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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逆开始蔓延:马来西亚中文新闻从业员的反抗历程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月 3, 2010

周泽南

发表于亚洲中文新媒体研讨会,10月3日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前言

2010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后,马来西亚广电界掀起多番新闻主权和言论自由被干预的风波;牵涉的单位包括第七频道私营电视台(NTV7)、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RTM),以及最近的988电台主持人迦玛被革职事件。如果将这些事件置放在马来西亚国阵政府过去以来打压新闻自由的客观脉络下,那只不过是诸多个案的冰山一角,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涉及上述新闻从业受干预的新闻从业员,却接二连三的,以螳臂挡车的方式冲撞体制和向强权呛声;这种在多数人眼中几乎是自毁前途的“绢狂”行为 ,在马来西亚读者,特别是中文读者和听阅人之间引起了不可小看的回响。

从今年4月开始,在电视台前示威抗议,以“快闪”方式倒读主流报章,展示被禁书籍和画作,朗读被禁文章,播放被禁播纪录片,以及通过行为艺术传达表达自由被剥夺的遭遇等等;这些由前新闻从业员点燃,然后结合中文评论作者,艺术工作者以及公民社会力量所进行的反抗行动,虽然对夹持着重重恶法来嵌制媒体的政权好比以卵击石,可是却让越来越多过去不太关注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读者,听阅人以及大众,更加具体的意识到新闻自由被剥夺的严重性,以及争取新闻自由的迫切性。

本文目的乃对上述由新闻从业员点燃,然后在公民社会扩散的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运动进行分析,尝试为拟定突破新闻封锁和媒体垄断的具体策略提供建议。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权益的争取,不仅和新闻自由的争取相辅相成,甚至可以共享资源,互相结合,为荆棘满途的马来西亚民主化贡献一份力量。

马来西亚广电界的新闻干预风波

1.《非谈不可》节目涉政治干预

2010年4月21日,电视节目制作人黄义忠指私营电视台NTV7的政论节目《非谈不可》出现政治干预和媒体自我审查,遂造成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乌鲁雪兰莪补选课题被禁。为了捍卫媒体编采自主的立场,黄义忠辞去《非谈不可》节目制作人一职,并且召开记者会揭发新闻被干预和媒体机构自我审查的经过 。
黄义忠在记者会上念出“呈辞声明”时表明:“我不满公司在吉隆坡和槟城造势活动节目播出,接获两宗从首相署和首相夫人转发的投诉后,没有展开全面和公平的调查,就对《非谈不可》的嘉宾人选和讨论议题,设下诸多不合理的限制。”这项由黄义忠制作的政治清谈节目自开播以来,深获各界好评,相信其理想的收视率和对课题的大胆评论,让恰逢两场补选皆处于不利地位的执政党感到了威胁,遂对谈论的课题和人选加以干预。

2.巴贡水坝纪录片遭腰斩

黄义忠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隶属国营电视台(RTM)第二电视的中文节目《前线视窗》,原订从4月26日开始播出十集探讨巴贡水坝计划对原住民之社会影响的专题,却在播完两集之后就遭到强行腰斩。广播局总监给与的理由是,纪录片含有对正在举行的砂拉越诗巫补选不利的“敏感”报道。批判性极强的《前线视窗》于每周一至五中午12时20分至12时30分播出,播放时段虽然很不理想,收视率却大约有17万人次。

该节目制作人周泽南因为不满国营台高层的禁播解释,在自己的部落格揭发新闻被干预和自我审查的经过,矛头直指广播局总监 。禁播新闻在网络媒体点燃后,国营电视台马上委任一名拥有马华公会党籍的官员叶诗铨,前来监视《前线视窗》和电视台中文新闻组的节目内容。该名美其名为媒体顾问的监视者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禁止播放《前线视窗》的另一个纪录片系列。这系列原订在5月10日至5月14日播出的纪录片,报道雪兰莪万挠新村居民反对建高压电缆的课题。不敢面对媒体和大众的国营电视台高层不仅没有公告读者禁播的原因,也完全没有知会节目制作人陈彦妮,拒绝播放该节目的决定。因为不满周泽南通过网络媒体撰文,继续对该新闻干预事件进行批判,国营台高层开始进行秋后算账,分别在5月13日和8月终止了《前线视窗》制作人周泽南和陈彦妮的工作合约,甚至动用两名警察,将周泽南押送至广播局大门外 。

马来西亚新闻、通讯、文化和艺术部副部长约瑟撒郎(Joseph Salang Gandum),在今年六月份的国会召开期间,否认首相夫人罗斯玛插手NTV7《非谈不可》节目。他是在回答在野党国会议员蔡添强的提问时,做出上诉否认 。他说,NTV7接获公众投诉,指该节目失衡、课题不适合以及谈话内容敏感。为了确保电台遵守法律和避免激起观众不满情绪,管理层和该制作人黄义忠举行会议,但后者坚持其立场,不接受身为员工应该遵守的准则,于是呈辞。

针对巴贡水坝专题被腰斩一事,他则表示国营电视台(RTM)是政府官方媒体,有责任把资讯传达给人民,周泽南制作的纪录片没有对巴贡水坝课题进行平衡的报道,电视台高层才决定暂停播出,他也否认该节目的腰斩并不含政治干预的因素。

3.“早点说马”电台负责人被革职

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MCMC)以988电台8月13日节目“早点说马”内容抵触特别执照第10.2与10.3条件为由,开罚该台马币一万元。拥有该电台的Star RFM私人有限公司和星报集团更以触犯执照条件为由,要988电台的行政总裁黄莉娥、高级经理陈嘉荣及嘉宾主持人迦玛鲁丁(Jamaluddin Ibrahim)去职负责。

8月19日,“早点说马”疑因触犯政府当局“种族”言论“禁忌”,以致嘉宾主持人迦玛遭强制请假,无限期禁声,不得再继续主持。次日,廖朝吉、黄秋月及小马也同样被指示禁止广播,执行总裁黄莉娥与高级节目总监陈嘉荣也不能幸免,被暂时停职。
虽然多方揣测上述革职事件是由马华公会干预所造成,但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强调马华公会绝对不干涉投资臂膀经营星报集团,而且为了贯彻绝不干涉的原则,就算中文电台988遭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调查,仍选择不出面。9月7日和8日,陈嘉荣、黄莉娥与迦玛陆续接获革职信,革职理由就是因为8月13日的节目内容触犯特别执照条件第10.2及10.3条文 。
对广电界新闻干预进行的反抗

拜网络的方便和在传达讯息方面的有效性所赐,涉及三宗新闻和言论自由被广电局干预的前新闻从业员黄义忠 ,周泽南和迦玛,不约而同的充分应用了上述资讯科技的便利,向大众揭发国阵政权干预新闻自主权的恶行,并且身体力行,连同其他关注新闻自由的民运人士,向干预新闻自由者发出了严厉的谴责和抗议。

今年4月底,发生了黄义忠抗议新闻干预和周泽南揭发有关巴贡水坝纪录片被腰斩这两起事件之后,关注新闻自由的民间团体包括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和独立新闻从业中心(CIJ),召集了一批为数大约40人的社会人士,商讨争取新闻自由的后续行动。他们在4月30日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便对上述两宗剥夺新闻自由的事件做出反应,该委员会以聚会日期命名为430媒体行动小组(430 media group),之后易名“528媒体行动小组”。这个团体发动了519示威,528不剪之夜和5月至6月的数场倒读报章活动。除了上述集体活动,周泽南也以评论人身份,对国营电视台的新闻干预,以及当时承诺对巴贡水坝纪录片被禁播一事展开深入调查的副新闻部长王赛芝的失责,进行强烈的批判 ,甚至引起后者发文高声称自己将保留起诉周泽南的权利 。除此之外,迦玛也通过文章和讲座会,对扼杀言论自由的政府机关和纵容嵌制新闻自由的马华公会,加以鞭鞑。

上述这些统称为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活动,可以归纳为五种性质;
(一) 联合发言权被剥夺的受访者,在国营电视台外进行的抗议集会 。
(二) 以倒读报章的“快闪”行动 方式,抗议主流报章不报道同行遭遇新闻干预的扼杀新闻自由事件。
(三) 在5月28日 举行“不剪之夜” ,广邀关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的全国各族人士,前来观赏被禁止的纪录片,书籍和艺术作品。
(四) 发表捍卫新闻自由和拒绝媒体垄断的评论文章。
(五) 通过拍摄人民课题的纪录片 ,突破全国性的新闻封锁。

以下就上述每一种争取新闻自由的行动,进行分析和评价。

1. 抗议广电局干预新闻自由的集会

5月19日,一群以“528媒体行动小组”为首的关注新闻自由的公民社会分子以及万绕新村村民,在国营电视台的牌楼入口处举行抗议集会,声援因揭发报道巴贡水坝计划的负面影响之纪录片被腰斩而遭终止合约的周泽南,并呈交备忘录给国营电视台广播局总监。这份备忘录向电视台总监提呈4项要求:
(1)恢复播放《前线视窗》的巴贡水坝和万挠高电压专题纪录片;
(2)举行公听会,以彻查周泽南被革职事件;
(3)要求修法让国营电视台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机构;
(4)解除负责监控国营电视台中文电视新闻、《前线视窗》和中文电台三组中文节目的马华党员叶诗铨的“媒体顾问”职务。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派遣了数十名警察,赶在集会还没开始之前,就来阻挡和遣散集会者,并且粗暴的抢走了示威者所携带的写了口号的布条。广播局不仅没有满足备忘录所提出的要求,还派遣了大批保安警察严证以待,如临大敌般的对待了这场第一宗在广播电视台前发生的抗议行动。广播局对新闻干预的行动过后还变本加厉,不惜逼使所有合约工作人员签署一份“我会听从命令”之类的行为准则宣誓书 。

虽然这场一次性的抗议活动并没有逼使国营电视台作出相应的举措,答复或检讨,可是却获得了非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同时获得了新闻自由受干预的社区居民的热烈参与。这场集会也间接促成了在野党国会议员蔡添强,在国会提呈动议,辩论这两起干预新闻自由事件。基本上,这场单一的抗议活动固然引起了议员的关注,却缺乏继续跟进的行动。不少评论人将后继无力的原因归咎于不敢挺身而出的新闻从业员 ,也有一些评论者如欧阳文风认为,要求所有新闻从业员向作为“异数”的黄义忠和周泽南看齐,乃强人所难 。

必需正视的问题是,实际上该场示威抗议活动的主体,除了包括黄义忠和周泽南在内的少数几名新闻从业员和社运人士,多数前来壮大场面气势的,是来自万绕新村的村民。这些村民是因为有关他们村子的课题报道,也因为基于“政治敏感”而遭国营电视台禁播,遂受鼓励前来参与抗议集会,以表达他们捍卫家园的发言权被剥夺的不满 。这场还算圆满举行的抗议集会反映出,两名前新闻从业员(黄义忠和周泽南)公然向前雇主和政府呛声的行动,并没有获得为数数千人的新闻从业同行,以行动来支持。

2. 倒读主流报章的“快闪”行动

碍于多数马来西亚群众对抗议集会的恐惧 和新闻从业员本身的“饭碗心态” ,430媒体团体担心继续发动示威活动,将无法获得足够的群众参与,遂借鉴了当时正在国外兴起的“快闪”行动(flash mob)。他们通过面子书,电子邮件等资讯科技,广召不满新闻被干预,言论受压制的群众,在街道,地铁,商场等公共场合,进行倒读主流报章,戴主张人们关闭电视,兼宣传528不剪之夜的面具。他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5个地点,进行了长达10分钟至一小时不等的快闪行动 。快闪行动甚至在槟城,新山两地蔓延开来。

这系列别开生面的快闪行动在初期获得网络媒体和部分主流中文媒体的报道,包括《南洋商报》,《光明日报》,《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可是,接下来的第二场至第四场的快闪行动,就再也没有见报。我们有理由怀疑,垄断马来西亚中文报业的长青集团,已经告示其旗下的所有中文报章,省略这则新闻和活动。

为期数个星期的快闪行动,以528不剪之夜作为系列活动的确高潮,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原本以为这场捍卫新闻自由运动就快无疾而终,可是,988电台主持人迦玛被指《早点说马》节目涉及种族敏感课题而被革职的事件在今年8月爆发后,捍卫新闻自由的快闪行动再度传开,主要发起人迦玛在几个不同地点进行了表达言论自由受损的快闪行动,并且获得了一批忠实听阅人的现身支持。不少评论者,对以名嘴冒出名来的说汉语的马来人迦玛和他的“粉丝”究竟能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上扮演什么角色,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也有媒体系学者期望“粉丝”效应能提升为对政策性的批判,例如傅向红讲师,就通过媒体访问和评论,表达她对马来西亚广电政策如何干预新闻自由的看法和评断 。

实际上,针对上述示威抗议或快闪行动的效应进行更细致的评估,是值得从事进行的研究。比方说,这些行动如何促进了关于媒体自由的思考和舆论,如何激发听阅人更加广泛的参与,如果能加以策略性的探讨和策划,甚至如何结合各语文族群捍卫新闻自由的力量,势必能对将来的捍卫新闻自由运动,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3.5月28日“不剪之夜”

2001年的5月28日,象征着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特别是中文报业公信力开始一落千丈的分水岭。528媒体行动小组选择在528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表达自现任首相纳吉上台以来,对媒体大肄加以嵌制的铁腕手段的不满。行动小组结合了一批具有社会关怀的本地艺术家的力量,打造了一场诉求多样化,节目跨越族群的“528不剪之夜”。

“不剪之夜“邀请了前新闻从业员,作者,艺术家们前来发表他们遭政府“剪掉”(禁播,禁发表,禁售卖)的作品,也广邀关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的全国各族人士,前来观赏被禁止的纪录片,报道,书籍和艺术作品。该节目吸引了两百多名个族群人士前来参与,普遍获得好评 。

虽然参与发动“不剪之夜”的新闻从业者和艺术工作者,并没有在该活动之后再举办和捍卫新闻自由相关的活动,可是部分涉及的艺术工作者和纪录片工作者,参与了由周泽南组成的重新拍摄巴贡水坝纪录片的队伍,以半义务的方式,投入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为发言权受剥夺的巴贡原住民争取他们应得的权益。可以说,不剪之夜成功间接的网罗了一群对争取表达的自由(不论它是新闻报道形式,纪录片形式或者视觉艺术形式)具备热诚的跨领域人士,共同为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巴贡水坝原住民寻找继续发声的管道。

4. 新闻自由和媒体垄断的舆论建设

自今年5月以来发生的数起广电界新闻干预和言论自由被剥夺事件,再度引起了中文评论人的深切关注。评论作者一般相信,对马来西亚媒体自由造成伤害的已不止于通过种种不合理法令和行政手段压制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集权政府;主流媒体意图明显的对上述事件不给与报道,已经充分反映它们已经完全受控于政权,丧失了公信力和新闻自主的现实。
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背弃了新闻自主原则和人民喉舌的主流媒体,不仅不对同行受政权打压的新闻给与公正而平衡的报道,还利用他们垄断平面媒体的优势,向不知情的读者散播不利于反媒体垄断运动者的讯息。《星洲日报》的沟通平台,就是这类扭曲现实,误导读者的佼佼者。

为了避免马来西亚广大的中文读者和听阅人接收这类扭曲而偏颇的资讯,以WAMI成员为主的评论人,积极在各网络媒体撰写文章,揭发,批判,论证国阵政权对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的嵌制,以及星洲报业集团垄断中文报业的后果和恶行。

5. 突破全国性新闻封锁

如果缺乏网络媒体的落力报道和配合,上述由前新闻从业员点燃,公民社会扩展,评论作者催化的捍卫新闻自由运动,将无法收到可观的成效,换言之,网络媒体在促进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方面确实功不可没。然而,这现象其实也暗示着一项更大的隐忧,那就是,对于那些无法享有网络设备的民众而言,种种不在主流媒体报道之列的事件,将永远不在他们知道的范围内。

截稿为止,笔者还无法确认马来西亚网络使用率的可靠数据,一般相信,全国网络使用率不及百分之35。如果这项估计正确,不仅意味着有百分之65的人民并不知道纳吉担任首相以来,种种侵害砂拉越巴贡区原住民发言权,万绕新村村民言论自由,以及广电界新闻自主权遭剥夺的重大新闻和事件。同时也反映出上述由430媒体行动小组所展开的示威活动,快闪行动等,无法通过网络媒体之外的传递方式,向广大的群众宣传。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主张并且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尝试通过纪录片这种传媒管道,将人民有权利知道的真相,尽可能传达给更多的大众。重拍巴贡水坝纪录片,然后举办巡回播放会,只不过是突破新闻封锁,为受边缘化的原住民赋权的一种尝试。这项运动如果缺乏更多新闻从业员,纪录片工作者或公民社会的长期投入,只能收杯水车薪之效。

其实马来西亚并不缺乏可以开拓媒体新局面的人才,可是大多数新闻从业员受制于各大媒体集团施加在媒体从业员身上的“专业主义”,许多人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添上不必要的白色恐怖,处处以不便得罪“老板”为前提,掌握权力和地位者则假扮中立和客观,不敢在推进国家新闻自由的民主进程中主动承担改革的角色。这种局面不仅对促进国家民主化构成严重的阻碍,对新闻从业员本身人格的健全发展,亦形成不必要的负担。

清末民初的文人,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曾经为了办报兴国,改变群众,促成天下大同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这笔精神财富传承者的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从业员,如果背弃了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对不起办报的先贤,如陈嘉庚,胡文虎等,更是对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身份的污蔑。

争取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赋权运动

虽然捍卫新闻自由在马来西亚还是个不成气候,称不上“运动”的活动,然而,假以时日,必定能结合其他公民社会群体的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它的功能和效用。以笔者参与的原住民赋权运动为例,这个长久以来被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今大量依靠网络媒体,纪录片工作者和公民社会的支持和报道,才让他们的新闻和课题,逐渐在非主流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因为巴贡水坝纪录片被腰斩而开始广为人知的砂拉越原住民的命运和课题。因为这起新闻自由被干预事件,原住民的权益也成为国会开始关注的课题,而长期以来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充分应用了媒体曝光的优势,更深入而全面的将原住民的课题介绍给更广泛的群众。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日的“砂州原住民弹奏巡回演出”(916 sape tour) ,之所以能获得公众不俗的出席率和反应,并且成功进一步将巴贡水坝对原住民的灾难性影响加以突出,依靠的不仅是网络媒体的积极宣传,更是公民社会受到关于原住民课题的报道所感召,而落力支持为原住民赋权的结果。

由《当今大马》和黄义忠,笔者等长期关注和报道原住民课题的媒体工作者所倡议成立的“支援原住民记者和作者基金”,更是对有意为捍卫原住民发言权的新闻从业员,作者,纪录片工作者等,提供最直接的经济支持来加以鼓励。这样的计划无疑更加巩固了捍卫新闻自由和争取原住民权益相辅相成,并非巧合的现实。

其实,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和原住民维权运动,两者能并行不忤,是因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争取本身,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之一,正是最需要保障其发言权的绝对弱势群体原住民。最弱势的原住民让公众,尤其是新闻从业员充分意识到,他们所捍卫的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其实和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类性命,生存和未来息息相关,而不是抽象的口号和概念。反过来,透过争取新闻自由才能落实原住民赋权的运动也让后者了解到,没有新闻自由,原住民的困境将无法有效的传达给主流社会的群众,而这些生活更接近本质的群体,所坚持和保存的善良,纯朴,坚定,正直,正义等等优秀的人性价值,也将无法感染习惯养尊处优,却逐渐偏离生活目的的都市文明人。

边缘决定中心的时代来临了吗?

有关原住民课题的报道,向来在几乎所有媒体中都是最弱的一环。特别是在还没有发生2008年3月8日的马来西亚政治大海啸之前,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另类媒体,都以相当有限的篇幅来报道有关原住民的议题。308之后有一段长达数月的时间,所有媒体都毫无例外的将全国新闻和课题的重点聚焦在民联领袖安华宣布东马将会有数十名议员跳槽,以便能让民联执政的新闻上。当然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新闻终究没有实现。

近两年以来,马来西亚媒体的聚焦重点,一如既往的被种族课题所笼罩,一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可以留意到,在种族课题喧闹的夹缝之间,原住民的人权课题,特别是东马原住民的课题,受到了网路媒体和某些报章的关注。笔者以为,这现象一方面源自媒体从业员本身对弱势课题的主动关注,另一方面却产生于一种边缘最终决定中心的新闻自由趋势。

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年代,种种环绕在主流社会的新闻和言论尚且争先恐后的等待着被揭发和曝露,边缘族群和群体的课题即使更严重,也只能处于被压抑的处境。如今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主流媒体不得不作出资讯自由化的变革,长久以来遭到忽略的弱势群体的课题,自然而然的进入了读者和听阅人的眼帘,并且成为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以不具备公民身份的马来西亚国民的课题为例子。由于被本民族中心思想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文报章向来只关注“马来西亚华人”还持有“红色身份证”,而不具备正式公民身份的问题。内安部长把一张身份证派给一名等了一辈子终于才获得“蓝色身份证”的华裔老人的小新闻,可以以大篇幅报道的方式荣登本地华文报头条新闻报道。砂拉越有6万6千多名无证公民的严重现实,却不在这些媒体所知道或兴趣的范围之内。然而,国营电视台中文节目《前线视窗》和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率先在去年11月对砂拉越巴南河中上游的无证公民问题进行了系列报道,打破了中文媒体向来只放大“族群内”课题,而忽略弱势族群课题的新闻从业盲点和关心层面无法跨族群的文化格局。

比起资讯相对丰富,物资相对繁荣的西马来西亚,东马,特别是原住民社群,拥有太多应该引起媒体关注的问题和基本人权被剥夺的课题和事件。这些来自边缘的处境和现实,让习惯处于中心位置的各类型马来西亚媒体不得不反省,过去的所谓“新闻嗅觉”以及对新闻和课题重要性的判断,会不会是西马中心主义或吉隆坡中心主义的产物。

来自边缘的声音不仅让媒体人,也让主流社会的人民看到,更大的课题不一定在中心,而往往在边缘。而真正的改革以及改革的力量,也往往从边缘开始,逐渐影响中心,最终席卷中心。不为别的,因为中心得依靠边缘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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