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shanti5282046’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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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528前夕:当知识份子背离常识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五月 26, 2011

周泽南

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的528事件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是一个适合反省的期限,反省什么呢?例如10年前的“救救南洋”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救救独立”;例如当年反对报业被政党收购,如何演变成反对星洲集团的垄断,到今天不同媒体和个人如何对所谓新闻自由延伸出了各种自由诠释。

从《独立新闻》在线公布财务危机,呼吁公众募款协助该媒体生存至今,我不仅没有随着大队起舞,当个私下苦哈哈还得乐善好施的知识分子或起哄人;甚至不曾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这件一般认为是一件重大新闻自由事件的现象。很多呼吁大家慷慨解囊的评论人,部落客或知识份子,把募款给《独立》的重要性描绘成不捐款就等于不捍卫新闻自由的样子。我一直很怀疑,很纳闷,那不是因为我跟《独立》工作团队在合作上闹过什么意见,而是心里隐隐觉得,市面上的种种知识分子的“论述”,呼吁,立言,似乎背离了平民百姓的常识。

如果当年南洋不是收购而是收盘

从1998年至2001年,我在《南洋商报》度过了自己的,也是报馆的黄金岁月。我在猜想,如果2001年5月28日,拥有南洋报业股权的丰隆集团公布的,不是报业被马华收购而是因为财务危机而必须收盘,我相信很多对《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南洋报业旗下数十个杂志的忠心耿耿的员工,第一个反应不必然是另谋高就,而是会想尽办法,包括自动减薪,让南洋报业能够支撑下去,以便能够继续中文媒体(主流)的理想事业。

从陈嘉庚创立南洋商报至今,少说也有80多年历史,这么大一家的报馆老员工即便不是认为自己身负“捍卫新闻自由”的重大使命,也会基于报馆的存在历史而依依不舍。就像许多有担当的企业总裁或高层一样,如果某家报业或媒体频临收盘,为了抢救,这些人士往往会不惜主动削减自己的薪金,以便能让自己的公司生存下去。身在越高位置的人,减薪的幅度通常越大,因为如果他们在企业面临倒闭危机的关键时刻还优先顾虑自己的饭碗,良心上会过不了自己那关。

我在《南洋商报》的日子虽不算长,却也认识不少没听过新闻自由的印刷工人,送信的印度人,食堂冲茶的安弟;我相信如果南洋闹收盘危机,南洋CEO以身作则,自愿减薪一半以示和报馆同仁共度难关,上述这些对新闻自由没有概念,只隐约觉得中文报业办的是理想事业的平民百姓,也乐于削减他们原本已经微薄的薪水,以示和报馆共度难关。

在《独立》这件事上,我不以知识份子的身份登高呼吁公众募款,以成就新闻自由的伟大事业。一来是我自己没这个钱,二来是我开始怀疑,直接将募款救独立等同于捍卫新闻自由,会不会过于草率。我没有否定《独立》过去6年来在突破资讯封锁,提倡言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可是为何《风云时报》和The Nut Graph在收盘的时候,却没有激起这么大的群众效应,也没有大力主张救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或许是舆论操刀者的影响有关吧?

该不该减薪和不领稿费?

作为《独立》的专栏作者之一,我觉得份内该做的是继续供稿,但停止领稿费,直到《独立》克服危机的那一天。我没有应用自己的“身份”(我也不知道值几个钱),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公众募款,因为我的职责告诉自己,如果准备这样做,就不仅必须促成募款数额公开化,也应该将所有《独立》员工的薪金数额公开化,以便让捐钱的公众来评断,自己缴交的血汗钱,是不是物有所值。

理性论述包装下的温情和乡愿

如果今年要颁新闻自由奖和公民社会奖,我第一个推荐的人选是远在伦敦的前英国首相弟媳Clare Rewcastle.她创办的Sarawak Report新闻网站以及Radio Free Sarawak,在最近举行的砂拉越大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新闻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第二人选我会提名黄文强。虽然基于合作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已形同陌路,可是他以具体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全国民主进程的深切关注,更竭尽所能,使用各种媒介揭发选举的舞弊事件,完全置自己的安全,身价,待遇而不顾。

可是由于上述两人都不在华人“非主流”评论人/媒体人/知识分子的圈子内,所以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对社会运动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都不在前者聚焦点内。相反的,基于很多评论人和《独立》是处于圈内份子的关系,后者的重要性涉嫌被放大了;这样的举措很难说不是温情主义和乡愿的产品。

社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问社会运动,只管赚钱,甚至不介意知识分子嘲笑他们的自私自利和目光如豆,这种人固然欠揍,却直率得可爱。第二种人全身投入在成就社会运动,不问自己的身份,地位,荣耀,只问自己的行动有无成效;这一类人我认识的不多,但至少举得出几个名字;Clare,黄文强,Steven Ng,Hilary Chew,Baru Bian,施志豪,郑yi强,黄业华,李健聪,YB Fuziah,廖天才,黄孟祚等(如有遗漏,恕不枚举)。

第三种人最具有保护色,擅长制造连自己也相信的面具。这类人非常自觉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运动份子的身份和地位,可是比起真正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他们享用着优渥的薪水,年终花红等等和新闻自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让他们比第一种人优越的是“在不必牺牲饭碗的前提下参与社会运动”的道德光环。他们喜欢用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拉开自己和自认是“饭碗记者”的距离,却不准备为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牺牲自己享有的薪金,身份和地位。

528十年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没有越来越被稀释成口号大于实际的符号?专业报酬所带来的舒适,身份和虚荣是否越来越需要仗着理性论述的面具,来掩饰互相吹捧,互惠互利的温情和乡愿?十年虽是个试金石,我们不必急于审判,让再一个十年为我们见证,今天口说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们,十年后还是不是在为同一件事情付出他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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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的多重身份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五月 14, 2011

多重身份的艾未未

作者/周泽南专栏 May 13, 2011 12:54:34 pm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2007年3月23日,中国媒体《南方周末》访问艾未未的时候问道:“你是很前卫的,对社会上的哪些痼疾和问题很看不惯?” 艾未未回答:

“我首先看不惯我自己,其次看不惯我周围所有的人,从我的家庭,到社会,上至国家,到任何权威,我都很看不惯。因为我觉得所有在这些名义下的身份都很可疑,这些身份即没有完整的道德伦理基础,也没有令人叹服的行为方式,甚至不具备让人感到有一点点迷惑,有一点点快感的瞬间,所以,我是彻底的看不惯。”

2011年4月,这个看不惯家庭、社会、国家和任何权威,任何身份的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中国维权份子,被中共绑架,抛进不知名的大牢,至今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中共的文化打手没有尝试找出真相,反而四处散播关于他的谣言。

很多人对于身为艺术家的艾未未竟然能做出维权的举动而觉得他很伟大,可是我以为他不过是尽力想活得正常一些,让自己看得惯一些。看来,真正看不惯个人的是那个集权政府,他们看不惯艾未未的健康和正常,硬将他和谐了。一个对公共领域没有半点尊重的国家,任何正常人都看不惯,要看惯了,那个社会才没希望。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被腰斩

最近,我也越来越看不惯我们的社会和有身份的各种人物,所以自我流放到那个集体的国家。5月1日,我赴北京参加原订在宋庄举办的第8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那里有数十部杰出的中国国内外纪录片等待放映,却因为艾未未被扣的关系而流产。主办当局预谋换个场地进行地下放映,却碍于到处监视的便衣公安而告吹。所以我在北京的纪录片交流周没有看过半部纪录片,每天只管往胡同、地铁、书摊和展览馆转。

艾未未即使没有被逮捕,已经是个对社会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艾未未工作室出品的纪录片包括《花好月圆》、《三花》、献给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大型声音作品《念》,历时近两年,艾未未工作室对杨佳案的全程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讲述冯正虎回家的故事《美好生活》。

四川大地震过后,艾未未从2008年12月15日找到第一个遇难学生名字开始,做了五一二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一年里面,调查覆盖了灾区14个县市、74个乡镇,154所学校的受灾情况,收集到5214名遇难学生的信息,确定姓名、年龄、班级、学校、地区和他们的父母信息4851人,制作成纪录片《4851》。《老妈蹄花》是艾未未工作室为2009年8月12日“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审理过程中,四川成都警方拘禁证人,暴力干扰司法程 序而制作。谭作人因为调查512汶川地震伤亡学生与豆腐渣工程问题被起诉。单单从量来看,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已经超出许多专业纪录片工作者数年的总和。

《童话》是艺术家艾未未参加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纪录片《童话》则是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2007年,艾未未邀请了1001位不同年龄、背景的中国公民前往德国卡塞尔市。 同时作为艺术家的维权人士艾未未,不仅常常让没有身份的中国公民参与他的艺术创作过程,还为他们制造工作机会,因此他作品的社会涉入既广且深的。

艺术家不必当政治白痴

2007年1月10日艾未未接受RMM杂志访问时,对方问:“对于你来说,艺术与政治是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

“人的所有行动,都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艺术作为人的活动,和政治很难分割。艺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可能,在他人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某种可能和引起影响。”

我在据说住着六七千多个艺术家的宋庄思考着马来西亚艺术家的状况,一方面为那些特别是被主流边缘化的艺术家担心,要是见识了宋庄艺术群体的庞大建筑、格局和事业,会不会羡慕;另一方面又不免要比较,为何大多数广义的创作人,包括艺术工作者、作家、学者、艺人等,都汲汲于将自己的作品和作风和政治,或者准确的说,是维权,隔开一道明显的距离?何以这些创作的群体不能将创造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可能性的公共领域上?

艺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和可能是一个公认的条件,可是如果这个表达的自我特意逃避和群众、政治、权力角力的碰撞和冲突,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有意义的感染和影响。难道我们的创作者,不论是从事映像、音乐、文字还是知识的生产者,都不够努力打开自己,还是因为受限于汲汲经营的身份?

4月18日,我和另外四名评论人/学者/媒体人在马六甲同台演讲,对主办当局的热忱和用心刮目相看,唯一看不惯的是他们对主讲人“身份”的强调;XX教授、XX博士、XX硕士,彷佛姓名后面若没有个“兽”或“士”,其说话的公信力就要打折。

身份和存在成反比

五月,我褪下所有可能的身份;资深媒体人/记录片工作者/评论作者/无业游民,隐身在大陆13亿人口中,和缺乏身份的民工、老农、市民一起挤地铁,串胡同,逛书摊,看祠庙,没有表达自我的欲望。

在人山人海的地铁站,我观察许多车站服务员仗着小公务员的身份,对问路的乡下人和不熟悉航线的民工露出不屑的嘴脸;在拆迁得七零八落的胡同看午间小休的民工,单手握着五个包子蹲在路旁啃。他们即便没有笑容,缺乏身份,却具备更多可以被感知的素质,或者说存在感。我很难从自己社会稍具身份和地位的人们身上感知到类似的存在感,他们的存在感或许被职务、重要感、荣誉等光环给遮蔽了。

被巨型的艺术村占据的宋庄,存在感被刻意美学化、却往往弄巧成拙的建筑物稀释了。我也到“艺术北京”国际艺术展;数千件艺术品的个别存在感也因为被堆积在巨型的货舱般的展览馆而减损了。在集体的空间或国家社会,不论是艺术品还是个人,一旦物以类聚,未必百家争鸣,反而被表达欲互相抵消。

这也让我联想起我们的中文评论界(如果还算界的话);有时候我们表达,不是因为关注某人,某事或者某课题,而仅仅是为了标榜一种被认可的身份,然后自爽。

集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纪录片制作人、维权分子等身份于一身的艾未未,对不碍于身份或者比较自觉,这允许他跨界,而且不论什么界都有特出的KPI。

前卫人士该洗澡了

艾未未的知名度来源之一,还包括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的设计参与者,我没有去参观这栋据说很前卫的建筑。中国媒体问艾未未:“不少人称你为前卫艺术家,你认为什么是前卫呢?”

艾说:“是不是说身上有某种气味,前卫艺术家应该洗一次澡,把这种气味洗掉。”

作为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的言论看似虚无,却不曾缺席于大是大非的行动。他在中写道:“中国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普照。民主政治、物质财富和全民教育是现代主义生存的土壤,这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是理想追求。”

这也是出自1997年《灰皮书》的文字:“将对潮流的关注变为对个人方式和问题的关注,将对形式的探访转变为对生存处境,精神价值的探访,艺术才能有所觉悟。”

以上引述自艾未未的文字,来自其唯一的著述《此时此地》,我逛了北京的六处书摊、书局、书店、书城、书市,只在一间叫雨枫的小书店书架上看到此书。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真是漫长得看不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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