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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问题”的问题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29, 2009

作者/潘婉明 Jun 29, 2009 10:43:14 am

 

【特约评论/潘婉明】根据《亚洲周刊》今期的报道,新村成为媒体新近的宠儿,继去年适逢紧急状态颁布在雪华堂举办的新村图片展后,《我来自新村》的纪绿片也成为召唤新村记忆的媒介。新村作为历史的产物毋庸置疑,但人们认识新村历史和讨论新村问题的方式,我并不同意。

新村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围剿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斗争,而在短时间内建设出来的人为聚落(注一),当时仓促蹴成,为了因应临时的军事或战略的需求,不料后来却保留下来,成为现今为数相当庞大的人口的居住型态。   由于全国新村数目高达450个之多,因此定义新村变成很不容易。目前我们所持的新村名单,是政府根据当年“新村计划“(Briggs Plan)政策的执行和后来的沿革所拟定、增删后的结果,因此是行政意义与空间意义上的新村,很难以现有的面貌来定义。   我曾经处理过新村异质性的问题,主要提出新村在成立之初乃至其后不同时期的变貌,均有其各自的先天条件和后续际遇的因素,因此不宜把“新村“视作一个整体,特别是针对发展议题的讨论,因为任何定义都不足以概括新村的全部面貌和变化。如果执著于定义,追求标准而过于简化的答案,反而遮掩了现象本身丰富而複杂的风貌。    

新村变化有多元性  

 简单来说,新村从战略意义的存在变成发展意义的生活空间、从自由与共产意识型态对峙的阵地成为政党竞相争取的政治场域。新村的变化有其多元性,有的村子,如沙登新村,因为本身的规模和地缘关係,也有工业区和大学先后设立,使它的发展有异于其他新村的契机,但不能把它扩大为所有新村的发展指标。   另外一些村子,硬体建设日益完备,表面上有很大的改善,但空有硬体而无软体配套,其实形同虚设。我曾经在田野考察时走访过一些偏远新村,发现村口竖立夸张的牌坊,村内建设恢宏的礼堂,以及不切实际的环境美化园地;事实上人口外移、老化的问题是连路过的人也能觉察的。还有一些村子,根本谈不上建设,任由凋零。   经过60年的岁月,新村的外观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围篱早已拆除,房屋的改建情况也相当普遍,大有“新村花园化”的趋势。从一些改建的情况可以观察出,该户或该新村人口在外的发展景象。有些新村尽管偏远沉寂,内中却不乏改建的豪宅。   此外,一些传统行业的老店被现代形式的商店取代,杂货店变迷你市场、印度理发店变发型沙龙、药材店变洋货行、维修脚踏车的师傅和裁缝师都不知去向,满街跑的“雪膏佬”、“吉宁叮叮佬”、“面包佬”、“糖水佬”也都全面式微;而新兴娱乐形式的撞球店、遊戏机店、网咖、漫画店进驻新村,当然,在大型新村里,甚至有银行、加油站和连锁超商,附近还有量贩店。这些替代或新增都在在地改变了新村的外在面貌。  

 讨论“问题”却少回归“问题”

   然而,当人们论及新村时,尤其是“新村问题”时,很少能回归到“问题”本身,纯粹以地理和社会意义来理解,而使相对单纯的人文或环境问题变得益发複杂,以致于“新村问题”俨然成为最大的“新村特色”。   根据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授罗国华(Francis Loh Kok Wah)的研究,新村的困境大部份可以归咎到缺乏耕地所致。这个问题从新村成立之前、之初就已存在,当时在森林边缘垦耕的“垦民”(squatters)被集中到新村后,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失去的包括土地、家园、作物、家禽和财产。   韩战爆发,胶、锡价大涨缓和了他们的损失,但战争结束后,失业问题立即浮现,新村居民面对缺乏土地、就业机会、医药及其他社会服务的困难,在1960年代以来变得尖锐。1970年代有一项调查显示,新村迅速破败、老旧。“新村不新”,同时面对:缺乏可耕地、低收入、教育资源不足、房屋及过度拥挤问题、以及缺乏建设等五大问题。   基于此,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常见的所谓“新村问题”乃延伸自结构性的困境。因此,我很不同意某一种把“新村问题”泛道德化的讨论方式,仿佛那些“新村问题”在非新村地区都不会发生,同时也用一种较高的姿态,罔顾这些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本质,追究新村居民本身的责任更甚于了解问题产生的环境。   换言之,我不同意把诸如赌博成风、黑社会猖獗、迷信落后、吸毒嗑药、辍学、失业、跳飞机、人口外移、隔代教养、老化,等等,视为纯粹的“新村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新村,我们过于简化的议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衍生对立。另一方面,这里面的复杂性并不是报纸、政党或学者的三言两语可以厘清的,如果我们能将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理解,把城乡、族群、世代和阶级的因素纳进来思考,也许更有助于我们较细致地去认识到“新村问题”的内在。

  泛谈问题对新村不公平  

 此外,华人新村的问题比其他乡村(kampong)多的刻板印象也佷难令人苟同。事实上,我们对乡村的“关心”和了解远少于新村,我们并不清楚乡村存在什么问题?它们的困境是否与新村雷同?马来人和印度人社群的问题又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和谈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这种缺乏比较认识的基础下,泛谈新村问题的严重性,对新村居民并不公平。   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雪兰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左图)谦逊地坦承,去年才执政的民联政府并不了解新村的情况,也缺乏新村发展计划。其实这并不是问题,比较令人担忧的是,欧阳捍华口中的“新村问题”;他为村民地契奔走的作法,以及他提出的因应措施和政策,和过去执政的马华公会部长及官员们并无不同。   如果民联理解“新村问题”的角度仍然停留在普遍刻板印象的层次,协助取得地契的方法如同选民服务,追求“新村发展”的思维也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新村问题”将一直成问题,地契仍然是当政者的政治资本,而“新村发展”也只能在拨款总数除以人头的口号上做文章。   绝大多数新村需要的,是真正对地方有助益的软硬体设备和资源,但每个新村需求的项目和比例的轻重或有歧异。唯有有针对性的资源注入,才有助于改善环境和缓解困境,盲目地以“发展”激励村民,只会显得很没诚意。我们不需要450个观光区,也做不到。当我们说新村如何是这个那个的温床,又说条件恶劣的新村出了这个那个杰出人才和有最多宾士车时,难道不觉得矛盾吗?谁要来看温床、人才和宾士车?

注一:《亚洲周刊》的报道称作者形容新村是“聚居的部落”,原文实为“人为聚落”,特此澄清。

 潘婉明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着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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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土生华人民居建筑格式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19, 2009

前沿

 

吉兰丹土生华人的村落分布在吉兰丹河沿岸一带,目前的村落有大约48个,村民人口由数十户到百多户不等。国民大学建筑系主任AR Mastor Surat曾经率领一批学生前往一些村落考察土生华人的传统民居建筑,并制作了3个模型。他透露,目前全吉兰丹大约还有10来座传统的土生华人民居。不过笔者估计,应该不只于这个数目,因为单单在唐人坡,就有好几栋古色古香的传统华人民居。

 

一般资料都声称吉兰丹土生华人的传统建筑融合了中国,马来和泰式建筑色彩。笔者以为这样的形容过于大而化之,应该说,本质上他们是含有部分闽南建筑色彩的吉兰丹马来屋/暹罗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吉兰丹之前,这里的马来人和泰国的暹罗人实际上在人种上和语言上都无甚差别,所以暹罗屋就是马来屋,马来屋也是暹罗屋。一般估计,大约在250年前到300年前抵达这里的华人,开始时不可能有能力建造有规模的屋子,所以只能够在乡村和唐人坡,这两个主要聚居地建立简陋的木屋。

 

第一代来这里落脚的华人娶了暹罗女性,繁衍混血的第二代,第三代或4代,才累计了足够的财富,有能力建造稍具规模,至今依然古色古香的传统民居。所以根据一般的口述历史,多数的这些传统民居历史大约有百多年。这正好是4到5代的时间。

 

民居特色

 

笔者有机会参观和拍摄了四间吉兰丹华人传统民居,两间分别在Tebing Tinggi,和Sering的,是融合了浓厚吉兰丹马来民居特色的高脚屋,另外两间则是坐落在唐人坡的华人甲必丹故居,后两者的马来建筑特色虽然比前两者少,然而基本上依然是马来式和华人式的混合建筑。

 

坐落在Tebing Tinggi,和Sering的具有浓厚马来民居特色的高脚屋,我称他为传统乡村华人民居,相信主要聘用马来工匠,所以包含的马来建筑特色更浓厚。而且为了适应乡村每逢年终必河水泛滥的环境,所以在布局,通风等因素上更接近马来屋。相反的,在唐人坡的甲必丹故居包含较多闽南民居建筑的色彩,也可能直接聘用来自福建的工匠。

 

Kampung Tebing Tinggi黄宅

 

是一间重修和加建了至少两次的高脚屋。屋主黄源芳今年72岁,他表示其高祖父从中国南来,他已经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他孙子是第七代。祖屋由其曾祖父建于1919年,建立年代刻在供奉祖先厅堂的木墙上。

 

黄宅根据传统马来屋的格局,分为大厅部分(Rumah Balai),二厅和睡房(Rumah Ibu),屋前乘凉处(Serambi)和设在左后方的厨房。在大厅和二厅之间,是一道狭长的天井,供采光和通风,不像中国民居呈正方形的天窗。二厅和厨房之间也是狭长的天井,根据Mastor建筑师的分析,这样的格局基本上几乎完全采用了马来传统高脚屋的做法。

 

根据笔者观察,黄宅大厅首进采取斗拱的做法,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闽南建筑营造方式。此外,二厅是狭窄的空间,中间的墙壁像一道屏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后门。墙壁前摆放一座精雕的神案,和多数马来西亚庙宇宗祠的木雕神案无甚差别。差别最明显是墙壁上贴满了直的对联,横匾,还写满了供奉神明的名字;天上圣母,山西夫子,朱府王爷和福德正神。妈祖,关公和大伯公,应该是家家户户共同供奉的神明,至于其他地方的土生华人是否也一定供奉朱府王爷,则需要进一步考究。

 

金屋才高诗吟白雪

玉堂春早妆点红梅

 

这是其中两句写在厅堂的对联,字体俊秀。可以肯定的是,土生华人长辈们绝大多数都看不懂该对联究竟写些什么。吉兰丹华人历史与文化协会主席黄崇锐老师透露,这样有意境的对联必定出自古时候秀才书生的手笔。他说,200多年前定居在乡村的土生华人先辈多为没受教育的平民,别说写对联,他们连族谱,墓碑,堂号匾额的文字也不会写,所以才造成很多历史只能凭口述,缺乏物证和记录的困境。当时后,一些在唐人坡发迹后的甲必丹从中国雇佣了一些秀才书生,帮他们打里生意兼教导孩子念书。乡村的华人不仅向这些秀才们请教各种供奉神明和祖先的礼仪,还把他们的对联,字画带回村子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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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土生华人闽南话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11, 2009

吉兰丹的土生华人说一种绝无仅有,只此一家的泰式和马来式闽南话。

 

这种闽南话的主要词汇依然沿用闽南语,主要是漳州闽南语,可是却受吉兰丹马来话的句法结构影响,并且大量向马来话和泰国话借词,所以形成了华,巫,泰,三合一的特殊语言。马来文称为bahasa cina peranakan, bahasa cina kampong, hokien siam等等。其中一些称呼被土生华人视为具有贬义。

 

例如,闽南话的红色车子称为“红车”-Ang Cia

吉兰丹土生华人把它倒装,成为“车红”-Cia Ang

 

例如,闽南话的“肚子痛”,经过倒装,成为“痛肚子”(Tia Pat To)

 

借词的例子则为,

 

闽南话的“我也要去”,土生华人语言是“wa be ki juga”或者“wa be ki mang”

就是“我也要去juga”或者“我也要去mang”

 

这里的juga和mang,分别是马来话和泰国话的“也”

 

形成吉兰丹土生华人语言的原因有血缘和文化两个主要因素。

 

大约250年前,从中国福建或泰国北大年登陆吉兰丹的先辈清一色是男性,由谢清高口述的《海录《一书记载,当时的吉兰丹马来统治者禁止当地马来女性和华人通婚,所以华人多娶泰国(暹罗)女性为妻。他们生下的后代,皮肤比较黑,在家里主要用闽南话或暹罗话沟通。所以,我们预测,他们的漳州闽南话受到暹罗话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影响。

 

当时前来吉兰丹的华人,主要在吉兰丹河沿河一带落脚,开辟村庄,大约有48个。虽然他们聚居在一块,可是距离附近的马来村庄不远,不仅和马来人有大量的接触,久而久之甚至几乎完全融入马来文化,包括说一口流利马来话,穿沙龙和马来服装,吃马来式和泰式食物,用手抓饭进食,后来上马来学校,学习爪夷文等等。除非他们用闽南话交谈,否则没有人能从他们的长相,肤色和生活习惯上分辨出他们和马来人的差别。由于大量接触马来文化,他们的闽南话渐渐地融入了马来句法结构和马来词汇的成分,形成今天的泰,马式吉兰丹土生华人民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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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土生华人墓碑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9, 2009

坐落在吉兰丹州万捷(Bachok)的实冷(Sering)村子,有一个百年古墓。

这里的华人坟墓一样长作荒草,一样立了墓碑,碑上一样写作主人出生和去世的年月日,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墓碑的文字,由不同的语言组成。

有些墓碑,在儿孙的部分以马来文书写,或者以英文书写,是因为子孙看不懂中文。

至于为何他们的子孙会不懂中文,则要追溯到吉兰丹土生华人前来定居的历史。

根据大多数当地华人长辈的口述,现在的吉兰丹华人已经是第11至

12代了。按一代人大约20至30年为计算,华人在吉兰丹形成聚落的历史少说也有200年至300年。

这些当年从泰国北大年或直接从中国前来的中国人,祖籍地主要是福建省,当时来的只有男人,因为统治者禁止他们和马来女子通婚,所以他们多数娶了暹罗女子为妻,生下来的孩子,说参杂了马来话和暹罗话的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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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姓董的中年,和一名姓黄的青年,陪同我和摄影师拍摄古墓,他们就是土生华人的后代。

虽然我们用华语沟通,可是他们说得一口流利的吉兰丹马来话,和土生化人特有的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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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大道的月亮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8, 2009

納跡的爪牙開始進駐國營電視台,總監將在月內被調走.由於擔心在下製作的專題過餘敏感,前線視窗決定低調處理接下來的課題,以前只是不能訪問在野黨人士,現在電視台已經暗示不能播出任何對政府負面的節目.在此情形下,在下暫時遠赴東海岸,作文化課題.返回基隆波途中,見此詭異的月亮.P1010685P1010687P1010690P1010696P1010760P1010761P1010852P101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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