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shanti5282046’s Blog

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Archive for the ‘性工作’ Category

比嫖客更糟的文字工作者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二月 11, 2010

周泽南

刊登于《自由今日大马》2月9日

世上男人大致有3 种;嫖客,圣人和伪君子。他们对性工作者的态度分别是;利用或同情,尊重,以及靠贬损性工作者来自鸣清高。也有不少男性的态度,介于3 者之间,不过明显的是,最下流,卑微,以及危害社会最大的,要数那些通过贬低性工作者为“不纯洁”和“自甘堕落”,来唆使广大读者歧视性工作者,对这些命运不济的弱势群体进行二度伤害的文字工作者。

这些下流的伪君子,在报馆担任副总要职者有之,在国营电视台担任节目制作人者有之,在报馆地方版呼风唤雨者有之。《独立新闻在线》专栏作者黄书琪,写了一篇鸿文(见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2281.html)来陈述这些文字卫道人士,漠视早期南来华人女性里,有不少被逼从娼的历史现实,并指出这些男性在批评首相纳吉的前助理纳西尔(Nasir Safar)的华人女性卖身论的同时,也在复制着歧视性工作者的权力话语。

出卖灵魂品德更贱

黄书琪写道:“可令人更感震惊与愤怒的是,手中执笔的媒体人却把性工作者视为侮辱的代名词,自以为不从娼者的灵魂定比从娼者来得纯洁,殊不知,用肉体赚的钱可能要比许许多多出卖灵魂的白领所赚的钱更为干净。”

笔者以为,若以各行各业的性质和意义来衡量每个人道德伦理的高下贵贱,在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今天,除了从事彻底奉献,完全没有私利的圣人,恐怕没有多少个人能够声称自己的职业是高尚的,而性工作者的职业则是下贱和不道德的。就以媒体行业为例,除了一些非主流媒体,试问有多少家主流媒体的新闻从业员,包括其高层,是在从事100%的良心工作?

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国家机器操控的国营台,受巫统控制的私营台,以及受星洲报业集团垄断的所有中文报业。他们所报道的新闻的确实性,所发表言论的客观性,所掩盖不报的新闻的重要性,都减损了其媒体专业的道德。而作为不敢违抗媒体主子的一分子的文字打手,其工作上的非道德性,将随着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的幅度而增加。其对整体社会的危害,大大超越了一名实力弱小的性工作者所能制造的破坏。

误解偏见伤害更大

比方说,某名照顾客人和自己性安全的性工作者,如果没有将疾病传给嫖客,基本上他或她不必背负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罪名。即便是一百个性工作者之中出现了一个害群之马,因为坚持不用安全套而促成了传染病的扩散,他能促成的危害也不及一名在拥有数十万读者的媒体人或评论人,在制造舆论时公然歧视性工作者,所能引起的破坏和伤害。

如果攻击弱势群体的是一名受万人敬仰的传教士,政治人物等公众人物,他所造成的实际伤害就得加倍了。换言之,他的不道德程度,将比有意将疾病传给嫖客的性工作者多很多倍。

书琪的观察是对的,抗暴是不分种族,性别和身份的。一个不彻底的评论人,在反对种族主义时,如果允许自己的性别歧视和对弱势群体的粗暴判断,他制造的误解和偏见足以将自己的正义秉然和良知抵消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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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厂街东马性工作者:四重弱势处境的想象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月 15, 2009

周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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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但逐渐破旧的吉隆坡茨厂街,有不少来自东马的原住民性工作者。他们是收入低下的大马男性,包括外籍劳工,发泄性欲和寻找温柔代替品的对象。肤色白皙,面貌娇好,个子矮小的她们,在东马的家乡,可是有名有姓,有血有泪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通过未明的管道来到这里,成为无名无姓,无人认识,也无从关注其福利和命运的性工作者。

 

 

或许是她们之间不曾发生过任何足以引起轰动的事件,可能包括谋杀,自杀,情杀;或者逃亡时受伤等等。这样的群体不仅在国家,社会里毫无地位,连媒体也不曾留意过她们的存在。或许,唯一可能对她们有印象的是那些和她们有过亲密接触,却从来不曾进入她们内心的嫖客。换言之,她们在这片土地和国度付出劳力,体力,甚至一定程度的尊严,换来的却是彻底被忽视的存在。说实在的,我对这些群体的好奇,远远超出都市里的现代和后现代女性,以及在东马森林和乡村的原住民女性,或许是因为她们处于至少四重弱势的地位和处境。

她们的出身-东马,是第一层弱势。或许换作是在公路,水电供,医药,学校等设备比较发达的西马,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就比较高,高到足以不必让她们离乡背景,到西马来当性工作者。原住民身份是第二层弱势,如果她们是相对富裕的华人,特别是那些伐木商的后裔,她们也不必沦为目不识丁的女性劳动力,然后在全国最贫穷的两州失业,被逼踏上拥有上百年卖淫历史的茨厂街,成为整个国家地位最低下阶层男性的发泄对象。

第三层弱势或许是她们的女性身份。许多东马原住民女性要承担的养家活口任务,甚至比男性来得重。入侵东马的种种“发展”计划,特别是水坝的兴建,油棕园等等,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直接打击原住民的生计,究竟有多少原住民女性因此被逼投入性工作市场,应该没有人进行调查和估计。

第四重弱势当然是性工作这一份不受承认的行业。国家从她们身上获取好处,例如间接减少强暴案的发生,让外籍劳工和本国劳动阶层具备一些情绪的出口,可是却恩将仇报的,将她们视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打压对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或许她们之中,有一小部分的例外情况。这些原住民女性可能受了女性主义意识的洗礼,而自愿选择用躯体换取糊口的资本。可是我相信这样的机率很渺茫。

她们究竟必须经历什么,来承受以上三重弱势在她们身上所施加的压力和挣扎?这个残忍的国家和社会,对她们的处境做了什么雪上加霜的举措?这些终究都是解不开的问号。如果我国的政府,媒体,公众人士,且不说如何“拯救”她们,即便是对她们作出理解和同情的努力也不曾进行,甚至在未来的50年也不准备进行,这样的政府是没希望的,这样的媒体是没有毅力追查真相的。这也是我身为媒体从业员的遗憾之一。

这个世界或许不需要太多的信仰,神喻,道德和真理,而是发现,理解和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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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除罪化或合法化-性權的理想與現實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性工作權(系列3

東方專題

周澤南

污名化、除罪化或合法化

性權的理想與現實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大馬未有積極主張捍衛性工作者權益的組織。性工作合法化與否的討論,也從未提高到政策與理論的層次。因為社會道德所不容,性工作者更從未「現身」捍衛性自己的權益。

在大多數情況下,媒體對性工作者的報導,甚至停留在「嚴懲社會牛鬼蛇神」的道德說教層次。例如,這是中文媒體在報導遭警方掃蕩性工作者時最常用的敘述手法:

「警方向來自各國的賣淫女郎進行調查時,她們紛紛以長髮掩臉,只露出雪白的雙腿,不敢面對鏡頭。」

媒體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

這樣的敘述表面上是在對性工作者的身體進行贊頌,如「長髮掩臉」、「雪白的雙腿」;暗中傳達的價值觀卻是「她們不敢面對鏡頭」、「不要臉」、「她們該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等等。

新紀元媒體系講師傅向紅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媒體傾向於將女人的身體當作工具,並體現了傳統父權社會的價值觀。例如多數媒體在報導肅娼行動時都傾向於指責性工作者,而容忍嫖客。」

「其次,就是通過種種貶低性工作者的詞彙,將女性的身體當作商品。例如《南洋商報》在去年的一篇報導中,用菜餚的詞彙來形容不同類別或「口味」的性工作者,諸如家鄉菜、野菜等等。」

某報也出現以下的報導:「雖然這棟「三合一」賣淫大本營過去經常遭警方突擊,但業者冥頑不靈,繼續提供大批外國女子在此進行賣淫活動,而且賣淫女子都是上等貨色,吸引許多顧客上門。」

傅向紅表示:「也許報導者是不自覺的在使用這些詞,可是媒體從業員該對議題具備有距離的觀察,不該跟隨著大眾化的偏見,把那些將女性身體商品化的詞彙加諸於性工作者。」

「媒體也常常對性工作者或性行業,進行泛道德式的批評或遣責。其實不論在世界哪一個角落,性行業都是無法根除的社會現實,媒體該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問題,而不是以父權的態度貶低它。」

「這些態度所體現的價值觀是一種對女性的簡單二分;要不就是賢妻良母,要不就是「妓女」或壞女人。前者只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後者則是性的工具。」

污名化反映父權思想

傅向紅認為,對性工作者進行污名化,可為那些道貌岸然之輩帶來一種道德上的滿足感,以便用來掩飾自己價值上的虛偽。她說:「這樣的態度並不限於男性,很多只會將女性二分為好女人與壞女人的女性,也是父權思想的工具,她們內化了父權的價值觀。」

粉紅三角基金會總裁堅妮妲(Jenithaa.S)也表示,除了最近數篇關於性工作者的正面報導(主要在英文報),多數時候媒體對性工作者的敘述都是負面的。她說:「不了解性工作者生活環境的人會批評她們,為甚麼不要到KFC工作?他們不明白後者在面對生活和工作上,往往沒有太多的選擇。」

被詢及性工作者如何看待類似的負面報導時,她表示:「她們早已對加諸她們身上的種種貶稱和誤解麻木了。這也是為何性工作者不願站出來面對社會的原因。媒體和社會常將她們形容為骯髒的,被遺棄的一群。」

傅向紅則認為:「不僅媒體常犯將性工作者污名化的錯誤,一些自許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女性組織也往往會預設錯誤,例如認為所有性工作者都是在被逼的情況下投身性行業的。」

因此她表示,這樣的誤解導致我們無法正確的理解性產業的特性。她說:「我們不能否認有的性工作者是出於自願的,也必須承認性行業是無法根除的。所以,即使無法做到將之合法化,是否至少也應除罪化?」

「據我所知,由於性工作在我國不是合法的,所以保障性工作者的法律條規處於真空狀態。而任由性工作者在沒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容易使她們落在販賣人口集團的控制中。也因為法律的缺席,而造成罰娼不罰嫖。」

「對性產業進行立法一般上有两個層面或目的,其一是方便管理傳染病,其次是保障性工作者權益。有了法律保障,性工作者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如有權拒絕不戴安全套的嫖客。」

「目前協助性工作者的組織,主要屬於社會服務性質,所以多數時候他們只能在面對宗教團體等衛道人士的情況下,偷偷摸摸的推動一些活動,如派發保險套,而無法大膽的推動政策的改變。」

她認為造成目前這種性工作權益不彰的最大阻力,來自保守的勢力。應挑戰這樣的社會價值觀,才能收到保障性工作權益的成效。

副文(1)

性工作者的貶稱

命名離不開價值判斷,自古以來世界各地,對性工作者的貶稱可謂汗牛充棟。性工作俗稱賣淫性服務性交易援助交際;是透過出售行為以賺取金錢

女性性工作者統稱為賣淫女妓女娼妓娼婦婊子等。因在普通話、粵語等發音中,「妓」和「雞」讀音相似,因此俗稱。另外亦根據不同的工作場所和形式而延伸出不同的稱謂。

男性性工作者被稱為午夜牛郎男妓妓男,俗稱專提供男男性行為服務的男妓古稱孌童龍陽(出自戰國時代歷史人物龍陽君),因此古時稱男同性戀者有「龍陽之辟」。

明清稱相公或者象姑,現代則俗稱為(專為女性提供性服務)或(會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男妓)。由於對性工作者的稱謂多含歧視意味,所以創造了「性工作者」一詞,用來不帶貶意的描述這類群體。

中國最早有記載的公娼源於公元前685年-645年間。在春秋時期國的首都臨淄,齊相管仲即是公娼的創始人。他的治國方略之一是「設女閭七百,徵收夜合之資」,以補充國家財政收入。

而最早的商業性妓院產生於唐朝長安城的平康坊。史上有名的娼妓如趙飛燕李師師陳圓圓等,都非等閒之輩。不過,古代的「妓」並非「性工作者」的同義詞,某些藝妓並不提供性服務。

副文(2)

性工作合法化之辯

民政黨威北甲拋峇底區分部主席拿督許文彬局紳曾於2004526日獻議政府將性工作合法化,以徹底解決社會性暴力日愈嚴重的問題。警方公佈的性暴力罪案數據顯示,2000年發生1210宗強姦案,2002年則增加至1418宗,提高了17%

他也認為性工作合法化可使嫖客避免傳染性病和愛滋病,並可阻止家庭亂倫悲劇的發生。他說:「两個鄰國政府由於實行賣淫業合法化,男性花數十零吉,就可上妓院洩慾,因此,該國甚少發生姦殺案及家庭亂倫醜事。」

由國際勞工協會(ILO)發表於1998年的爭議性報告亦建議各國承認性產業的合法性。其「合法化」包括賦予性工作者一般勞工所享有的權益、改善工作環境、並向與之相關的眾行業徵稅。

由於性產業長期存在的事實,以及性工作呈現的多樣化,針對其在現代社會的合法性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部分國家和地區已將性服務合法化。在一些法律相對寬鬆的國家如荷蘭,容許性工作者在指定地區(紅燈區)工作。

荷蘭性產業合法化後,並沒有出現人們所擔心的離婚率犯罪率上升的現象。因此,常為性工作合法化倡導者所提及。德國於2002元旦正式承認賣淫嫖娼合法。

孟加拉最高法院於20003月,裁定賣淫合法,成為伊斯蘭國家中少數幾個允許賣淫的國家。瑞典,賣淫並不違法,但買春卻是違法行為。香港情況和瑞典差不多,有協議的賣淫並不違法,但買春(問價), 扯皮條卻是違法行為。

圖表(1):不支持性工作合法化的理由

1. 性工作會危害社會穩定,如破壞婚姻家庭,並傳播性病

2. 性工作者的人格與尊嚴被剝奪,成為發泄性欲的工具。

3. 性工作經常與吸毒、黑社會等犯罪現象共生。

4. 性工作者多為女性,因此性服務男性女性的性壓迫。

5. 性工作敗壞社會風氣、違背社會道德。

6. 性工作影響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

7.合法化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未必可以為其帶來的收入所抵銷。亦有可能鼓勵有能力或有機會從事正當職業的人去賣淫,削弱正向生產力,甚至會鼓勵父母要求子女輟學去賣淫

8.雖然人有使用自己身體的權利,但把他人的身體當作商品是剝削他人尊嚴的行為,正如有人自願為亦要禁止奴隸買賣、有人自願販賣器官亦要禁止人體器官買賣一樣。

圖表(2):要求性工作合法化的理由

1.歷史上性工作屢遭嚴禁,然而禁而不止,可見性服務確有社會需求,甚至是現行婚姻家庭制度的必要補充。運用社會公器禁止賣淫,乃浪費公共資源。

2.職業不分貴賤,性服務只是諸多商業活動之一,不應與其他商業交易行為區別對待。合法化後向性服務征稅,還可擴大政府收入。

3.性工作與犯罪共生的現象、性工作者的弱勢地位及其受到的經濟剝削,都是由於政府不賦予性產業合法地位所導致的。合法化後,性工作者的權益將受政府保護,犯罪現象將減少,也更有利於防止性病的傳播。

4.由於提供性服務者亦有男性,所以性服務並不意味著男性中心

副文(3)

保障妓權與女權

由於社會道德觀念的僵固和女權意識的薄弱,大馬性工作者的權益不彰。無論是政府、宗教團體,甚至某些自認是「女權份子」的代表,皆持由於性工作本質上是對女性的剝削,而必須加以剷除的觀點。

性工作者往往被視為被逼從娼,完全沒有主體性,並且不會為自己發聲的弱勢群體。女性行動協會(AWAM)主席朱狄(Judith Loh-Koh)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就因為那樣的「信仰」,由警方或自願警衛隊展開的掃蕩行動,讓性工作者陷入更困難的境地。

針對是否主張性工作合法化,朱狄表示:「我們不認為是否讓性工作合法化該由我們決定。我們支持維護性工作者的權益,但同時也認為應具備一個長遠的策略去克服逼使女性從娼的原因和社會情況。」

「政府和社會應停止遣責性工作者,相反的,應協助保障其權利,並為她們提供工作選擇,以便剷除被逼從娼的因素。因此,我們主張政府效法新加坡,對性產業進行管制的策略,這將能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C1] 。」

關於將性工作合法化,是否將有助於減低人口販賣、性工作者遭執法人員暴力對待等問題,朱狄回答道:「女性性工作者遭受暴力對待的現象,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的態度。非性工作者的女性也常暴露在性暴力中,這是两性不平等所帶來的後果。」

「而且,社會也歧視那些進行婚外性關係的女性。對性方面的道德重擔,依然落在女性身上。因此我們認為性暴力、人口販賣和歧視具有多重的社會原因,單慿批評政府和制法單位,或許會忽略了塑造上述歧視女性的態度的成因。」

針對將性工作合法化或能減低性暴力的主張,她則表示:「這樣的主張似乎意味著將性工作合法化後,男性將被允許將其性暴力發洩在性工作者身上,從而減低了『良家婦女』的風險。」

「當性暴力發生時,就算男顧客是付費尋求性服務,該行為依然是刑事罪。造成性暴力的根源是男女之間權力的不平等,而非源自性欲。是男性欲透過控制他者及製造後者的恐懼來獲得權力感和性快感。」

「只有雙方皆同意的性行為才不是性暴力,只要有一方受害,如強姦、性騷擾或姦殺,都屬於刑事罪。」

朱 狄認為,大馬性工作者因嫖客拒戴安全套而失去健康和安全保障的現象反映了社會道德的反常。她說:「不論個人的價值觀是甚麼,都必須承認性工作者是擁有基本 人權的人類,包括不受暴力對待和有權要求健康安全的交易的權利。因此,不論是執法單位或社會大眾,都無權剝奪性工作者的上述人權。」

她還表示,要有效解決性產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還得對男性的角色進行探討。她說:「作為性產業的主要消費者,男性的嫖妓行為和需要必須被探究,以便能理解性產業的面貌,因為有求才有供。」

「性工作者如何操作,她們的工作性質與環境如何將她們置於危險、不健康等境地,也是必須加以探討的問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遠比對性工作者進行道德遣責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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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的性產業與貧窮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性工作權(系列2


東方專題


周澤南報導

大馬的性產業與貧窮

前言


由於媒體對性行業(俗稱賣淫)的報導多含獵奇性或審判性,所以讀者多難對我國性產業及性工作者具備較全面、客觀且準確的認識。整體上,大馬的性產業是多樣而複雜的。

以吉隆坡為例,性工作場所非常多元。為本地低收入階級和外籍勞工提供性服務的簡陋非法妓院多林立於該市茨廠街後巷、中南區的紅燈區、十五碑等地,收費僅20令吉或以上,不少性工作者被逼過著露宿街頭,三餐不續的生活。

許多被人肉販賣集團操控的陪酒女郎、公關小姐等,則隱身於高級且隱密的變相健身院、美髮院、卡拉OK中心、酒廊、酒店等等。當碰上一擲千金的尋歡客,她們或許能在一夜之間就賺取一般城市打工階級的月薪。

經濟蕭條的後遺症

大馬性產業存在著一些不好理解的現象。一方面,地下化性產業的發展極為澎勃,似乎反映了大馬人具備性交易的消費能力。可是實際上,和多數東南亞國家的情況相似,我國性產業澎勃發展的背後,隱含著一項社會經濟現實─即越來越多的大馬女性和部份男性,因貧窮而投身性行業。

一份由Nagaraj, Shyamala, Siti Rohani Yahya撰寫的報告聲稱,我國的性工作者人數界於4萬3千人至14萬2千人。其實,關於性產業的研究卻鳳毛麟角,而且由於性行業被列為非法活動,它的規模和涉及的人數難以衡量。

博大醫學及健康科學系講師黃淑麗博士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一份未提呈予大馬衛生部卻未公佈的報告顯示,1999年時全國的性工作者人數已突破5萬人大關,估計現已達30萬人次。

她說:「性工作者的教育水平偏低。該報告即顯示,接受調查的性工作者之中,只有3%完成了中學教育,20%唸過小學。不少人未滿18歲即從事性工作,而變性人性工作者之中,高達5%15歲以下的未成年。」黃博士表示,教育水平低落導致性工作者缺乏工作選擇,這樣的情況在變性人之間更普遍。

為性工作者提供法律援助和預防愛滋病教育的紛紅三角基金會(Pink Triangle Foundation)執委紀德拉(Chitrah Rajendran)女士也認為,大馬的性工作者人數遭低估了。她說:「由於多數性工作者並不承認自己的身份,加上許多只屬兼職性質,更增加了準確統計的難度。一般上,投身性工作的動力源自經濟壓力,女性性工作者多數來自大家庭,其教育程度平均比一般大馬女性來得低。」

紀德拉也表示道:「很多人以為性工作是很輕鬆的行業,無法想像在吉隆坡市區的一些性工作者,月入不到50令吉。她們提心吊膽的在街道和後巷等待可供糊口的生意,多數家裡還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近來政府為了配合大馬旅遊年和獨立50周年,大力提升國內街道的『乾淨』形象,而對性工作者進行大規模掃蕩,讓嫖客聞風喪膽,更加重了性工作者的經濟負擔。」

大馬的性產業不僅涉及非法集團的操縱,也有明顯的國際聯繫。有不少國內性工作者到新加坡和歐美國家服務,而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和中國等性工作者則前來大馬謀生。

美國國務院今年指出,美國在中東的盟國如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爾,以及大馬、阿爾及利亞與幾內亞,都被列入販賣人口國家黑名單內。這些被列入「販賣人口報告」黑名單的7個國家,於去年就已被列入特別觀察名單。

性產業澎勃的背後

性產業的澎勃發展現象不限於大馬,而是東南亞和整個亞洲的共有現象。200535日的本報報導指出,新加坡警方於去年逮捕了5200名涉嫌賣淫的外國女子,這比起前年的2300人激增了一倍以上(126%),和2002年的3400人相比則增加53%。

2007614日的印尼新聞則顯示,雅加達目前大約有1萬5千名性工作者。一般相信日愈疲弱的印尼經濟,將逼使更多女性投身性行業。印尼駐馬大使館的數據也顯示,近3年來,因涉嫌賣淫而被大馬警方逮捕的印尼女性就多達6千425人。

基於道德、愛國等形而上原因,主流社會普遍上不會主動承認「非法」外勞、性工作者(亦不合法)等「非法人士」對國家經濟的貢獻。

可是,一份由國際勞工組織(ILO)提呈給各國政府的「性工作合法化建議書」中提出:「性產業直接和間接的為一國的就業機會、國民收入和經濟成長作出了貢獻。在東南亞諸國,性工作者佔了全國女性人口的0.25至1.5%,並且為全國總毛額的2至14%。」

東南亞的性產業數十年以來不斷攀升,成為諸國經濟領域的一部分,為國家收入帶來貢獻。研究者認為,我們大可不必迫不急待的將上述現象解讀成東南亞諸國的「道德淪喪」或「社會問題」,反而該正視該全球化的現象是經濟不景的後果。

該組織遂建議各國政府不妨考慮將性工作合法化,一方面能為國家帶來收入,另一方面則保障性工作者的權益,讓他們免於人口販賣集團的控制和剝削。該報告指出,亞洲的經濟不景不僅沒有波及性產業,其連帶的經濟和社會因素,尤其是失業率,反而促進了性產業的發展。

該報告書稱:「如果1980年代的經濟不景有明顯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在工業或其他服務業的失業女性,以及不得不扛起負擔家庭生計的婦女,不少已被逼投身性行業。」

都是貧窮惹的禍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大約半數受訪的大馬性工作者表示,是受朋友的影響而加入該能夠賺快錢的行業。對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輕女性而言,性工作的收入遠比其他她們有能力從事的行業來得高。

對一些面臨貧困、失業、離婚、必須單獨養子的女性群體而言,在缺乏住宿、救濟金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性工作成為具有彈性,並且較不費時的經濟來源。該調查也顯示,如果有其他選擇,大部分受訪者願意離開性工作。

在大馬,性工作的收入遠比其他非技術性行業的工資高。例如1990年的製造業熟練員工的平均年薪為2852美金(11千令吉),非熟練員工則為1711美元(6800令吉)

相比之下,一名在廉價酒店兼職的性工作者每項交易可賺4美金(15令吉),假如他每星期只工作一天,該天進行10次交易,每年就能賺取2085美金(8300令吉)

雖然多數東南亞國家皆視性工作為「非法」行業,可是各國所實施的政策實際上都間接的鼓勵性行業。包括推展旅遊、經濟移民、將女工送外外國賺取外匯等措施。此外,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將人民邊緣化的發展計畫、失業率等,也是導致性產業擴充的因素。

研究也顯示,和性產業關聯的經濟包括為性工作者提供醫療服務的私人診所、妓院四周的熟食檔、菸酒售賣店、提供性服務場所的旅店等等。當然,還包括種種和風月場所相關的生意。

各國政府必須整體而客觀的看待性產業澎勃的派生問題,包括公眾倫理、社會福利、愛滋病傳染、犯罪和性工作者基本人權的剝奪。由於政府無法拿捏性產業議題的敏感性和複雜性,所以往往缺乏有效的立法和政策,去解決上述種種問題。

例如我國警方最常進行的就是逮捕性工作者,卻沒有任何法律或政策,足以保障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社會福利、生活選擇,更奢談行動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權利。

大馬男性的「致命性」尋歡

貧窮並沒有阻止東南亞的男性尋花問柳。想想葉亞來經營妓院的時代,其旗下就有多達200多個性工作者,而當時的華人先民有多少個不是一窮二白,大約也能證實此言不假。

黃淑麗博士接受本報訪問時也表示,我們對一些呈HIV陽性反應的性工作者和尋歡客的研究顯示,大馬華裔男士,由其是低收入者,常有嫖妓的行為。

她說:「尤其是提早入社會工作的輟學生,不僅勤於工作,也勤以上妓院。身為醫療領域的研究者,我不會去干涉別人尋歡的道德問題,可是必須注意的是,許多男性因嫖妓時沒戴安全套而染上愛滋,甚至傳染給妻兒。」

黃博士也透露,在其一項針對呈HIV陽性反應的性工作者和尋歡客的研究中,只有5%的女性工作者表示有使用安全套。她說:「受訪者表示多數顧客拒絕使用,而她們基於行情冷淡,被逼接受。一名性工作者在要求顧客使用安全套時甚至被質疑是否有性病。」

「值得深究的是,90%的受訪嫖客都表示,他們每次尋歡都使用安全套。可是大馬女性的愛滋病帶原者已從1996年的4%提高到2005年的12%。這些帶原的女性絕大部分是別人的妻子,而非性工作者。」

黃博士言下意是,許多女性是透過尋歡的丈夫而感染上愛滋病。因此她給大馬男性的規勸是:「在任何情況下尋歡,都必須使用安全套,免得害人害己。」

吉隆坡性工作者

自告奮勇充當慰安婦

歷史學者李業霖透露,日據時期,吉隆坡的一批性工作者曾自告奮勇充當日軍的慰安婦,以免吉隆坡的良家婦女淪為日軍的洩欲對象。可惜這一件犧牲自己以成全他人的義舉,似乎未曾在大馬歷史或華族史裡留下痕跡。

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的性行業,其對大馬城市開拓和發展的功績從來不曾獲得官方的正視,更別說肯定。性工作者為當年只身南來的華人先民提供了情緒的出口,而如今林立於市區的非法妓院,則是外籍勞工周末的消遣地。

很可惜沒有歷史學家為她們的付出和受過的虧待給予肯定,社會學家也不曾正視性行業對減低性犯罪的貢獻,更沒有人權團體為妓權請命。國家從她們身上剝削了對人力資源有很大幫助的資本,卻同時通過執法和媒體,對性工作者進行打壓。

由於她們的工作不受承認,更容易淪為暴力對待的受害者,而且一般上很少人願意相信性工作者也會被強暴。她們被逮捕時不但沒有辯護律師,還在未定罪前即暴露在媒體的鏡頭前。

圖表:國際勞工組織對菲律賓按摩女郎進行的調查

項目 百分率

為負擔雙親而工作 34%

為了孩子而工作 8%

為了供養丈夫或男友 28%

對收入表示滿意 20%

表示工作輕鬆 2%

認為工作很享受 2%

曾面對來自警方、地方執法官員

及黑社會的暴力或性騷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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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性工作者的遭遇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性工作權(系列1

周澤南報導

性工作者的遭遇

今年731日午夜12時左右,一名變性人因被疑從事賣淫而遭两名馬六甲宗教局官員拳打腳踢。該有疾在身的變性人南利莫哈默,別名阿玉(Ayu),被帶往警局後,因病情加劇而被送至緊急病房。

協助變性人的社工蘇拉絲特麗(Sulastri)受本報詢問時透露,阿玉於81日上午動手術後,料已無大礙,唯該两名對前者採取暴力手段的宗教局官員至今仁消遙法外。

蘇拉絲說:「事發當兒,阿玉和一名朋友正在聊天,两名沒有表明身份的宗教局官員不分青紅皂白,逮住她們後就把她們毆打至倒地。两人不理阿玉的求饒,不僅繼續毆打她,還握住她的下體。」

「阿玉先被帶往位於甘榜爪哇的宗教局,她投訴肚子痛得無法忍受卻不受理會。她被帶到警局後,警察發現她的肚子異常腫脹,才將她送院。」

被詢及類似被毆事件是不是孤立事件時,蘇拉絲表示:「這樣的事一直以來都曾在各地發生,可是因為受對付的變性人或性工作者過於害怕,而不敢報警或投訴。一些被宗教局官員毆打的變性人曾報警,結果反而被扣留3天以協助調查。」

她還透露,逮捕變性人和性工作者的不止於宗教局,還包括自願警衛隊(RELA)和警察。粉紅三角基金會(Pink Triangle Foundation)主席哈欣胡仙也向本報表示,對上述事件感到遺憾和不解。

哈欣說:「在粉紅三角基金會的安排下,吉隆坡的一些變性人甚至參加了由直轄區宗教局開辦的宗教課程,足以証明變性人並非自絕於社會主流的群體。馬六甲宗教局應該以直轄區的為榜樣,而不是以不人道的暴力手段來對付她們。」

賣淫算不算犯罪?

自諭為「社會清道夫」的警察、自願警衛隊或宗教局在掃蕩、逮捕和扣留性工作者期間,究竟採取甚麼方法對付後者,向來皆非媒體報導的重點。因此,本篇讓吉隆坡性工作者和援助她們的義工現身說法,揭開都會生活的另一面。

被警方懷疑涉嫌賣淫的大馬性工作者,將在刑事法第372條下被提控,所以性工作不僅是違法的行業,性工作者的存在似乎也無法容於這鼓吹「東方價值觀」的社會。

例如2007129日的《東方日報》報導指出,全國刑事調查主任拿督尹樹基強調,打擊黃色架步刻不容緩,他說:「警方非常看重賣淫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為了公眾及時下的年輕人能生活在健康的社會中,警方將不間斷展開取締活動,直到徹底剷除這種不良風氣。」

他還表示賣淫活動有如野火燒不盡的兩大原因,包括迄今我國對付賣淫的法令並不完善,往往警方逮捕她們後,無法將他們「治罪」。

然而,2006924日的報導卻指出,全國警察總長丹斯里慕沙哈山強調,在我國賣淫的外國女郎並非罪犯。他表示,大家不應歧視被迫賣淫的女子,警方也不會將他們視為「罪犯」。警方並沒有視被迫賣淫者為犯人,但將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396條文,將受害者列為證人。


當被詢及大馬法令不完善,遭誘騙或強迫賣淫的性工作者獲救後,不僅將被關進牢裏,而且還得面對警方援引賣淫條文提控一事,武吉阿曼副刑事調查總監拿督賽依斯邁卻表示:「由於庇護所不足,所以只好委屈受害者,將她們安頓在牢裏。」


上述三名警官各說各話,性工作者在我國法律面前究竟是應被「治罪」,不被視為「罪犯」,還是將被「安頓在牢裏」?如果警方不視之為「罪犯」,為何還有權將她們「安頓在牢裏」呢?

女性不能帶安全套逛街

為吉隆坡境內的性工作者提供輔導和法律援助的粉紅三角基金會總裁堅妮妲(Jenithaa.S)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表示,性工作者的遭遇將可解除上述混擾。她說:「警方的一般作法是,不論有無證據,先將在掃蕩行動中被捕的性工作者帶上警局。」

「在扣留所內,你能想像的任何類似電影裡性工作者的遭遇,都曾發生在她們身上。包括性侵犯、暴力、語言及行為上的羞辱。而且,警方逮捕性工作者的場合不限於旅店或任何涉及性服務的地點。」

「那些露宿街頭或在巷口休息的性工作者,一旦被警方或自願警衛隊的成員逮捕,只要在她們身上搜到安全套,就可以定罪,並在刑事法第372條下被提控。」

堅妮妲表示,警方單憑擁有安全套就定罪的做法實際上已抵銷了粉紅三角組織預防愛滋病傳染的努力。她說:「這等於間接不鼓勵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大大加劇了性工作者和顧客感染愛滋病和其他性病的風險。而且,單憑擁有安全套就可將女性逮捕,似乎有抵觸人權之嫌。」

該基金會的計畫經理兼義工曉維(Selvi)也透露道:「被扣留的性工作者,必須付20003000令吉的保釋費才得釋放,可是她們往往因為付不起該款項,而被扣長達36個月。」

以整頓市容為名

「性工作者的家庭經濟還得由她們來負擔,家人如何有能力去保釋被捕的她們呢?如果她們無罪釋放,也得在警局被扣留5天至14天。由於工作缺乏選擇,一旦獲釋,她們又重操故業。」

曉維表示,或許是為了配合大馬旅遊年和獨立50周年,而必須整頓「市容」,警察和自願警衛隊的掃蕩行動近來非常頻密,她說:「以中南區的紅燈區為例,幾乎每星期都有12次的掃蕩。上個月開始,甚至發生一天有两次掃蕩行動。」

「被捕的性工作者們向我們哭訴,每次掃蕩行動都逮捕很多人。在幾次由自願警衛隊展開的行動中,一些性工作者被拳打腳踢,也被辱罵。」

她透露,自願警衛隊的權力過大,他們可以不必在警方的陪同下展開掃蕩和逮捕,而且大多數人員都是男性。她說:「他們應該在女隊員的陪同下展開搜尋,不然性工作者會面對被性騷擾的威脅。」

七代皆從事性工作

大馬回教黨的網頁曾報導過,在吉隆坡中南區的紅燈區,有近千名性工作者的孩子,在長期缺乏照顧和關愛的惡劣環境中成長。大部分的孩子沒有報生紙,也沒身份證,他們的前途令人擔心。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60多歲的前性工作者表示,據她母親透露,在中南區的性工作者,不少已經在這行業從事了第7代。意味著,這些性工作者家庭由於貧窮和環境的影響,而跳不出性行業的輪迴,在這受主流價值觀歧視下的生活中「永不超生」。

一名前性工作者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被查禁的性工作者常常因為無法出示身分證或護照(對外國性工作者而言)而被扣留。她說:「也許外人很難理解,可是很多本地的性工作者不僅沒有身份證,甚至從小就沒有報生紙了。」

「她們的孩子,很多連父親是誰都不知道,又怎麼可能去申請報生紙呢?被警方扣留後,在多數情況下,都沒有能力付大約2千令吉的保釋金。所以必須坐牢4個月。」

「在坐牢時,家裡的孩子沒人照顧,只能托朋友幫忙照顧。」曾從事性工作15年的她透露:「我都在秋傑路、怡保路和武吉免登一帶討生活。都是『自己工』。那時候,像我這樣自己出來『站街』的大約百多個。」

「我們多數都是為了替男友賺錢或為了養家才踏入這行業,有不少是已離婚的女人,30多歲以上,為了養孩子,不得不做這行,不做的話,我們吃甚麼?」

「行情好時,一天還可賺個7080令吉。從晚上9點在街邊站到早上6點,沒顧客時就睡在街邊。白天,多數都到粉紅三角組織開設的中心去休息,可以比較放心,還可以和其他姐妹聊天。」

「現在的行情很淡,有時一整晚都接不到一單生意。很多客人聽到Operasi(掃蕩行動)就不敢到訪。那些有記錄的顧客,一旦被捉就被扣留,記錄清白的,保釋後就能出去。」

「我們時常都會被警察和自願警衛隊辱罵和詛咒,也被社會大眾瞧不起。其實我們有苦衷才出來做,而且做這行好過去偷去搶。」

女性行動協會(AWAM)主席朱狄(Judith Loh-Koh)表示,應從貧窮的角度反析中南區的情況。政府應該為該社區提供種種社會福利,以便剷除貧窮,而非對性工作者進行更嚴厲的打擊。

變性性工作者被當男囚

為性工作者提供法律援助的粉紅三角基金會執委紀德拉(Chitrah Rajendran)表示,性工作者,聯同變性人和同性戀者,被歸類為性別上的邊緣族群(Sexual Marginalised Groups)

她表示:「主流社會普遍漠視這些群體的存在,或以為這些人都是因為受「西方歪風」的影響,才會「變成」如此模樣。由於社會的異樣眼光和不平的待遇,他們活在隱密的角落。」

紀德拉甚至批評,普遍上我國的女權運動對上述這些特殊社群的需求不敏感,所關注的課題不敢碰觸涉及「性」或「性別」,而僅將女性的議題限制在家庭、孩子、教育、两性平等等等。

紀德拉透露,這些邊緣社群所面對的歧視「罄竹難書」,包括被自願警衛隊污辱、被警方當球踢、遭警方性侵犯,也面對政客和官方常發表建議,將變性人送去改造的呼籲等等。

「頭髮對變性人而言和它對女人的意義是一樣的。可是曾發生變性的性工作者被逮捕後,被送到雙溪毛儒的扣留所,她們的長髮被剔光,然後被當作男囚犯來對待,這是非常不人道的。」

粉紅三角基金會

我國迄今未曾出現過為性工作者爭取人權的組織。為性工作者提供協助的團體,大多屬教會與社會服務性質。

雖然基於人道立場的教會組織皆呼籲世人要尊重性工作者,可是他們常有「萬惡淫為首」的戒訓和「憑信仰方可走出性行業」的價值預設。唯一不對性工作者作道德判斷的援助團體為粉紅三角基金會。

該基金會是一個以社會服務為主的非政府組織,它在中南區的紅燈區設有一間性病診所,為性工作者提供免受歧視的醫療服務與諮詢。也在該區設立了5處讓性工作者能集聚、休息和聊天的到訪空間(Drop In Centre)

該基金會在中心傳達各種預防愛滋病傳染的資訊,為愛滋病患者和帶原者提供輔導,分派安全套與潤滑油給性工作者,也為後者提供法律援助、轉行輔導、心理輔導[C1] 、激勵與醫藥諮詢。

基金會總裁堅妮妲(Jenithaa.S)表示,接觸性工作者,以便讓她們獲取正確的疾病預防和健康資訊,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廣招義工,為性工作者提供各種諮詢,也為公眾人士提供免費且匿名的愛滋病檢查,還有保密的熱線輔導。」

兩則小廣告:

匿名愛滋病檢查(免費)

地點:粉紅三角基金會會所,7C/1,Jalan Ipoh Kecil, Off Jalan Raja Laut,Kuala Lumpur

日期:每逢星期二

時間:晚上7時至9

預約:請聯絡03-40444611(Hanafi)

星期三至星期日,上午11點至傍晚7

保密輔導熱線

03-4044545503-4044546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時半至9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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