10年來知識分子的「去勢」(Defanged),固然和各別「文化人」的「變節」有關,然而某種程度上也是一股環球趨勢。更和華社學術界和文化界日益趨向順從主義和專業主義脫離不了關係。

專業學者凌駕知識分子


「和沙特(Jean Paul Sartre)相比,今天的法國知識分子看起來更像小技術官僚。」(Jim Holt, 2003)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作者法蘭克(Frank Furedi)提出,雖然我們生活在「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不斷被強調的社會,可是學術機構卻越來越傾向專業主義和弱智現象,而這種現象並不限於英美。賽依德對學術的專業主義有細緻的觀察,他說:

「我所謂的專業主義,是把知識分子的工作理解為謀生手段,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一只眼睛盯著鐘錶,另一只眼睛轉向所謂合宜的職業行為─不找麻煩,不跨出任何範圍或界限,使自己暢銷或受歡迎,讓自己不涉及爭議,不涉政治,並且要保持客觀。」(Edward Said, 1994)

大 專教育空前澎勃的大馬,不乏腦力勞動者和在學術、文學、藝術、媒體等領域有成就的「文化人」,可是不會為了自保而對社會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卻不多。究其 原因,是因為不想在言論上得罪某些有權勢者,免得在學術界、文化界、文學界、媒體界等,喪失了「立錐之地」。專業主義不僅在國立大學、黨辦大學(拉曼)等大行其道,連民辦學院亦難逃其掌。

今 年年初新紀元學院以升格大學為由,將院內碩果僅存的「不聽話」系所媒體系講師,以不具「專業」學術資格請走或調遣,不過是專業主義發酵的一例。新紀元媒體 系是該學院內唯一貼近社會運動脈搏,並且勤於培養批判精神的系所,其社會貢獻有目共睹。上述消息間接透露了,作為民間華文學術機構的院方和華教機構,或許 在政權干預下,不得不以專業主義的技術官僚來取代對國內媒體改革有促進作用的「知識分子」。

順從主義大行其道

「知識分子可以受僱於某機構,但如果他們的想像力和工作始終局限在這些機構的範圍內,他們就只會變成專家和技術官僚。」(Frank Furedi)

「只有當知識分子保持批判的能力,與日常工作保持一定的距離,並培養其對終極而非當代價值的關注時,他們才能全力貢獻社會。」(Coser, 1965)

讓我們來看看大馬文化人/媒體人,如何捨終極價值而向「當代價值」靠攏的實例。20081月初,星洲報業、南洋報業和香港明報的股權統一標誌著張曉卿完成獨霸中文報業的願景。同月12日,《星洲日報》某編採高層在一項『媒体与社会变迁』研讨会上發表其題目為「球土化下的馬來西亞華文報刊─挑戰與機遇」的論文時表示道:

「大 馬華文報業的前途與挑戰,在於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兩股趨勢下適應與開拓。前者涉及如何開拓區域乃至國際市場,後者則包括如何結合電子媒體,促成媒體的多 元化。」所謂「開拓區域乃至國際市場」,暗指締造大中華媒體共榮圈,而「促成媒體的多元化」,則是媒體壟斷後讓旗下媒體「分工」的粉飾修辭。

他又表示:「雖然面對來自政府的監管和壓力,尤其是印刷與出版法令、內安法令、官方機密法令和煽動法令的威脅,中文報還是能在帶動讀者關注社會議題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超過在野黨和非政府組織… …華文報必須超越一般報紙的角色,包括傳承文化、塑造價值、建立議題和凝聚共識。例如《星洲日報》每年就舉辦超過500場的活動,並且團結華人社會力量,與表達人民心聲。」

對大馬傳媒近期表現稍具觀察的人,都看得出該編採高層言論的「護主」性質。傅向虹既指出:「四大報一統天下後,中文報已喪失了它原本擁有的相對獨立性。尤其是近幾個月來關於BERSIHHINDRAF和司法公正遊行的報導,《星洲》報業集團只不過在充當執政黨的喉舌。」

既使對媒體現象進行再「客觀」的評價,也不應對星洲集團已壟斷87%的中文報市場之事實假裝看不到。而且星洲打壓《東方日報》銷售網絡的違反自由競爭行為本身就是壟斷,其聯合執政黨收購南洋報業,更是壟斷的寡頭行為。

另一方面,自諭為「非主流媒體」的《東方日報》也難逃順從主義之弊。2007年年中由三人小組展開的「改革」,間接將不少向高層提出建言和異議者擠出局,還藉「黨棍」之筆,在言論版公然攻擊呼籲《東方日報》採取平衡報導的WAMI組織。

無社會參與的「文化人」

「身為知識分子意味著某種社會參與。人很難既為思想而活,又不試圖去影響社會。這意味著不僅參與創造性的思想活動,也擔負起社會責任,選擇政治立場。」(Frank Furedi)

或許在政治問題,尤其是言論自由上選擇「價值中立」才符合「文化比政治久遠」的「文化人」本色。明顯的,有越來越多的華社學術人員、媒體人、文藝人士,逐漸放棄了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參與,沉醉在大中華共榮的幻象中。

貴 為華社最高研究機構的華社資料與研究中心,近年來並沒有緊跟華社社會運動的脈搏,鮮少發表對促進社會變革有影響力和思想引導的鉅著,其研究成果亦乏善可 陳。筆者曾在華研編撰的學術季刊上,拜讀一篇由何國忠博士撰寫的論文,內容牽強的論述歷代馬華公會主席和他們的「思想文化」,行文皆堂而皇之的吹捧和讚 美,和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背道而馳。更叫人心寒的是,文化人自己選擇墮落還罷了,華研作為華社最高研究機構,竟然不加判斷的收錄此等劣質「學術論文」,有 損編輯方針的公信力和學術精神。

總體而言,後528時 代標誌著許多大馬華社「知識分子」逐漸淡出社會參與,以「文化人」的「價值中立」身段,掩飾其受專業主義和順從主義宰制的奴役狀態。這樣的趨勢不僅弱化華 社公民社會,亦將拖緩打破種族政治的步伐。筆者以為,正視此問題遠比建構「馬華文化主體性」來得重要,原因不難理解;當「知識分子」因放棄其對終極價值的 捍衛而喪失其「主體性」時,我們還能期望喪失了主體的文化人來建構所謂的「馬華文化主體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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