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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义的终结者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二月 27, 2010

作者/周泽南专栏 Dec 25, 2010 12:29:08 p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 在这个科技越来越普及化的时代,资讯的传播可以跨越族群、民族、文化和语言,却无法担保现代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不会朝越来越封闭、保守、狭隘的“部落主义” 发展。《族群》(Idols of the Tribes)一书的作者伊萨克(Harold R.Isaacs)这样形容人类社会变本加厉的部落主义(tribalism),并提出他的担忧: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

部落主义是一种退守到人类个人意识尚处于蒙昧时期,需要靠对种族的集体认同来确认身份和寻求安全感的简化思想。举凡社群主义、种族主义和基于肤色、宗教、语言等形式的民族主义,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却都可以归类为部落主义。

部落主义的追随者以维护本部族的尊严和利益以及效忠部族为最大的使命。在马来西亚的社会情境下,部落主义可以表现在独尊国语或捍卫特定族群特权的极端行为中,也体现在凡事皆以本族群的权益为优先考虑的社群主义思想中。显然,前者的最典型代表是土权组织(PERKASA),后者的最佳示范则是号称以捍卫华社权益为目的的马华公会、国大党和大部分华团组织。

一种种族政治,两种解释

全世界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同,马来西亚是一个只能互相容忍,而不曾真正团结的多元社会。国族塑造(nation building)屡屡被提出和建议,却都以失败告终。如果要在这个国家各族之间寻找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第一,所有人民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多元语言、文化、族群的社会;第二,这个多元社会一直都处于族群分裂的不安全感之中,而从来不曾出现过真正的融合与团结。针对上述共识,不同族群可以为其根源和结论,作出绝然不同的解释。

例如主流的马来族群会先就历史角度将族群的不团结归咎于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然后再怪罪不同的语言教育源流,将国民分化为说不同语言和实践不同文化的族群。少数族群如西马的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则倾向于将不团结归咎于政府对不同族群施行的差别待遇。

实际上,两个族群的解释都不完全错,可是也没有完全对。将不团结归咎于不同的语言或文化实践的道理不仅非常牵强,而且如果为了“大家看起来一致”的表面团结而将文化差异抹平扼杀,其所将引起的反弹,足以让团结一致的梦想彻底破灭。那是因为,寻求各自族群身份特征以及文化的延长和存活,自古以来都是顽固异常的坚持;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愿意为了国民团结而牺牲自己族群特征的延续性。因此,语言或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不仅不人道,也完全不实际。

另一方面,将族群关系不融洽完全怪罪于政府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也不是完全恰当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政府完全撤销了对不同族群具有差别待遇的语言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等;不同的族群基于结社的需要,还是会物以类聚,而无法在自动自发,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促进族群间的互动和团结。

笔者认为,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具备双重性,它即是受到国际人权宣言保障的“权利”,也是将人类分化的惰性。因此,谈母语教育的争取,如果只一味的强调物以类聚的权利,而不谈促进族群之间互动和理解的义务,肯定无法达到理想和谐社会的目的。

躲在各自族群的舒适区内

过度的舒适会让人怠惰,并减损思考的敏锐度。西马三大族群在各自建构的社群里面如鱼得水的生活、信仰、学习母语以及社交。他们虽然不时得面对来自政权对母语教育发展的压迫和阻碍,可是大家在各自母语和族群文化的庇护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非我族类无法融入的隔阂和围墙。

这种隔阂最具体的表现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例如,由马来团体主办的各种活动,不论官方或非官方,都不假思索的认定参与者必须谙国语国文,不谙国语似乎背负着不爱国的罪过。因为对语言有了这一层莫名其妙的尊卑排列,所以他们连在形式上询问是否有不谙马来语的参与者这层门面功夫也省下了。

实际上华团也好不到哪里去。凡是他们主办的活动,必然假定所有出席者一定谙华语中文,他们作为一个长期受独尊国语政策压迫的少数族群团体,认为没有“义务” 为不谙华语的其他族群提供理解和沟通的方便。诚如林连玉基金会主席杜全焕博士在“多元社会的语言人权”研讨会致开幕辞时所说:“少数族群在被主流族群边缘化的同时,也在边缘化其他非主流族群”,不仅如此,华社在语言使用权利被剥夺时,也间接剥夺其他族群参与的权利。当他们这样干时,一点也不心虚,也一点也不觉得那已违反了自己的义务。

笔者认为,如果各族人民继续躲在社群的舒适区内而不愿意主动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参与,种族政治不会有根治的一天。

集体返祖的认同意识

上述这种体现在族群语言的使用上的部落主义,导致少数族群在谈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身为公民的义务,这种部落主义最终只会把国家带向万劫不复的分裂。伊萨克又说:

“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对。”

几乎所有受殖民国家,都是通过鼓动民族主义来争取独立。而这些国家也几乎毫无例外的,从当初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逐渐变质为促成国内不同族群内斗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主义。例如,马来亚独立的动员力量来自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独立后,由于联盟政府操弄种族政治,反殖民的马来民族主义变质为“防范式” (defensive)的马来民族主义。再经过新经济政策,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等等充满差别待遇的措施的推波助澜,马来民主主义进一步恶化为 “压迫式”(oppressive)的民族主义;即压制弱势族群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

华人等少数族群在上述马来民族主义的长期压迫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兼具反应式和防范式的社群主义。这种马来民族主义和华人社群主义之间的挑衅和叫喧已经把西马的政治舞台变得俗不可耐,乌烟瘴气又缺乏创意;马来种族主义的代表者诸如土权组织或巫青团的例场率先发表种族极端的言论,然后认为华社权益已遭侵蚀的华团组织纷纷发文告批判上述言论。这种一来一回,没完没了的舌战,归根究底,都难逃从本族群的利益出发的动机和立场,去抗衡他们认为侵蚀本族群地位的言论或举措。

跨越族群边界才是真正的跨族群

308 政治大海啸见证了种族政治遭西马人民唾弃的开始,而近年来一些民间组织如林连玉基金的“跨族群”努力,更是难能可贵又充满远见的举措。然而,跨族群行动如果没有从认识的根本上跨越族群边界,而只从文化实践上增加族群交流的活动,终究将沦为劳民伤财而流于表面的活动。然而,跨越族群边界究竟意味什么?

约翰(John Edwards,1994)将族群性(ethnicity)定义为:“从真实的或被视为共同结合纽带,如语言、种族或宗教方面获得的一种群体认同的意识。或者指国家内部不同的共同体(community,亦译为社群),其成员除了在客观上具有或者想象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文化或共同的历史经验,同时在主观上具有祸福与共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

类似上述对族群的定义能够提供的疑惑其实多过答案,例如,最主要的结合纽带究竟是语言、宗教、种族、历史还是共同的政治命运?其中的一些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这些结合的纽带的客观成分比较大还是想象成分比较浓?这种“客观”和“想象”的成分,在构成族群认同方面何者的角色更重要?虽然学界在上述问题的争执中尚未有定论,可是民间却向来不假思索的认定,族群特质是“客观存在”的,族群边界是固定不变的,族群身份的确定性俨然如“真理”般彰显和不证自明,上述种种关于族群的迷思可以统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巴特(Fedrik Barth)提出,边界(boundaries)在族群的界定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族群是由其成员所划下的范畴,形成族群特征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因此一个族群的边界所指的不必然是地理的边界或疆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一个自我定义其边界的族群,往往通过强调其文化特征来限定我族的边界,以排除他族(非我族类)。族群边界的维系往往只需要一些文化特征,而并不需要非常多的文化特征。”

因此,所谓华人、华族、华裔或者华人文化,都不能排除约定俗称和集体想象的创造,甚至虚构的成分。如果我们对族群身份的不确定性和非真理性具备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就不会不假思索的动员民族情感来捍卫“本族”的权益,或者将本族和他族的边界和差异无限放大。对族群特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能让我们摆脱固步自封的文化和族群观念,并且乐意接受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共同性和同源性。这种思想上或认识上的变革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却是让种族主义再也无法轻易得逞的最珍贵的社会资本。

笔者主张,如果一定要为公民社会的时代任务寻找一个终极任务,破解在族群观念上持本质主义思想的努力,就是未来马来西亚各族社会必须携手完成的千秋大业,而贯彻这计划的最恰当管道,就是通过各社团组织以及教育机构,来认真贯彻“批判的文化多元主义”(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 现从事纪录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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