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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化人不重视民俗文化?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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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南

 

这个农历七月的晚上,我大半时间在拍摄中元节的庆典,同事悄悄给我取了“鬼王”的名号。拜访了中马和北马各地的盂兰胜会,筹委会告诉我,本地电视媒体从来都不曾拍摄过盂兰胜会的全程过程,更不曾以专题方式呈现。反而是欧美国家和香港电视台,对这种长达一个月的大马华人民间庆典,具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忽视”其实和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关系密切。

 

知识分子总喜欢把文化和自然,和民俗,经济对立起来,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尤其这样。我必须说,这样很自觉的认为自己比较有文化的“文化人”其实连最基本的“文化的研究”和“文化研究”都不懂得区分,更不知道文化有超过一百个定义。这种对知识不求甚解,只将“有文化”当作一种身份或地位来消费和装扮的人,在马来西亚多得是。

 

这样的文化人,眼界只限于中西两大文明界定下的精致文化,或者古典文化。所以,大概四五十岁的“文化人”们听乏味的古典西洋乐或华乐,看现代主义小说,或许也写一点散文和诗。他们看不起那些夹杂作迷信和功利的民俗信仰,所以他们大概也不懂得从这些非理性的民俗活动中,观察期间所隐含的后现代,巴赫金的“喧闹的对话”等文化内容和象征意义。

 

对民俗,传统信仰,风俗习惯的否定和批判,源自现代性的一种预设和信仰。民俗固然有其“落后”和封建的一面,可是那只是这种文化的副作用,如果因噎废食,我们丢弃的可是千百年来人类所累积的各种象征手段和意义。没有了活力充沛的,发自民间的民俗文化,而只剩下有点(更正确的说,是大部分)骄柔造作的精英文化,文化只会沦为纯粹的,缺乏群众参与的“表演”。

 

一个不让民俗文化自由发展的国家是可耻的,也是短视的。在民俗庆典里面,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旁观者的人民突然间变成有活力的参与者;他们是那些搭舞台的工作人员,作纸扎品的师傅,制作拜拜用的发糕的小贩,庆赞中元的筹委会,理事会,炉主,主持超度仪式和法会的道士,和尚,标“福品”的主持人,舞台的歌手等等。他们在这个鬼影重重的农历七月,爆发着惊人的活力。

 

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的敌视或担心,自古有之,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地将这种对民间的批判,理解为对民间的蔑视,而勿宁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矛盾心情。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在他的《遏止野火》中,引述一名德国作者对古埃及作观察的文章,他写道:“在一个对国家和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务尊敬的衰弱;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

 

Pierre Bourdieu接着说,“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国民既觉得被排挤在国家之外,便拒册国家,把国家看作一种外在的,只为自己谋利的强权。”

 

我在拍摄和旁观中元普度庆典的过程中,心态其实和那位德国作者很接近,一方面,既赞叹于民间在信仰活动中所表现的活力和倾注的热诚,另外方面却总是期待,为什么不将这股活力运用在政治改革上呢?

 

超度除了是对死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生者心情的转化。或许我国的社会运动者缺乏的,是如何将民间力量从信仰/文化/历史/时间,转化为政治/社会/空间/权力的能力,技巧或仪式。如果我们可以向举行超度的道士和尚取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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