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shanti5282046’s Blog

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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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由伪装的集体主义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30, 2009

周泽南

 个案一:如果有一名参加和平集会的男性被警察逮捕后,不但自愿继续留在扣留所,还欢迎警方以“非法集会”的罪名提控他,这样的行为不能说是他对“个人价值观”的坚持,而只能说是向剥夺人身和结社自由的恶法的屈从和“价值混乱”的结果。

 个案二:如果一名漂亮的穆斯林模特儿在数年前因为在酒店喝酒,被回教高庭判处罚款5000令吉及鞭打6下,她不但认罪不讳,还坚持一定要接受惩罚,以示其悔改的诚意。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诠释为“个人”对宗教价值的坚持,还是纵容剥夺女性权益恶法的实施,是个人“理性”不足的结果呢?

上述两种情况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可是凭我们的直觉,为何自愿被提供的集会参与者比较会被认为患上“价值混乱”,而坚持接受惩罚的喝酒穆斯林女郎却比较大可能被认为是“个人”对宗教价值和民族习俗的坚持呢?理由只可能有两种;第一,因为后者是女性,而且漂亮,前者则是向恶法屈从的男性。第二,后者具备宗教这个集体的(但不是普世的)“更高原则”当靠山,而前者却没有说服力的选择捍卫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

 显然,第一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几乎就要接受了第二个理由。可是,认真怀疑起来,谁规定个人向宗教靠拢而选择放弃拒绝接受惩罚,甚至放弃拒绝接受裁决就是“真正的自由”,就不是价值混乱?而个人向限制个人自由的世俗法律靠拢,而放弃集会自由就是“虚假的自由”,就是怀疑患上价值混乱呢?

 不怀疑的人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预设凡是和宗教相关的自由就是“积极的”,“真正的”,有价值的自由。而凡是世俗的,和宗教不相关的自由就是“消极的”,“虚假的”,没有多大价值的自由。可是,我要说的正好相反, 自由至少有三种维度;历史上不同的人们,族群,哲学家等等,对自由的追求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侧重面。

有的强调作为自治的政治自由,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是最典型的代表。有的强调个人拥有自由行动的领域,那是西方自由主义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追求和争取的领域,有时候化身为民主,平等,人权等概念。最后一种则是许多宗教和哲学强调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内在追求,这种所谓“内在自由”或“真正自由”的追求,更多是指向个人内心的转化。 对于上述三种自由的维度,各有各的支持者,很难绝对的判断那一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其他的自由则是“虚假的自由”。不过,如果借宗教的“高超”或“神圣”来抬高本真性的自由,而贬低政治自由或个人行动自由,都是偏颇的。

 在回教上诉庭维持对马来模特儿卡蒂卡进行鞭笞刑罚的事件中,向来倡导回教女性权益的回教姐妹会(Sisters in Islam),在9月18日宣布介入这一首宗女性穆斯林饮酒而被判鞭笞6下的案件。 不过,兼职模特儿卡蒂卡坚持接受鞭笞,并且随后向外界宣布,坚持自己接受鞭刑的决定,并且促请各界勿再骚扰她。

 不论我们是不是维护女权分子,是不是“自由主义”者,对这起事件都不能等闲视之。对回教姐妹会而言,卡蒂卡坚持接受鞭笞的行为无疑把马来西亚回教女性的权益和自由推向更不受保障的境地。所以,卡蒂卡的坚持不仅仅是她个人自由的选择,因为对这些议题缺乏发声权和决定权的马来西亚回教女性而言,她的案例一旦成为一种判决标准或舆论标准,回教女性的个人行动自由肯定遭受打击和折扣。

回教徒是我国最大的族群,这个族群里面,女性的百分率比男性更高,所以她们的利益间接的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这群占大多数的女性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没有选择性别和宗教的自由,甚至没有为自己的身体,情欲说话的权利,那么那些“少数族群”的权益,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被尊重和实现?

 当然,少数人权益和多数人权益的实现顺序并不一定按照多数人优先的逻辑。我们应该再乎的实际上是,不论一个回教女性选择的是情欲的自由还是“别干涉我的宗教生活”的自由,她个人的选择必须是在不会剥夺其他回教女性的自由的基础上。如果卡蒂卡今天的坚持将会是未来大马众多回教女性的灾难,我认为,她的宗教应该不会站在她的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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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三首诗词陪我们过中秋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27, 2009

月下独酌〉

 libai

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resserver

蘇軾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望月懷遠》

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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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剥削和零福利政策:我国传媒剥削雇员新方式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24, 2009

灵活剥削和零福利政策:
我国传媒剥削雇员新方式

作者/周泽南 Sep 23, 2009 11:06:27 am

post in Merdekareview.com

【周泽南】你很难想象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身为一个时时得依靠电脑写稿,上网找资料,和外界通过电邮联络的电视节目制作人或记者,公司不仅不提供电脑,不提供办公室,甚至连固定的座位也不提供。这些外在的条件也还罢了。你在这里没日没夜的工作,公司为你提供的唯一福利就是——没有福利:没有公积金,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周休,没有公共假期,没有医药假期;总而言之,在国营电视台,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福利就和我曾经报道过的外籍家庭女工(俗称女佣)几乎完全一样,差别只在于,公司不能非法禁锢你,不能不允许你和家人联系,不得对你暴力相向。

最近,据说为了节省开支,国营电视台(RTM)对待员工更苛刻了;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省钱,即使换来的是恶质的节目,也在所不惜。他们从此不让记者跨州采访,可以超时工作,但是不得领超时薪水。实际上,不仅国营电视台如此,一些私营台包括nTV7,据说也不让员工领超时薪水。一些平面媒体,也有迈向“零福利”的趋势。这样的一种坏趋势,已经把媒体行业推向缺乏工作保障的领域。
 
国营电视台的零福利政策
 
媒体行业出现的工作不稳定,最直接造成的影响,是新闻从业员的“饭碗至上”效应。这种效应,在2001年528时期,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时候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候,主要由《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记者与编辑领导的“反收购运动”和后来的“反垄断运动”因为无法获得报业多数“饭碗至上”员工的支持,而渐渐淡出。
 
一些经历过媒体行业迈向零福利的欧洲国家社会学者认为,一旦这种零福利的政策向各行各业普及化,将会造成“到处都是不稳定”的社会状态,而公民社会的动员力量将会是最大的牺牲者。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的著作《遏止野火》一书里面提到:“像今天许多欧洲国家,当失业率达到很高之时,不稳定感影响到非常大一部分的民众,如工人、工商职员,还有记者、教师、大学生等。工作变成一件很希罕的东西,不顾任何代价也要得到。”
 
“人们必须保住工作,有时不惜任何代价,以抵抗敲诈和解雇。这种有时像企业之间进行的野蛮竞争,带来一种真正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摧毁所有人性和团结的价值,有时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
 
企业用灵活剥削自圆其说
 
“采用灵活性(flexibility)的企业几乎故意利用并且加剧一种不安定的形势,以求降低成本,并让劳动者始终处于丢掉工作的危险之中,以使这样的降低成本成为手段。”
 
灵活性,是企业在降低员工福利时最爱的藉口;例如当国营电视台要取消员工超时工作福利时,那些无耻的主人就说:“我们诚恳的吁请所有员工跟我们同赴患难。”所谓共赴患难就是期望员工依然超时工作,不过对超时薪水要“灵活处理”,那就是没有薪水,工作白做。
 
布迪厄分析道:“不稳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其基础是造成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全状态,旨在迫使劳动者屈服,接受剥削。这种统治方式,尽管从后果上看来非常像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其实完全史无前例。为了界定这种统治方式,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恰当而说明问题的概念:灵活剥削(flexploitation)。”
 
面对来自企业的“灵活剥削”,马来西亚的新闻从业员一般上都只准备任人鱼肉,因为不仅是他们,整个国家的工运传统和抵抗精神,几乎已经在马哈迪统治期间,被连根拔起。这种工运的经验是很重要的社会成果,甚至文化成果。然而,可叹的是,它不仅不曾获得政府的重视,就连绝大多数的主流媒体本身,也长期忽视了这股被埋没的历史,声音和力量。
 
忽视工运经验作为社会成果
 
布迪厄说:“有些国家拥有良好的社会成果,例如有组织的,良好的工会抗争,而另一些国家则社会组织较落后。这种统治方式通过一些表面上自然和自我解释的机制,粉碎了劳动者的抵抗,使他们屈服。”
 
只有进行媒体行业的革命,才能避免新闻从业员陷于屈服。布迪厄认为,革命的首要条件,就是放弃狭隘的计算和个人主义视野。用我们这里流行的语言,就是先得放弃“饭碗主义”。可是,当我看到众多把排队吃饭当作头等事,而采访“敏感”新闻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来看待的主流媒体新闻从业员,我的“革命热情”已经冷却了半截。
 
哲学家Isaah Berlin对自由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我们可以将自由定义为“被允许做你想做的事情”。可是,根据这个定义,我们会发现,那些一心一意只想成为奴隶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同样的,如果马来西亚的多数新闻从业员只准备成为被剥削的奴隶,尽管被“灵活剥削”以及遭“零福利政策”对待,他们终究还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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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邪西毒:爱情至上之下的虚无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22, 2009

周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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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大约在10年前制导的《东邪西毒》,如今用水墨的渲染和马友友的大提琴重新包装,视觉和听觉效果更好了;和《花样年华》,《2046》等片子一样“好看”。所以,我又忍不住再去重看;依然是那么浓烈的感情纠葛,依然将“得不到爱情是最好的”唯美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就像彩色水墨的渲染。

 

我害怕误读了王家卫,可是就像他许多的电影那样,我觉得《东邪西毒》不是拿来,也不太经得起思考的。那些唯美的构图,色彩,音乐,甚至旁白,那么轻易打动人心,那么容易牵动你的情绪;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艺术电影。可是,除了艺术,唯美和感动,我们是否还可以多要求一点什么?

 

抽掉王家卫多部电影的拍摄背景和年代,我们会发现,那些男男女女,其实和他们的社会是抽离的,他们只活在一个私人感情被无限放大,主体情绪被绝对抬高的虚无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是《东邪西毒》里的黄药师,《花样年华》里的周慕云,还是《2046》里的花心男主角,都是得不到心中所爱而郁郁终身,或借酒消愁,或到处留情的落魄者。

 

王家卫的电影当然还有很多主题,可是这些主题都有将爱情本质主义化,将追求感情唯美化的固定倾向。王的电影世界里面的人物,一旦被剥夺了爱情,不论那时单向或双向的,就丧失了作为个人的本质;所以他们都是私人感情的傀儡。这些人对“私人”感情的追求是如此的执著,以致观众看不到除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因感情而自虐,自残,自怜,自恋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

 

艺术家普遍重视个人感情更甚于其他一切,固然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把爱情提高到压倒一切的程度,恐怕这样的观念会将爱情绝对化,凝固化。对于像情绪,感情这样的捉摸不定的事物,我个人主张对他们存而不论;不要当作已经理解,已经熟悉,已经掌握的存在物来看待。也不要将它和公众的,社会的,群体的情感相对立。因为,世界的个人化已经让我们逐渐摆脱必须用私人感情,特别是爱情,来和世界/外界对抗的年代。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近代哲学到当代,经历着一个从内心转向外界,然后再转回内心,最后质疑心物二分的正当性的历程。西方艺术也从古希腊时期向大自然的模仿,到文艺复兴时期内心世界的宣泄,到抽象时期的心物无二致的转向。所以,个人和社会,私人和大众,情感和理论的对立这种概念,也必须经过纠正和转化。用这样的趋势来谈王家卫的电影,或许真的有点扯远了,也或许包括像我这样的观众在内,必须开始反省习以为常的内外二分,会不会阻碍我们认识“现象”的思想,情感,乃至情绪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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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马来西亚和三大民族—一个傲慢无知的西马来西亚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6, 2009

周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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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831是一个被牛头示威等事件玷污的国庆日,916则是几乎彻底遭遗弃的国家成立日。

 

从国阵政客到民联领袖,从华团龙头到主流媒体,马来西亚自1963年9月16日成立到现在,东马两州一直被政府,政客,媒体,甚至平民百姓边缘化。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从来不过是缺乏诚意的空泛口号。

 

翻开主流报章,扭开主流电视电台,我国“三大民族”被塑造成真理般的事实,其他东西马少数族群可以一概不计。资源最丰富的沙巴和沙拉越,在20多年前原本是全国最富裕的州属,现在却名列赤贫榜首。在这两州,主要公路两旁没有水电供应,成为理所当然的命运,远在深山的水坝,伐木公司,油棕园,享有水电供和公路等方便,却不被视为特权。

 

由于对历史的失忆,多数西马人对东马的地理,历史,族群文化不熟悉还情有可原,可是让人惊讶的是,那些由东马报业大亨所控制的华文报,包括《东方日报》和《星洲日报》以及其旗下的所有报章和杂志,从来都不曾以谋取东马人的福利,传达东马各族群的心声为使命和目的。反而不断复制着源自西马的种族主义,大中华情意结,不负责任的发展模式,和对原住民习俗文化漠视和无知的狭隘“现代性”世界观。

 

来吉隆坡的东马专业人士被当作“外国人”,输入的劳工,待遇和“外劳”一样。比西马“三大民族”更多样化的东马的文化,被简化成马航海报或旅游宣传品里面穿传统服装跳舞的卡达山妇女和伊班猎人头战士。西马人民对东马民情风俗的无知,甚至比对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邻国的了解,还要匮乏。

 

这些难道不是国阵造成的?而民联又准备改变什么?除了尝试赢得东马议员跳槽变天?

 

法国已故社会学者Pierre Bourdieu在10多年前就不断的呼吁,为了对抗日渐侵蚀欧洲各国人民福利的跨国企业和党国资本主义,欧洲人民必须发动一场跨国族斗争,组织各种力量,和新保守革命作抗争。他的呼吁,既使套用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也依然有效。我们不仅要跨国族斗争,更要跨民族,跨东西马合作。而合作的第一步,是认清自己对他族,特别是对东马的傲慢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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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的新闻部长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5, 2009

周泽南

 

古希腊雅典城邦判苏格拉底死刑的原因,是指责这名哲学家向希腊的年轻人宣扬异端邪说,荼毒年轻人的思想。苏格拉底死了2000多年之后,什么都boleh的马来西亚出了一名脑残的新闻、通讯、文化和艺术部长莱益士雅丁,形容网络的威胁比共产党和暴徒更恐怖,因为网络资讯可“进入”年轻人的思想。

 

有网民说他是石器时代的新闻部长,其实已经算是恭维,我以为应该称呼为旧石器时代,要不然他就不会对网络的“杀伤力”有那么形象的形容;例如他说::“这种网络威胁事实上比共产党和暴徒更恐怖,因为它可以‘进入’年轻人的卧室、书房和思想当中。”(详闻见《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0781.html

 

这个旧石器时代思维的新闻部长,把网络资讯设想成像灵魂般的邪恶物体,能够“进入”没有判断能力的马来西亚年轻人的空白脑袋,甚至书房和卧室。显然这个石器时代的部长脑袋还没有经过逻辑思维的洗礼(或者部长可能认为那是污染),所以他无法推断出,如果一个年轻人有书房,他的书房有足够的藏书,这些藏书包括一部谈及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个年轻人就不会分辨不出共产党和暴徒的差别,更不会不假思索的将所有网络资讯都当作比暴徒更恐怖的邪恶事物。

 

旧石器时代思维的莱益斯雅丁还警告,马来西亚的网络威胁已渗透到各种机关,而且要夺取人民现实的民主力量。这真是绝妙的旧石器时代思维方式;网络不仅不被当成促成民主的力量,反而成了夺取“现实”的民主力量的元凶。或许这个部长很形象的认为,既然网络是虚拟的,它促成的民主力量也必然是虚拟的,而国阵/巫统的政治权力是现实的,它就代表真实的民主力量。

 

我们不必惊讶部长对民主概念的混淆,因为在旧石器时代,别说要理解民主概念,他们连人,神,鬼的界限也不加区分。最后,我必须为贬低旧石器时代的思维道歉,因为脑残新闻部长只会故意混淆是实,骑劫了旧石器时代的思维。毕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还懂得敬鬼神,而这名新闻部长却只会公器私用,把国营电视台当作维护个人私利的宣传工具,更一意孤行的漠视人民在308中传达的明确讯息,毫不重视人民的意愿。

 

既然是这样,我们也不必客气,尽快将这些脑残政客送回旧石器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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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关心东马原住民的“华人”—“解放犀鸟”社区部落客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4, 2009

周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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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越有一群常人眼中行为古怪的“华人”,他们在血统上不含原住民的遗传,可是却从骨子里关心原住民的命运。这些怪人,包括退休国会议员兼哲学讲师沈观仰,长期从事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王孟祚,人权律师施志豪,一个叫阿平的人权工作者,一个为原住民提供义务医疗服务的医生,他是沈观仰的侄儿或外甥;他们是不是“华人”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必须向“华人”认同的包袱,所以当他们通过舆论和实际的组织工作,在为东马原住民请命,呼吁,争取时,自然得让人们一点都无法察觉,他们究竟是不是代表“我们华人”在为“他们原住民”争取权益。

 

这些几乎以关注东马原住民的未来和命运当作自己的“终极”关怀的华人,连同沙州其他部落客,创立了一个名为“解放犀鸟”(hornbill unleashed)的社区部落格;里头大部分都是掷地有声的文章。每一篇都值得“华社”翻译成中文,让广大大马华社读者见识,东马知识分子之的精神风貌。

 

笔者只曾经和这些怪人的其中一些共事或共处过很短的时间,却大概理解他们对沙州原住民的关心,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为何展现出西马华人对半岛原住民所缺乏的理解和关注。我觉得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当然是个人素质问题,其次却是东西马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先谈第二个原因。

 

到过东马的人,只要够敏感,必然对两个差别有所察觉;第一,在这里,要分辨街道上群众的族群身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有受华文教育的伊班人,有说流利伊班话的华人,有比达友和华人混血的后代,有皮肤白皙如华人的比南人;关键是,这里的人民并不像西马各族那样习惯于区别自己的“族群身份”。

 

或许是距离种族政治较远的缘故,这里的人民有第二项区别于“西马人”的特征,那就是很少必须时时刻刻的想到自己的“族群身份”。例如像沈观仰这批人,都是从原住民的基本人权和文化权益出发,为整个东马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出发,痛批毒瘤般的种族政治,如何借着粗暴的发展计划和现代化步伐,将沙州文化,文明和传统破坏和蚕食。所以,他们的眼光,不会局限于“我们华人”的语文或教育传统。他们捍卫的,并不限于单一族群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而是所有族群,特别是弱势的原住民的生存权和文化权。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单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跨族群”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必须深入非我族群的文化,习俗,信仰,乃至世界观。所以东马的这些特殊人,完全抛开了从“华人观点”或“华人立场”出发的包袱,直接进入原住民文化和生活的内部,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世界观出发来看世界和诠释现实。因此,他们的言论没有“代表原住民”的抽离感,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原住民站在同一个出发点看事情和说话。

 

我想,写到这里,其实也回答了个人素质这个原因。正因为这些人具备跨越族群本位的素质和开放,所以他们能够从东马这片孕育了他们的土地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思考;思考这片被多元文化,信仰,口传历史,艺术和文学丰富着的家园,如何能够免于源自西马(主要由巫统引进)的种族主义侵害,如何能减轻粗暴的现代化进程的侵蚀,如何在日渐向现代性哲学世界观交械的社会,保留,捍卫,主张一种有机的,自由的,浪漫的人文主义传统。

 

说到这一点,我很难不将他们默默的付出和诚心的努力,和某位同样来自东马的首相政治秘书比较。如果该名神童具备这些人士对东马的热忱和开放,而且准备将他的这些素质让首相耳濡目染,马来西亚真的有福了。可是,让我们别心存幻想,毕竟,东西马的前途,乃至这个地区的文明,不应该交给某个狭隘的领导人,政党或秘书来主宰。

 

由于国家资源分配的偏差,经济上“落后”于西马的沙砂两州,一直以来都在“跨族群”。为了避免让跨族群成为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致力于促进跨族群理解和合作的人士有两项任务;第一,跳出西马本位和城市文明的局限,尝试从东西马两地文明和历史的永续发展的原则出发,来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第二,像上述这些东马“华人”那样身体力行的在言论上或实践上,促进一个真正跨越族群和狭隘世界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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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化人不重视民俗文化?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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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南

 

这个农历七月的晚上,我大半时间在拍摄中元节的庆典,同事悄悄给我取了“鬼王”的名号。拜访了中马和北马各地的盂兰胜会,筹委会告诉我,本地电视媒体从来都不曾拍摄过盂兰胜会的全程过程,更不曾以专题方式呈现。反而是欧美国家和香港电视台,对这种长达一个月的大马华人民间庆典,具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忽视”其实和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关系密切。

 

知识分子总喜欢把文化和自然,和民俗,经济对立起来,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尤其这样。我必须说,这样很自觉的认为自己比较有文化的“文化人”其实连最基本的“文化的研究”和“文化研究”都不懂得区分,更不知道文化有超过一百个定义。这种对知识不求甚解,只将“有文化”当作一种身份或地位来消费和装扮的人,在马来西亚多得是。

 

这样的文化人,眼界只限于中西两大文明界定下的精致文化,或者古典文化。所以,大概四五十岁的“文化人”们听乏味的古典西洋乐或华乐,看现代主义小说,或许也写一点散文和诗。他们看不起那些夹杂作迷信和功利的民俗信仰,所以他们大概也不懂得从这些非理性的民俗活动中,观察期间所隐含的后现代,巴赫金的“喧闹的对话”等文化内容和象征意义。

 

对民俗,传统信仰,风俗习惯的否定和批判,源自现代性的一种预设和信仰。民俗固然有其“落后”和封建的一面,可是那只是这种文化的副作用,如果因噎废食,我们丢弃的可是千百年来人类所累积的各种象征手段和意义。没有了活力充沛的,发自民间的民俗文化,而只剩下有点(更正确的说,是大部分)骄柔造作的精英文化,文化只会沦为纯粹的,缺乏群众参与的“表演”。

 

一个不让民俗文化自由发展的国家是可耻的,也是短视的。在民俗庆典里面,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旁观者的人民突然间变成有活力的参与者;他们是那些搭舞台的工作人员,作纸扎品的师傅,制作拜拜用的发糕的小贩,庆赞中元的筹委会,理事会,炉主,主持超度仪式和法会的道士,和尚,标“福品”的主持人,舞台的歌手等等。他们在这个鬼影重重的农历七月,爆发着惊人的活力。

 

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的敌视或担心,自古有之,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地将这种对民间的批判,理解为对民间的蔑视,而勿宁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矛盾心情。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在他的《遏止野火》中,引述一名德国作者对古埃及作观察的文章,他写道:“在一个对国家和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务尊敬的衰弱;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

 

Pierre Bourdieu接着说,“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国民既觉得被排挤在国家之外,便拒册国家,把国家看作一种外在的,只为自己谋利的强权。”

 

我在拍摄和旁观中元普度庆典的过程中,心态其实和那位德国作者很接近,一方面,既赞叹于民间在信仰活动中所表现的活力和倾注的热诚,另外方面却总是期待,为什么不将这股活力运用在政治改革上呢?

 

超度除了是对死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生者心情的转化。或许我国的社会运动者缺乏的,是如何将民间力量从信仰/文化/历史/时间,转化为政治/社会/空间/权力的能力,技巧或仪式。如果我们可以向举行超度的道士和尚取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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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允许暴民说“我现在就强奸你”的马来西亚:-兼向黄业华致敬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0, 2009

周泽南

 

用血淋淋的牛头示威,当作众人面前恐吓女议员,说“我现在就强奸你”;52年的国庆刚过,受种族主义和父权思想双重荼毒的马来西亚暴民,就用他们低贱下流粗俗野蛮的行为举止,证明给世界看,巫统党员有多么的脑残;而至今为止竟然还未对涉及言语上性侵犯的暴民捉拿归案的警察和执政党,则向任何文明的法治国家证明了,这是一个不堪的马来西亚;

 

这个马来西亚不仅无法阻止缺乏政治智慧的人民,通过挑衅其他族群来捞取政治资本,也无法保障女性免于公然受到性侵犯的权益,即便受害的女性,是人民代议士。

 

身为如此国家的女性或男性,难道你还有任何安全感,难道你不觉得那是无法

忍受的国耻,难道你不对黄业华的勇气和担当深感钦佩?

黄业华是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的特别助理(身份和枉死的政治秘书赵明福其实很接近),他于9月9日到警局报案,要警方调查上周六在雪州政府对话会中,恫言要强奸雪兰莪州行政议员罗芝雅(Rodziah)的雪兰莪莎亚南区第23区居民。

黄业华在报案书中指出,上周六上午11时,当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卡立依布拉欣(Khalid Ibrahim)与该区居民就搬迁第19区的兴都庙一事,在莎亚南市政局礼堂进行对话时,一名雪州莎亚南第23区的马来人回教徒居民说“罗芝雅我现在就强奸你”(Rodziah saya akan rogol you sekarang)。

他认为,罗芝雅的人身安全已经遭到威胁,警方该给予罗芝雅每天24小时的保护。

黄业华不是一个可能会被极端的巫统党员强奸的女性,黄业华和受到威胁的雪兰莪州行政议员罗芝雅没有什么交情,他甚至从来没有以“女权分子”的身份发言;可是,他这一次的行动,为全马来西亚的女性和男性,立下了值得效法的公民标杆。

 

黄业华的孤军作战,让逐渐对政府暴行麻木不仁的广大人民感到汗颜,让沦为弱势,却不准备以行动捍卫受害女性的所有大马女性而言,是一记当头喝棒。我们对枉死的政治秘书之死,悲痛万分的悲情,如果可以转化为向黄业华看齐的行动力量,未来的马来西亚就不会继续如此不堪。20090909_yap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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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华人民间的两股活力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4, 2009

周泽南

 

忘记了是在何年何日,一名来自新加坡的马来表演艺术工作者,在吉隆坡的一场表演艺术中告诉马来西亚的观众,他在吵杂和脏乱的吉隆坡感受到新加坡所缺乏的强大“活力”或能量。

 

他无法定义这样的活力,只能将它们演出来;“活力”的具体的形象就是一名在茨厂街长时间在艳阳下扭曲着身体行乞的华人,那些在通往puduraya巴士总站的行人道上唱歌奏乐行乞的马来盲人,还有在茨厂街以各种语言叫卖的华人小贩和小混混。

 

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缺乏活力的新加坡社会。可是艺术家体会到的茨厂街式的活力,只是民间活力的其中一种呈现方式。我个人觉得,这种活力是不全面的,直到我们遭遇了308。那是被压抑了半个世纪的民间政治能量的一次总爆发,许多人对当时那种接近狂欢的兴奋,至今还难以忘怀。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两股真正的活力;第一股活力属于公民社会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在1960年代的左派和劳工运动中达到高潮,过后转为华教运动,华团诉求可以看作是另一高峰。可是随着董总的变质,和从“华团诉求”到“没有诉求”的堕落,以及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进而被星洲报业集团垄断的后528时代的来临,这股公民社会的力量逐渐被收编,剩下的诸如雪华青,民权委员会,和黄进发等领导和串联的各种零星社会运动,渐渐的朝跨族群的串联发展,内容也更知识分子化,运动的华人社会群众基础一直以来都很薄弱。

 

反观另外一股华人社会的活力,也就是民间信仰的力量,却是不曾断层,历久弥新,而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股民间活力,集中表现在农历七月的普渡节庆,或中元节,盂兰节的活动中。

 

我看到八打灵14区的一名卖烧鸡的小贩,平时寂寂无闻,被生活担子压得愁苦满脸的容颜,到了农历七月晚上,却焕发着自信。还有一些平时没有被人放在眼里的乩童,庙祝,小贩之辈,到了农历七月,却生龙活虎,忙着筹备和进行各种和祭拜,超度,宴会,募捐等等相关的活动。

 

由于没有受到文革的打击和侵略,马来西亚的民间信仰和民俗,保存得比中国大陆远远来的完整。据悉如今在中国大陆,只有厦门等少数地区在进行规模不大的普度庆典,反观在马来西亚,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几乎所有城镇和华人乡村都在中元节的笼罩之下。

 

我们希望,马来西亚华人能够将他们对民间信仰的这股热诚,也倾注在平时的社会运动上,而不只是在每4年一次的普选中。如果善男信女们,能够将他们的虔诚和念力,用来改变政治局势,用来促进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发展,我想这样的马来西亚,才是一个真正具备活力的国家,这样的能量,才能导向石破天惊的改革。P101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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