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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社终于“看见”原住民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25, 2010

作者/周泽南 Jun 14, 2010 03:54:09 p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周泽南】一个国家的实质文明指标并不在于国民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人民对待弱势族群的态度,以及政府对边缘群体的基本人权和福利所提供的保障。如果用这两项指标来衡量马来西亚人民及国家,我们大约可以肯定的说,我们距离“一个文明的马来西亚”还非常、非常、非常遥远。

澳洲全国和解周

每年5月尾至6月初,是澳洲的全国和解周(National Reconciliation Week)。所谓和解,就是在澳洲原住民和其他公民之间培养互相尊重的态度,以便能一起解决长久以来困扰原住民社会的问题,并且为全体人民谋求最大的成功和福利。达到这项目标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教育提升人民对原住民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改变那种源于偏见和误解的对原住民的态度,并且激发人民参与促进彼此关系的活动。

澳洲当局希望,最具体能达到上述目标的办法,是缩小原住民小孩和主流社会小孩存活率之间的差距。这意味着,允许原住民孩子的生命比一般人民的生命更容易结束,对一个文明国家而言是绝对不能容许发生的。

澳洲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国原住民人口大约50万,只占总人口的4%。这些原住民根据地理居住环境被归为三大类;大约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在各大城市里就业和生活,他们融入了主流社会,其中不乏成功挤进专业人士行列的人士。大约25万原住民则聚集在城郊边缘的贫民窟。这些占原住民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具有非常低的就业率,高度依赖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和救济金,教育程度严重低下,健康水平也非常低劣。他们住在拥挤而简陋的房屋,据称每天活在暴力、性侵和惶恐之中。

最后一类的澳洲原住民生活在森林边缘和乡区,人口大约9万,散居在大约1200个在1970年代由政府划分为“故乡”(homeland)的地区。这个群体是最弱势的一群,每户人家都得依靠救济金度日,多数家庭数代以来都是全文盲,他们的孩子的平均寿命比平常澳洲家庭孩子要低20岁。

恶劣的环境和拮据的经济把他们推向与酗酒,吸毒和暴力为伍的生活,这种环境被当局比喻为第三世界的难民营。上述贫民窟和难民营的共同点是,皆彻底缺乏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原住民是贫民还是难民?

就笔者对东西马原住民有限的理解,不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还不曾对国内原住民群体进行类似上述对澳洲原住民的分类。笔者只能大胆的猜测,如果政府和人民不准备对日益受边缘化的马来西亚原住民采取亡羊补牢的协助,振兴和支援,不必再过10年,接近90%的原住民都将成为贫民或者难民。

而实际上,在许多穷乡僻壤,那里的原住民确实已经像贫民或难民那样生活,他们包括一万多名为了让位给巴贡水坝计划而遭迁移的原住民。因此,马来西亚原住民的贫民和难民数量肯定远远超过澳洲,是完全无法否定的现实。

如果我们还对自称文明国家和爱心社会抱有一线希望,就不能闭着眼睛不顾以下研究数据和令人不安的现实:

(一)在1951年至1971年之间,西马原住民小孩患肺结核的事件,是全国平均的两倍。霹雳州原住民小孩的肺结核患病率,则是该州平均患病率的三倍。

(二)1977年的报告显示,89%接受检验的原住民拥有疟疾的病例。

(三)在1991年至1992年之间,西马的疟疾病患有48%为原住民,而原住民仅占总人口的不及1%。

(四)原住民的婴孩死亡率为5.2%,是全国婴孩平均死亡率的三倍。

(五)根据官方数据,1994年,全马在家里生产的母亲死了42名,其中25名(或者60%)是原住民女性。

(六)1995年的研究显示,原住民女性是所有成年群体之中营养不良情况最严重的。其中35%的原住民女性严重缺乏蛋白质。比较新近的研究也显示,23%至68%的原住民小孩体重不足,41%至80%成长停顿。

(七)血清检验显示,82%的原住民暴露在骨痛热症病毒造成的病痛下。

(八)1994年研究,原住民患麻疯病的病例,是一般人的23倍。

(九)1990 年,全半岛774个原住民村落之中,只有67个具备提供医药的臣所,即不足9%。

(以上资料参阅A.Baer. A Biochemical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Orang Asli of Malaysia.1999.)

随着研究的不断增加和更新,上述不安的数据可以不断延伸,数据范围尚未包括砂拉越6万6000多名不具备身份证的原住民,一万多名受巴贡水坝搬迁计划影响的内陆原住民,一万多名在水坝下游受影响的下游原住民,数以万计因为传统习俗地被私人公司或州政府剥夺而丧失生计,甚至不惜入禀高庭控告政府的原住民。当然,也不涵盖远在沙巴,无人问津的原住民。

我们何时才看见他们的存在?

今年4月,原住民团结连线(Jaringan Perpaduan Orang Asli)要求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关注原住民未获得良好医疗福利,以致发生原住民因医疗疏忽而致死的课题。他们促请卫生部接管原住民事务局,并且将该局改成原住民健康、医药及研究中心,以确保原住民的健康。

团结连线主席宋史生曼(Soksyen Man)指出,由于原住民事务局没有受过专业的医药训练,而导致原住民的健康水平更加恶劣。今年年初迄今,已经发生两起医院医疗疏忽而导致两名原住民死亡的事件。

一名失去爱妻的原住民卡马鲁丁(Kamaruddin Bin Bahlut)表示,当他36岁的妻子因身体不适而送往急救室时,医生不认真地替他妻子检查血压和体温之后,就声称其妻只患有普通胃痛,遂让她回家休息,可是其妻回家后病情加剧,过后就去世了。

每名马来西亚公民应该不分肤色、种族及宗教,必须享有平等的医药福利这项基本人权。显然,处于弱势的东西马原住民不仅比城市人民更难享有基本的医药福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待遇更加剧了他们丧失基本人权的机率。例如那些不具备身份证或报生纸的原住民,更是暴露在失学,失业,乃至丧失人生方向以及丧失基本生存能力的绝境中。

“他们”就活在“我们”之间

和马来西亚政府对待原住民的政策不尽相同的是,澳洲政府通过长达200多年的“排除政策”(policy of exclusion),制度化的在经济,法律和社会领域上,将原住民排除在主流发展之外。

殖民地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将澳洲原住民当作完全不适合像文明人那样生活的特殊人种,将他们的居留限制在森林和野外,延续他们自古以来的游牧生活,不让他们接触一切现代化的事物。因此笔者在墨尔本街头溜达期间,几乎难以看到任何原住民的身影。白天的街道,人流以亚洲人种居多,周末晚上则是白人年轻人的天下,他们从一间酒吧喝到另一间酒吧,然后用醉步横行在午夜的街头。这里的原住民几乎只存在于博物馆的历史叙述中,路标告示牌的奋力介绍中,以及原住民艺术作品和手工艺品的消费中。

在这片每一寸都有过他们脚印的土地,笔者几乎嗅不到半点和他们的生活相关的讯息,他们曾经的经历都凝结为展览厅里面的化石。比他们的祖先们具更多忏悔意识的澳洲白人,在几乎难以碰到原住民的情况下,就只能向白白的化石忏悔。虽然这样的表达有点虚拟,不过,他们毕竟在努力挽救着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而我们马来西亚人对于原住民,别说有忏悔意识,连起码的尊重和重视都还不具备。这样的比较更增加了我在街头上看不到澳洲原住民身影的焦虑。

他们屡屡要求被听到

今年3月17日,大约一千名来自西马各地的原住民游行到首相署,欲提呈备忘录给首相,抗议政府考虑修订《1954年原住民法令》。他们对政府这项将有限土地分配给原住民的土地政策深感不满。值得留意的是,该集会却临时遭到政府官员的骑劫,参与集会者被带到该部门的礼堂后,和乡村与区域部长会面。

今年4月6日,原住民事务局(JHOEA)和乡村和区域发展部举行了一项检讨原住民土地拥有权政策的工作坊,涉及的原住民却未受邀参与讨论和咨询。

半岛原住民村落联盟也反对将于6月在国会下议院会期中提呈的《1954年原住民法令》(Aboriginal People Act 1954)修订案。该组织坚持反对这项政策是因为他们在大集会期间提呈的备忘录内容和建议并未获得采纳。建议中的西马原住民土地政策规定,原住民只能获得二英亩至六英亩的耕种地以及0.25英亩的土地来盖房子。

该政策也规定,任何获利的原住民不能再索取任何赔偿或将任何有关农耕地和悠游地(tanah rayau)的诉讼带到法庭审理。

部分华团“看见”了原住民

今年5月11日,林连玉基金主席杜乾焕发表文告时指出,国营电视台制作人周泽南的巴贡纪录片被停播,不止引发妨碍新闻自由的争议,也逼使国人正视东西马原住民所面对的困境。

他说,巴贡水坝迫迁和其他原住民议题显示,“政府在保障原住民权益方面严重失责,也没有遵守《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关于自治权、不得逼迁和合理赔偿的几项条文”。

他指出,《1954年原住民法令》赋予原住民事务局和州政府太大的权力。土地的转移和批准,乃至获取森林资源的执照,只需要谘询原住民事务局总监,无需获得原住民的同意(第六条)。在赔偿方面,当原住民社群要求有关方面赔偿果树和农作物,法令只阐明“赔偿应被州政府视为合理”(11条(1))

因此,林连玉基金促请政府全面修订《1954年原住民法令》和东马两州的原住民法律,承认并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所阐明的原住民自治权利。

杜乾焕也呼吁华社关注原住民,他说:“多彩多姿,共存共荣”是林连玉先生的信念。林连玉基金不仅主张维护华族的语言文化权利,也坚决维护马来西亚各族群的文化权利。“国人对捍卫原住民传统习俗权利有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仅此呼吁华社和全国人民关注我国原住民的困境。”

无独有偶,砂拉越诗巫省华团资讯与研究组,连同砂中区友谊协会时势组,在6月11日联办了一场有关原住民和新闻自由的讲座,题目为“探讨资讯法令与媒体自由讲座会:从国营电视节目被腰斩说起”。

笔者受邀在该场讲座中分享巴贡水坝纪录片遭停播的来龙去脉。与会者在问答时间内询问笔者,砂拉越华人要如何才能突破资讯被主流媒体垄断和封锁的困境,而不少被主流报章冷冻、埋没、压制的杰出新闻从业员,又应该如何突破这种报业垄断和白色恐怖的乱局。

上述疑问非三言两语所能理清,不过至少反映了提问者认同华社应该对砂州原住民以及新闻自由具备高度的关注。笔者以为,如果长期以来剥夺原住民资源的主流社群能像上述华团组织看齐,我们就终于展开了迈向文明国家的脚步。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为前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其制作的《前线视窗》多达十集探讨砂拉越巴贡水坝纪录片,只播出两集便被勒令停播,而他本人也遭停职。该纪录片主要讲述大约一万名原住民因巴贡水坝兴建而被迫迁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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