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shanti5282046’s Blog

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巫统国营台,傀儡王赛芝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五月 15, 2010

作者/周泽南专栏 May 15, 2010 11:40:06 am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今年的513没有被种族主义者成功利用来发动马来人大集会,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黄洁冰甚至形容该集会遭首相勒令腰斩的事故为人民的胜利。然而,笔者以为,读者不好高兴得太早。原因还要追溯回5月13日当天上午,发生在笔者身上的怪事以及马来西亚新闻自由的后续发展。

为了国家开除吹硝者

5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新上任的《前线视窗》监督人叶诗铨以相当客气的态度邀请笔者前往坐落在国营电视台大厦二楼的人事部,和主管沙菲克(Mohd Shafiq bin Abdullah)会面。其办公室外面有两名赘肉横生的保安人员兼警察在驻守,准备将手无寸铁的笔者当杀人犯般押走。一场出卖新闻自由和剥夺阅听人权利的闹剧就此揭幕。

沙菲克说明了国营电视台终止本人和公司之间工作合约的决定,还客套地说谢谢笔者这些时日来对公司的贡献。当笔者询问终止合约的理由时,前者表示是电视台要节流。沙菲克还摆架子说笔者进门时没有主动和他握手,很不礼貌。笔者直接了当叫他cut the bullshit,少来装蒜。

他铁黑着脸说:“别这样说,我们都是为了国家好。”笔者反唇相讥取笑他,竟然还有脸说自己正在做的事是为了国家好,他才被逼放下身段说:“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是没办法的事。”

笔者被国营电视台总监秋后算账的事情爆发后,网路媒体记者包括《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都即时打电话或传简讯向新闻部副部长王赛芝以及叶诗铨询问或求证。两名马华公会党员皆不约而同地用不接电话和关机行动来回避记者们。

其实打从笔者揭发国营电视台分别于4月26日和5月10日腰斩和禁播第二电视旗下的《前线视窗》节目以来,不论是广播局总监依布拉欣雅亚(Ibrahim Yahya)、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副部长王赛芝,还是于4月27日开始担任自我审查爪牙的叶诗铨,都习惯性地用“开会”、不接电话,以及干脆关机,来回避媒体的询问和求证。这样的作风已完全断送了国营台和新闻部的公信力和负责态度。

王赛芝不敢面对媒体

如果要追究是谁才是真正腰斩巴贡水坝纪录片和万挠电缆课题纪录片的凶手,恐怕上至新闻部长,下至电视台新闻主任,都难逃共犯之嫌,可是究其元凶,恰当的说,是听命于巫统的爪牙,而见记者就闪的王赛芝,只不过是被摆上神台的傀儡。让我们先算算这傀儡的帐。

新闻部副部长王赛芝(右图)自去年上台以来,曾经和电视台中文组以及《前线视窗》会谈过三次。第一次的会面还是在该两个单位千呼万唤之下才同意召开。在第一次的会面中,王赛芝就对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一场真正的“破冰”会面。

那一次会面,王赛芝听取了国营台三个中文单位的问题和困境后,开始扯开喉咙,以规劝的口吻说:“大家别忘记,国营电视台(RTM)是国阵的宣传工具,所以一定要多多报道我们的活动。”

与会者静默了片刻,笔者向副部长打岔道:“副部长,我觉得话这样说有点不恰当。我们固然是国家的电台和电视台,但是国家和国阵是有分别的。而且,如果政府有好的政策我们当然愿意报道,可是充其量只能说我们是国家的宣传管道之一,而不应该说是国阵的工具。”语毕,王赛芝铁黑着脸,压着怒气,收拾“破冰”后的残局。

接下来第二次的副部长会谈,笔者没参与,却听与会的中文组制作人说,王赛芝在会议上故意询问道:“那个什么《视窗》的制作人没来吗?”第三次会议,笔者又与王赛芝见面了,这次她照旧答应将协助《前线视窗》争取在黄金时段播放。

结果一年过去了,该原本每天有33万观看人次的纪录片节目,在王赛芝争取不力的情形下,继续在中午时段只有家庭主妇有时间观看的时候播放。如果读者会错意,会以为身为马华公会妇女组要员的王赛芝特别照顾华裔女性阅听人,故意让《前线视窗》坐冷板凳。这是笔者第二次对王赛芝大失所望。

王赛芝说什么都没用了

王赛芝第三次令笔者失望透顶的事,只需从略说明,那就是接获笔者投诉广播局总监涉嫌干预新闻自由的事件,在媒体追问下姗姗来迟回应,然后其承诺的“深入调查”在96小时后依然无下文,最后在笔者撰文批评和网路媒体记者的逼问下,才用扭曲真实的手段,略过总监下令腰斩巴贡水坝纪录片的错误决定不提,反而指控笔者的报道有欠全面。

《独立新闻在线》马来文版主编林宏祥在5月6日的专栏写了一篇题为<王赛芝,你怎么说〉的文章,揭发王赛芝的虚伪。笔者以为,原本定于5月10日至14日在《前线视窗》播放的万挠高压电缆再次上演被禁风波,彻底推翻了王赛芝的调查结果。

广播局新委派的《前线视窗》监督人叶诗铨,从笔者这里获知将播放万挠高压电缆课题后,在毫无知会《前线视窗》制作人或任何职员的情况下,野蛮地将节目抽掉。他们这一鲁莽的举动,对王赛芝所谓“秉持平衡报道”的要求,无疑是一记狠狠的耳光。

或许是不敢再次领教笔者“强硬的态度”,当叶诗铨受笔者询问节目被禁播的理由时,后者仅透露那是管理层的决定。可是当另一名同事询问他时,他却说那是因为纪录片里面出现民主行动党刘天球的访谈。

区区一个在野党人物的访谈,就令整个50分钟的节目被抽起,这是哪门子的“平衡报道”的要求?国营台的公信力究竟在那里?我们有理由相信,王赛芝花费96小时进行的所谓“深入调查”,其实只是在听从一班处处以巫统利益为优先的广播局高层,以及叶诗铨挟持下的意见,换句话,王赛芝不过是巫统通过其爪牙们摆布的傀儡。

广播局总监狐假虎威

几乎所有在国营电台和电视台工作的公务员和临时工作人员都见识过广播局总监依布拉欣雅亚咄咄逼人的态度,当然这只是委婉的说法,恰当的马来话形容词应该叫做“缺乏教养”(kurang ajar)。

这个外号叫“老虎”的总监,曾经在无数次的例场会议中,目中无人地用挑衅的语气问所有马来裔与会者:“你们之中谁是回教党或公正党的,马上就给我滚出去,不必再干了。”然后又对着华裔职员说:“你们中文组的通通是反政府的行动党。别忘记你们是为国阵工作的。”

什么样的党徒才会对回教党、人民公正党,以及民主行动党有这么偏激的想法,又对“华人”和华语新闻及节目心存这么大的反感,除了巫统还有谁?所以广播局总监不以新闻从业员的专业身份处理新闻和言论,反而不惜牺牲整个国营台的公信力,向巫统靠拢的政治行径就不言而喻了。

曾经有一名前来应征《前线视窗》记者职位的年轻朋友,被老虎面试过后,觉得为什么自己要受到这么大的侮辱和委屈,就决定放弃加入了。还有一些老职员告诉笔者,和老虎共事了几十年,现在碰到面也形同陌路。

比较让笔者哭笑不得的是,这只平时在广播局作威作福的老虎,在笔者揭发了电视台进行违反新闻专业和媒体伦理的行径后,从来都不曾召见过笔者,对媒体的询问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充分暴露了狐假虎威、欺善怕恶的懦弱行径。

典当新闻自由的媒体顾问

广播局里面存在着不少用纳税人的血汗钱高薪聘请来,却干着损害纳税人利益和阅听人知情权勾当的人士,他们美其名为“媒体顾问”,干的却是类似收集情报的“特务”角色。

随着笔者的巴贡水坝纪录片被腰斩后,隔天就委派过来监督《前线视窗》的马华公会党员叶诗铨,处处盯梢,干的岂非是浪费人民血汗钱,出卖华社知情权的勾当?

如此“神圣”的叶诗铨究竟来自何方,很快就会有揭晓。笔者可以先透露的是,他是因为无法赢得马华公会党员信任,而投靠巫统的“识时务”者。此等人在偏向巫统的国营台能够手操大权,甚至能将王赛芝当木偶,靠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二五”手段,当然还有他那让人自叹不如的特殊经验史。由于叶诗铨过去的工作经验比李安电影《色戒》里的男主角还值得大书特书,笔者不必在此有限的版买位赘述。

辩识主流媒体内的差异

如果说从华社的角度看国营台新闻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屡屡企图消灭华语节目播放权的历史,其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播放时间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华语新闻、《前线视窗》和淡米尔语节目,数十年来不断的遭受广播局里种族主义分子的排挤和边缘化。这些非国语节目之所以受到排挤,除了语言因素,还存在着新闻专业自主权的争取。

以华语新闻为例,虽然在广播局高层的监控下,新闻报道很难不偏向国阵的利益考量,可是部分秉持新闻专业的记者和制作人,不会像国语台那样明目张胆,自甘堕落地成为巫统的传声筒。相反的,他们长期游走于自主开放,或自我审查的边缘,在有限的自由和紧密的监控下,争取人民的知情权。

华语纪录片节目《前线视窗》,更是大量报道和播放有利人民选择权和获取资讯之自由的特别节目。最近被停播的巴贡水坝议题、胎死腹中的万挠高压电缆纪录片等等,就很能说明主流媒体里面,其实藏着良知和专业毫不比非主流媒体逊色的新闻从业员。

很可惜,这些在主流媒体里面少数有良知新闻从业员的坚持,不仅对内,要受广播局的敌视和打压;对外,则面对对新闻自由缺乏敏感和分辨能力的部分在野党人士的误解和鄙视。

例如,当NTV7《非谈不可》前制作人黄义忠(左图右)为了捍卫在野党人士的发言权而不惜呈辞,却仅仅获得曾经在他的节目中亮相的刘镇东发文告声援。黄义忠主张邀请却不被高层接受的潘俭伟,还有其他相对关注新闻自由的国会议员和人民代议士,都不曾为义忠的坚持和他为新闻自由的牺牲说过一句公道话。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

《前线视窗》也面对类似孤军作战的命运。笔者揭发巴贡水坝纪录片遭停播后,虽然获得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生团体的声援,可是主要政党依然无动于衷。

再次揭发万挠高压电课题遭禁播之后,迄今还没有获得课题当事人,即万挠新村居民,以及相关的顾问、非政府组织等等的支援或精神上的支持。笔者不惜冒犯民主运动同行,说出这番话,是因为认为其实并没有太多社运人士真正了解新闻自由的重要。

忠和笔者,两个加起来都超过80岁的“中愤”,不惜出卖皮相,在熙熙攘攘的茨厂街戴着纸皮箱作成的电视机模型,向小贩和街边没看网络新闻的安哥安娣,控诉主流媒体自我过滤、删减新闻、扭曲真相。

直到今天我才看清楚,世界上有两样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最重要;那是空气,和新闻自由。这样的结论虽然有点突兀,可是经历了这些日子在国营电视台的腥风血雨,以及目睹那些掌权者对言论自由不择手段的拼死打压,如果我还不理解新闻自由是那么珍贵和重要,那些被牺牲的渴望人们听到的声音,就真的平白浪费了他们的苦难。而对于那些渴望被听到的声音,我不觉得自己拥有轻薄的权利和自由。

谁都能想象人体没有空气的后果,可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对多数人而言,我相信抽象得轻如鸿毛。如果你不是那个渴望自己的苦难被知道,期待自己的不满和积怨能够被理解的人,如果你不曾对媒体能够承载你的苦难拥有任何期待,你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注定要停留在媒体系教科书里面的字面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战场

你们可以把新闻自由想象成,那是一万多名被水坝工程抛入水深火热的原住民在深夜里的叹息或哀号,或者是一名本南人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女,因为无法受教育,被逼重复上一辈的穷困潦倒的永恒轮回的绝望眼神。

如果你选择看不到与不理解,那是因为你更在意的,可能是自己的形象在家人、同事、情人,乃至公众面前的评价;你或许不曾贴近过自由。

你要理解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就别期望我用八股文或者洋洋洒洒的评论文字,去堆砌诸如:“新闻自由是举凡选举权利、司法公正、人身自由、行政廉洁、反贪腐败,等一切公共领域的基础。”

新闻自由抽象理念最终捍卫的不过是一个表达者对真相执著的尊严,以及依靠他的表达寻求社会正义的群体或个人的命运。这个表达者我们称为新闻从业员、媒体工作者、节目制作人、记者、编辑等等,这个等待被表达的群体或个人,却是和我们相依为命的,有血有肉的人民。

对于那些从来都在承担社会不公正之苦难的底层社会,新闻自由的彰显于否,是他们的切身之痛。对于那些有能力应用流通的资讯和新闻自由来选择、判断,甚至为国家建议良策的人士,新闻和言论自由则成为他们判断和抉择完善与否的最大依据。如果你是有能力的后者,就必须更敏感、更挑剔地对待新闻自由。

倒读报章的快闪行动

纳吉上台之后,对主流印刷和广播媒体的监管,远远超出阿都拉时代的现实已不在话下。 自从2001年5月28日南洋报业集团被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和《中国报》沦为党报进而落入星洲集团手中,造成整个华文报业一言堂的颓态也不在话下。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资讯流通仅限于少数城市群体、谎言充斥主流社会的严峻时代。

在这新闻自由的严冬,当举手示威和喊口号的群众还没有了解新闻从业员的苦心的时候,我们惟有通过“快闪”的方式向普罗大众传达主流媒体颠倒、掩盖事实的讯息。

当你选择用脚和身体,一步一脚印地把一个简单不过的讯息传达给失去资讯自由的市民时,你才会从城市人的集体互联网幻觉中惊醒;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依然生活在资讯封闭的年代,而享有互联网优势的你,又如何能协助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去突破这个要命的限制呢?

完稿于5月13日被炒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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