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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鸿文:社运缺席与民间力量羸弱 改革难超越政党政治限制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三月 9, 2010

转贴自《独立新闻在线》

作者/本刊曾剑鸣 Mar 09, 2010 11:25:42 am

【本刊曾剑鸣撰述】308大选过去两年了,从916夺权、霹雳政变、阿拉争议、教堂袭击案、槟州马来人边缘化戏码、安华肛交案直到人民公正党退党潮,事件不断,反映了民主改革历程的艰难,叫人见证了威权集团权力反扑的凶猛,但也暴露了在野反抗政治的羸弱。

改革宛若小扁舟在大浪之中忽起忽落,时有遭吞没的危险。外在纷扰的压力未及进入脑袋转化为问题与思考,旋即就被其他议题所取代。于是乎改革失去了掌握议题的主动性,径直沦为挨打,沦为被动的反应性动作,因着外在刺激过度,终究疲于奔命,失去方向。

如此的被动状态究竟出于何因?除了抨击国阵炒作种族宗教毒辣攻势,以及民联的内部疲弱与分歧,其实问题还得从所谓的308大选胜利旋风里找,失败的因子早就隐含在胜利的果实当中。

缺乏组织性民间力量

308 大选,在野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无疑是积极的,再怎么肯定也不为过。但是应该要从宏观的结构看到,整体的政治角力过程,其实是政党由上而下的召唤所累积的政治力度,间中加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张扬的民主议题,使得民怨得以有了共同的诠释,谓之改革的召唤云云,凭此集中之力冲垮旧有统治的框框。

实际检视,民间的自我组织程度其实很疲弱,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文告与讲座的组织者,并未能够召唤与集结民众成为独立的集体力量。以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净选盟)的大集会为例,如果不是回教党的强力动员,其声势就会大大的减弱。

参考韩国、台湾、印尼与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可以发现的是,在政党以外有庞大的独立民间力量能够将质变转为量变,即将理念转为行动与组织,以巨大的群众力量迫使当权者与在野党向民主改革路线靠拢。由此观之,也就突显了本土坊间学者(例如黄进发)奇谈怪论之误,即承认国阵不接纳改革,但又冀望与迫使民联签署所谓的改革议程,以保障在野阵营不会在未来背离改革议程或无条件地取得权势。

如果坊间非政府组织的文告宣示只能制约与提醒民联,而对于国阵的凶猛攻势毫无招架与还手之力,又怎么在威权反扑的浪潮中,维护民主的根据地不被歼灭?换句话说,即使要说服与制约民联,重点不在以知识分子寻求道德制高点的姿态画地为营,在文字的共和国争夺城池,而是如何串联民众展示真正的独立力量,来迫使政党尊重,进而达至牵制与引导政治方向。这是个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是组织战而非策论之辩,知识分子可以分工论卸除责任(以嘴论政而非手脚干政),但不能回避现实。

由于缺乏实质的民间压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政治舞台尽是国阵与民联角力的戏码,但也有双方合作自肥的时候,例如州议员皆可获汽车入口证(AP)事件,民众无力施压。非政府组织可以抛出改革议题,但是实践的时间、程度都不在其置喙之地,其无力之窘境不能不引人深思。

社运缺席遭致部落民粹反扑

所谓民主,应该表现为民众的参与,不管其形式是言论或是结社,都能够以集体的力量去推进制度变革。在民主社会里,除了定期的选举,民众表达意见与力量的方式,就是议会外的抗争活动,亦即“社会运动”。我们可以有性别平等运动、华教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社区运动、原住民运动等等。民间力量的疲弱导致社会运动的缺席。

不能说,本地没有社会运动,白小抗争八年、武吉公满抗山埃,还有多年前的红泥山反毒运动以及前几年的反对政党收购媒体运动,种种议题都反映社会的多样性与民间的主动性。然则,这些议题尽管在过程中都面临同样的国家打压戏码,诸如《1948年煽动法令》、《1960年内安法令》、《1976年警察法令》等等,但是都因着这种或那种的限制,未串联所有运动发展成为对于制度改革的呼唤,直指不民主的体制。因此,议题性的民众集结,也就未能持续性地冲击当权者,既受眼前议题燃眉之急所困,又为不民主体制所压制。

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也在于,以实质的方式让民众体会民主与切身生活利益的关系,例如工运就能够凸显国家如何以限制示威来弱化工人的谈判筹码。换句话说,没有各类的社会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就会成为知识分子理念自说自话,高谈人权与言论自由,却不被民众所理解。

308大选的变化是由上而下的,这里可这样解释,民众并没有利用局势所撑开的空间作组织结社,去投身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改革。反之,保守的种族与宗教集团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去反扑民主改革议程,利用历史与社会存有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夸大与片面地激化种族与宗教情绪,进而分化改革阵营。这样的种族动员利用的所谓民主自发的外在形式,来达致自己的目的,其实是伪民主,是部落民粹,目的不是扩大民主空间,反而是巩固威权结构。

社会运动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它借民主参与让不同的群体体会文明与政治秩序的重要,因而培养法治、理性辩论与相互尊重的权利意识。民众可以体会身份的多重性与社会利益的复杂性,而不会陷入种族政治的框框。后者把所有人都锁定在先天单一的认同,以为种族才是唯一的本质身份,社会只能分为不可对话与没有身份重叠的团块,这样就有助于种族精英从上而下地以情绪操纵之,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

寻找改革的动力

论者早已经指出了,513事件后,巫统凭借种族政治,将国家打造为一党独大国家,因此该党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与资源。然而讽刺的是,它却成为自己问题的制造者,该党的每十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使得释放政治力,因而提供了改革的动力,第一次是1987年的党争;第二次是1998年安华被迫出走。可以这么说,尽管民间不懈地传播民主理念,但是缺乏统治集团的权力裂痕,终究无法撼动巫统的一党独大。此乃历史结构与政治现实条件的局限。

但也应该看到,第二次的巫统危机,导致安华出走,之所以能避免“四六精神党”马来民族主义的后尘,除了安华个人的因素,更大的原因是马来人内部分化,阶级与城乡差异扩大,导致独立与对抗意识的萌芽。话句话说,经济发展导致的分化,亦是改革的动力。

另外,八十年代的种族政治,也产生了种族矛盾的动力,以致民主行动党借此得利。种族矛盾尽管有利于民主行动党的生存,但也令其框限在种族政治,无法打破国阵的垄断结构。

308大选表面上打破了种族政治,但是其实是把问题吸纳在民联内部了。因此,面对国阵种族宗教的强力攻势,民联内部对于种族宗教问题,难以得心应手,不像贪腐与民主议题那样好操作。换句话,今天的民主改革胥视国阵与民联的角力,以及民联内部的平衡,那么改革的动力明显在于两个阵营之间,以及政党之间的权力流动。

只要执政中央的权力诱惑仍在,民联内部的分歧是可缓和的,换句话说所谓的磨合问题,除了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最终恐怕还是如何共同面对国阵的种族宗教攻势,如何解决马来社会的弱势焦虑、庞大的公务员体系以及特权阶级。这说明了种族政治并没有远离我们多远,种族政治的源头虽由国家制造,但已于体制生根,在社会有其位置,民联也未必有能力在短期内消除之。

就此而言,社会运动就有其必要,对种族社会予以批判,用真实的社会面貌,创造新的认同,例如以弱势阶级与乡区名义召唤马来社群,以此破除虚假的种族矛盾,开出民主之路。社运缺席与羸弱的民间力量是难担当这个责任的,如果不发展民间独立的组织力量,那就等于被动地等待政党政治的夺权可以解放民间,但是这样的发展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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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回应 to “推荐鸿文:社运缺席与民间力量羸弱 改革难超越政党政治限制”

  1. mayashanti5282046 said

    马来西亚只有华教运动,回教运动和makka sakthi这种基于种族情绪而发起的运动。悲哀啊。地方上的社会运动,如红泥山抗毒,武吉公满反山埃运动,激不起广大人民参与,除了怪被动,习惯旁观的人民,还能怪谁啊?

  2. LONG SRING said

    环保变成时尚,体育亦分族群;
    大众冀望好康,思想论为弃婴;
    社会改革力量,如何可能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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