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shanti5282046’s Blog

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污名化、除罪化或合法化-性權的理想與現實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性工作權(系列3

東方專題

周澤南

污名化、除罪化或合法化

性權的理想與現實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大馬未有積極主張捍衛性工作者權益的組織。性工作合法化與否的討論,也從未提高到政策與理論的層次。因為社會道德所不容,性工作者更從未「現身」捍衛性自己的權益。

在大多數情況下,媒體對性工作者的報導,甚至停留在「嚴懲社會牛鬼蛇神」的道德說教層次。例如,這是中文媒體在報導遭警方掃蕩性工作者時最常用的敘述手法:

「警方向來自各國的賣淫女郎進行調查時,她們紛紛以長髮掩臉,只露出雪白的雙腿,不敢面對鏡頭。」

媒體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

這樣的敘述表面上是在對性工作者的身體進行贊頌,如「長髮掩臉」、「雪白的雙腿」;暗中傳達的價值觀卻是「她們不敢面對鏡頭」、「不要臉」、「她們該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等等。

新紀元媒體系講師傅向紅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媒體傾向於將女人的身體當作工具,並體現了傳統父權社會的價值觀。例如多數媒體在報導肅娼行動時都傾向於指責性工作者,而容忍嫖客。」

「其次,就是通過種種貶低性工作者的詞彙,將女性的身體當作商品。例如《南洋商報》在去年的一篇報導中,用菜餚的詞彙來形容不同類別或「口味」的性工作者,諸如家鄉菜、野菜等等。」

某報也出現以下的報導:「雖然這棟「三合一」賣淫大本營過去經常遭警方突擊,但業者冥頑不靈,繼續提供大批外國女子在此進行賣淫活動,而且賣淫女子都是上等貨色,吸引許多顧客上門。」

傅向紅表示:「也許報導者是不自覺的在使用這些詞,可是媒體從業員該對議題具備有距離的觀察,不該跟隨著大眾化的偏見,把那些將女性身體商品化的詞彙加諸於性工作者。」

「媒體也常常對性工作者或性行業,進行泛道德式的批評或遣責。其實不論在世界哪一個角落,性行業都是無法根除的社會現實,媒體該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問題,而不是以父權的態度貶低它。」

「這些態度所體現的價值觀是一種對女性的簡單二分;要不就是賢妻良母,要不就是「妓女」或壞女人。前者只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後者則是性的工具。」

污名化反映父權思想

傅向紅認為,對性工作者進行污名化,可為那些道貌岸然之輩帶來一種道德上的滿足感,以便用來掩飾自己價值上的虛偽。她說:「這樣的態度並不限於男性,很多只會將女性二分為好女人與壞女人的女性,也是父權思想的工具,她們內化了父權的價值觀。」

粉紅三角基金會總裁堅妮妲(Jenithaa.S)也表示,除了最近數篇關於性工作者的正面報導(主要在英文報),多數時候媒體對性工作者的敘述都是負面的。她說:「不了解性工作者生活環境的人會批評她們,為甚麼不要到KFC工作?他們不明白後者在面對生活和工作上,往往沒有太多的選擇。」

被詢及性工作者如何看待類似的負面報導時,她表示:「她們早已對加諸她們身上的種種貶稱和誤解麻木了。這也是為何性工作者不願站出來面對社會的原因。媒體和社會常將她們形容為骯髒的,被遺棄的一群。」

傅向紅則認為:「不僅媒體常犯將性工作者污名化的錯誤,一些自許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女性組織也往往會預設錯誤,例如認為所有性工作者都是在被逼的情況下投身性行業的。」

因此她表示,這樣的誤解導致我們無法正確的理解性產業的特性。她說:「我們不能否認有的性工作者是出於自願的,也必須承認性行業是無法根除的。所以,即使無法做到將之合法化,是否至少也應除罪化?」

「據我所知,由於性工作在我國不是合法的,所以保障性工作者的法律條規處於真空狀態。而任由性工作者在沒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容易使她們落在販賣人口集團的控制中。也因為法律的缺席,而造成罰娼不罰嫖。」

「對性產業進行立法一般上有两個層面或目的,其一是方便管理傳染病,其次是保障性工作者權益。有了法律保障,性工作者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如有權拒絕不戴安全套的嫖客。」

「目前協助性工作者的組織,主要屬於社會服務性質,所以多數時候他們只能在面對宗教團體等衛道人士的情況下,偷偷摸摸的推動一些活動,如派發保險套,而無法大膽的推動政策的改變。」

她認為造成目前這種性工作權益不彰的最大阻力,來自保守的勢力。應挑戰這樣的社會價值觀,才能收到保障性工作權益的成效。

副文(1)

性工作者的貶稱

命名離不開價值判斷,自古以來世界各地,對性工作者的貶稱可謂汗牛充棟。性工作俗稱賣淫性服務性交易援助交際;是透過出售行為以賺取金錢

女性性工作者統稱為賣淫女妓女娼妓娼婦婊子等。因在普通話、粵語等發音中,「妓」和「雞」讀音相似,因此俗稱。另外亦根據不同的工作場所和形式而延伸出不同的稱謂。

男性性工作者被稱為午夜牛郎男妓妓男,俗稱專提供男男性行為服務的男妓古稱孌童龍陽(出自戰國時代歷史人物龍陽君),因此古時稱男同性戀者有「龍陽之辟」。

明清稱相公或者象姑,現代則俗稱為(專為女性提供性服務)或(會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男妓)。由於對性工作者的稱謂多含歧視意味,所以創造了「性工作者」一詞,用來不帶貶意的描述這類群體。

中國最早有記載的公娼源於公元前685年-645年間。在春秋時期國的首都臨淄,齊相管仲即是公娼的創始人。他的治國方略之一是「設女閭七百,徵收夜合之資」,以補充國家財政收入。

而最早的商業性妓院產生於唐朝長安城的平康坊。史上有名的娼妓如趙飛燕李師師陳圓圓等,都非等閒之輩。不過,古代的「妓」並非「性工作者」的同義詞,某些藝妓並不提供性服務。

副文(2)

性工作合法化之辯

民政黨威北甲拋峇底區分部主席拿督許文彬局紳曾於2004526日獻議政府將性工作合法化,以徹底解決社會性暴力日愈嚴重的問題。警方公佈的性暴力罪案數據顯示,2000年發生1210宗強姦案,2002年則增加至1418宗,提高了17%

他也認為性工作合法化可使嫖客避免傳染性病和愛滋病,並可阻止家庭亂倫悲劇的發生。他說:「两個鄰國政府由於實行賣淫業合法化,男性花數十零吉,就可上妓院洩慾,因此,該國甚少發生姦殺案及家庭亂倫醜事。」

由國際勞工協會(ILO)發表於1998年的爭議性報告亦建議各國承認性產業的合法性。其「合法化」包括賦予性工作者一般勞工所享有的權益、改善工作環境、並向與之相關的眾行業徵稅。

由於性產業長期存在的事實,以及性工作呈現的多樣化,針對其在現代社會的合法性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部分國家和地區已將性服務合法化。在一些法律相對寬鬆的國家如荷蘭,容許性工作者在指定地區(紅燈區)工作。

荷蘭性產業合法化後,並沒有出現人們所擔心的離婚率犯罪率上升的現象。因此,常為性工作合法化倡導者所提及。德國於2002元旦正式承認賣淫嫖娼合法。

孟加拉最高法院於20003月,裁定賣淫合法,成為伊斯蘭國家中少數幾個允許賣淫的國家。瑞典,賣淫並不違法,但買春卻是違法行為。香港情況和瑞典差不多,有協議的賣淫並不違法,但買春(問價), 扯皮條卻是違法行為。

圖表(1):不支持性工作合法化的理由

1. 性工作會危害社會穩定,如破壞婚姻家庭,並傳播性病

2. 性工作者的人格與尊嚴被剝奪,成為發泄性欲的工具。

3. 性工作經常與吸毒、黑社會等犯罪現象共生。

4. 性工作者多為女性,因此性服務男性女性的性壓迫。

5. 性工作敗壞社會風氣、違背社會道德。

6. 性工作影響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

7.合法化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未必可以為其帶來的收入所抵銷。亦有可能鼓勵有能力或有機會從事正當職業的人去賣淫,削弱正向生產力,甚至會鼓勵父母要求子女輟學去賣淫

8.雖然人有使用自己身體的權利,但把他人的身體當作商品是剝削他人尊嚴的行為,正如有人自願為亦要禁止奴隸買賣、有人自願販賣器官亦要禁止人體器官買賣一樣。

圖表(2):要求性工作合法化的理由

1.歷史上性工作屢遭嚴禁,然而禁而不止,可見性服務確有社會需求,甚至是現行婚姻家庭制度的必要補充。運用社會公器禁止賣淫,乃浪費公共資源。

2.職業不分貴賤,性服務只是諸多商業活動之一,不應與其他商業交易行為區別對待。合法化後向性服務征稅,還可擴大政府收入。

3.性工作與犯罪共生的現象、性工作者的弱勢地位及其受到的經濟剝削,都是由於政府不賦予性產業合法地位所導致的。合法化後,性工作者的權益將受政府保護,犯罪現象將減少,也更有利於防止性病的傳播。

4.由於提供性服務者亦有男性,所以性服務並不意味著男性中心

副文(3)

保障妓權與女權

由於社會道德觀念的僵固和女權意識的薄弱,大馬性工作者的權益不彰。無論是政府、宗教團體,甚至某些自認是「女權份子」的代表,皆持由於性工作本質上是對女性的剝削,而必須加以剷除的觀點。

性工作者往往被視為被逼從娼,完全沒有主體性,並且不會為自己發聲的弱勢群體。女性行動協會(AWAM)主席朱狄(Judith Loh-Koh)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就因為那樣的「信仰」,由警方或自願警衛隊展開的掃蕩行動,讓性工作者陷入更困難的境地。

針對是否主張性工作合法化,朱狄表示:「我們不認為是否讓性工作合法化該由我們決定。我們支持維護性工作者的權益,但同時也認為應具備一個長遠的策略去克服逼使女性從娼的原因和社會情況。」

「政府和社會應停止遣責性工作者,相反的,應協助保障其權利,並為她們提供工作選擇,以便剷除被逼從娼的因素。因此,我們主張政府效法新加坡,對性產業進行管制的策略,這將能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C1] 。」

關於將性工作合法化,是否將有助於減低人口販賣、性工作者遭執法人員暴力對待等問題,朱狄回答道:「女性性工作者遭受暴力對待的現象,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的態度。非性工作者的女性也常暴露在性暴力中,這是两性不平等所帶來的後果。」

「而且,社會也歧視那些進行婚外性關係的女性。對性方面的道德重擔,依然落在女性身上。因此我們認為性暴力、人口販賣和歧視具有多重的社會原因,單慿批評政府和制法單位,或許會忽略了塑造上述歧視女性的態度的成因。」

針對將性工作合法化或能減低性暴力的主張,她則表示:「這樣的主張似乎意味著將性工作合法化後,男性將被允許將其性暴力發洩在性工作者身上,從而減低了『良家婦女』的風險。」

「當性暴力發生時,就算男顧客是付費尋求性服務,該行為依然是刑事罪。造成性暴力的根源是男女之間權力的不平等,而非源自性欲。是男性欲透過控制他者及製造後者的恐懼來獲得權力感和性快感。」

「只有雙方皆同意的性行為才不是性暴力,只要有一方受害,如強姦、性騷擾或姦殺,都屬於刑事罪。」

朱 狄認為,大馬性工作者因嫖客拒戴安全套而失去健康和安全保障的現象反映了社會道德的反常。她說:「不論個人的價值觀是甚麼,都必須承認性工作者是擁有基本 人權的人類,包括不受暴力對待和有權要求健康安全的交易的權利。因此,不論是執法單位或社會大眾,都無權剝奪性工作者的上述人權。」

她還表示,要有效解決性產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還得對男性的角色進行探討。她說:「作為性產業的主要消費者,男性的嫖妓行為和需要必須被探究,以便能理解性產業的面貌,因為有求才有供。」

「性工作者如何操作,她們的工作性質與環境如何將她們置於危險、不健康等境地,也是必須加以探討的問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遠比對性工作者進行道德遣責有意義。」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