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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权利VS个人自由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 2009

周泽南

 

喝酒诚可贵

共处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在马来西亚,喝酒也可以引申出很多纠纷和冲突,特别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在“虔诚”的穆斯林和不“虔诚”的穆斯林之间。我对喝酒的原则是,喝酒很可贵,可是在顾及“虔诚”的穆斯林感受下,各族群的共处的价值也许更高,可是当触及“个人自由”这回事时,必要时上述两者皆可抛。

 

一个放大族群纠纷的国庆

 

今年国庆,全民在屈辱中度过。国家不但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纵容种族主义极端分子,借机挑起族群之间的不和谐,或将多数人的暴力,强加在少数人身上。

 

抛开种种事件所引起的不快情绪,冷眼旁观,将发觉这些事首先反映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如何共处的一些难题,其次,也突出了身为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人权”和“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疑惑。有几件事和这些议题相关;

 

第一件,是一群穆斯林在一间有售卖酒类的华人商店前示威,宣称该店老板不应该在90%居民为穆斯林的地区售卖酒类。

 

第二件,被怀疑是巫统党员组成的穆斯林,在沙亚南23区以血淋淋的牛头抗议兴都庙搬迁到该区。

 

第三件,继禁酒令之后,掌管回教事务的雪兰莪行政议员哈山阿里再次引起争议。他宣布允许回教堂宗教官员逮捕那些违规喝酒和没有斋戒的穆斯林。这项政策引起民间的反弹,认为有打造道德警察之嫌。

到底谁不尊重谁?

关于第一件事,示威的穆斯林宣称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售卖酒类,表明商店老板不尊重当地穆斯林。可是,该名华人老板却也声称,卖不卖酒,或者卖酒给当地非穆斯林,是他的“权利”,理应获得尊重。双方都要求获得尊重是一种“权利”,差别在于,示威的穆斯林代表群体的权利,或者一个宗教或文化群体行使其宗教或文化生活方式的“权利”。卖酒的华人老板则代表个人的权利,既一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行使其自由。

如果不从技术层面去进一步分析,要求尊重各自“权利”的双方都似乎有理;可是进一步检验他们所持论点底下的原则,就会发现多有不完备之处。首先,在以穆斯林居多的地方卖酒,究竟算不算是不尊重穆斯林,是可以争议的。如果这样的论点可以当作原则,往后,任何占多数的族群只要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无限上岗,例如在吉兰丹州,任何卖酒,喝酒,吃猪肉,不蒙脸,兴建庙宇等等和穆斯林的文化,习俗,信仰不相符的行为,都算“不尊重”穆斯林的权利了。由于上述“诉求”经不起普遍化的检验,所以不能当作“合理”、的真理来看待,也因此,他们的要求可以不必认真看待。但是所有的政客,都会至少假惺惺的认真看待。

至于那个卖酒的华人老板,究竟卖酒给任何他愿意卖的人,是否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必须注意的是,自由的行使必须伴随着没有损害他人的前提。如果他只卖酒给非穆斯林,并没有对他人,包括穆斯林,构成任何损害,可是如果他也把酒卖给穆斯林,却是间接阻止穆斯林在行使集体的权利;那就是禁止所有穆斯林喝酒。

 

问题来了。身为主张个人自由的华人老板,难道不可以坚持穆斯林也有选择喝酒的自由和“权利”这回事吗?如果把冲突推向更极端,他甚至可以追问,身为一名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他早已被剥夺了“选择”是否要当穆斯林的宗教选择权利,现在如果一名穆斯林前来买酒,难道他必须向多数人的合法暴力认同,拒绝把酒卖给这名穆斯林吗?

 

如果这名华人老板是自由主义者,他会坚持既使把酒卖个穆斯林,也没有侵犯“谁”的权利或不尊重“谁”,因为他所考量的“谁”只包括“个人权利”而排除群体权利。真正的问题其实存在于,我国究竟是不是推崇“自由”的国家?

 

集体暴力VS社群权利

 

第三个事件显示,我国完全不尊重穆斯林的个人自由。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比较主张群体的自由或社群主义(communalism)。可是第二个事件却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一些穆斯林推崇的,只是单一族群行使其文化(包括宗教禁忌)的权益,而忽视其他族群也同样享有同等权益的现实。例如,他们要求州政府不应该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批准兴建兴都庙宇,却不曾主张不应该在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也不允许兴建穆斯林的清真寺。

 

为什么这些穆斯林拒绝明白权利和自由,要求相互制衡这回事?因为他们是主流,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拒绝承认以“个人自由”为基石的人权,民主的建国法则?

 

民联政府以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为原则。可是除了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和回教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捍卫“个人自由”,恐怕并非一目了然的事。例如回教党一样捍卫言论自由,可是不包括回教徒批评某回教长老的自由,也不包括非穆斯林诠释回教教益的自由,更不用提回教徒为脱教或转教的言论自由。

 

回教党和公正党主张资讯自由法,却无法苟同人民有权利接受任何资讯,例如唆使人们“堕落”的色情资讯的自由。因为他们对“个人”远远不够重视,他们还是集体的产物。

 

个人非万能,不尊重个人,更万万不能

 

一个不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家,肯定无法提高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所有的行为,不论是得是失,都必须躲在集体的掩护下。也因为如此,任何领导人犯了再大的过错,也不必引咎下台或辞职,因为他们奉行“集体负责”,其结果就是“集体不负责”。

 

由于意识到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我们不能要求这个国家完全推崇自由主义,可是主流的族群至少必须重视其他族群的集体权利。与此同时,不论要或者不要,穆斯林社会得正视该族群内部的不同声音,特别是那些主张个人自由的声音。对这些声音进行压制,等于拒绝了源自族群内部的进步和改革的力量。不仅对国家无大益处,甚至是对穆斯林本身人性和自由的剥夺。

 

自由主义并非万能,也不一定能保证国民能变成好人,不过却是减低人性被扭曲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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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土生华人闽南话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11, 2009

吉兰丹的土生华人说一种绝无仅有,只此一家的泰式和马来式闽南话。

 

这种闽南话的主要词汇依然沿用闽南语,主要是漳州闽南语,可是却受吉兰丹马来话的句法结构影响,并且大量向马来话和泰国话借词,所以形成了华,巫,泰,三合一的特殊语言。马来文称为bahasa cina peranakan, bahasa cina kampong, hokien siam等等。其中一些称呼被土生华人视为具有贬义。

 

例如,闽南话的红色车子称为“红车”-Ang Cia

吉兰丹土生华人把它倒装,成为“车红”-Cia Ang

 

例如,闽南话的“肚子痛”,经过倒装,成为“痛肚子”(Tia Pat To)

 

借词的例子则为,

 

闽南话的“我也要去”,土生华人语言是“wa be ki juga”或者“wa be ki mang”

就是“我也要去juga”或者“我也要去mang”

 

这里的juga和mang,分别是马来话和泰国话的“也”

 

形成吉兰丹土生华人语言的原因有血缘和文化两个主要因素。

 

大约250年前,从中国福建或泰国北大年登陆吉兰丹的先辈清一色是男性,由谢清高口述的《海录《一书记载,当时的吉兰丹马来统治者禁止当地马来女性和华人通婚,所以华人多娶泰国(暹罗)女性为妻。他们生下的后代,皮肤比较黑,在家里主要用闽南话或暹罗话沟通。所以,我们预测,他们的漳州闽南话受到暹罗话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影响。

 

当时前来吉兰丹的华人,主要在吉兰丹河沿河一带落脚,开辟村庄,大约有48个。虽然他们聚居在一块,可是距离附近的马来村庄不远,不仅和马来人有大量的接触,久而久之甚至几乎完全融入马来文化,包括说一口流利马来话,穿沙龙和马来服装,吃马来式和泰式食物,用手抓饭进食,后来上马来学校,学习爪夷文等等。除非他们用闽南话交谈,否则没有人能从他们的长相,肤色和生活习惯上分辨出他们和马来人的差别。由于大量接触马来文化,他们的闽南话渐渐地融入了马来句法结构和马来词汇的成分,形成今天的泰,马式吉兰丹土生华人民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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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土生华人墓碑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9, 2009

坐落在吉兰丹州万捷(Bachok)的实冷(Sering)村子,有一个百年古墓。

这里的华人坟墓一样长作荒草,一样立了墓碑,碑上一样写作主人出生和去世的年月日,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墓碑的文字,由不同的语言组成。

有些墓碑,在儿孙的部分以马来文书写,或者以英文书写,是因为子孙看不懂中文。

至于为何他们的子孙会不懂中文,则要追溯到吉兰丹土生华人前来定居的历史。

根据大多数当地华人长辈的口述,现在的吉兰丹华人已经是第11至

12代了。按一代人大约20至30年为计算,华人在吉兰丹形成聚落的历史少说也有200年至300年。

这些当年从泰国北大年或直接从中国前来的中国人,祖籍地主要是福建省,当时来的只有男人,因为统治者禁止他们和马来女子通婚,所以他们多数娶了暹罗女子为妻,生下来的孩子,说参杂了马来话和暹罗话的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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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姓董的中年,和一名姓黄的青年,陪同我和摄影师拍摄古墓,他们就是土生华人的后代。

虽然我们用华语沟通,可是他们说得一口流利的吉兰丹马来话,和土生化人特有的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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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印裔徹底被邊緣化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東方大講堂
專題報導

周澤南報導

由東方日報、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動力青年( Youth For Change)和雪隆理華同學會聨辦的座談會─「馬來西亞印裔社群的困境」昨晚假隆雪華堂舉行。該以英語和國語進行的座談會,突破了族群攀籬和各自所關心 之課題的疆界,並獲得各族觀眾的踴躍參加和熱烈反應。

座談會探討了印裔社群被制度化的邊緣化之困境。眾主講者皆一致認同印裔社群的貧窮問 題以及與之相關的教育、文化、政治等困境,其嚴重程度實際上已波及整個大馬社會,升格為全國性的貧窮、治安、社會與文化問題。因此,只有跨族群攜手合作, 從階級的角度出發,對結構性的問題對症下藥,才有可能引領大馬社會邁向有希望的未來。

座談會主講者包括長期為園丘工友及木屋居民爭取權益的社會主義黨祕書長阿魯(S.Arutchelvan)、爭取母語教育的泰米爾基金會祕書長阿魯姆甘
(K.Arumugam)、印裔寫作人協會主席桑卡(Uthaya Shankar SB )以及人權工作者兼講師拉蒂(Rathi Ramanathan )。主持人為民權委員會委員鄭立慷。

種族主義為貧窮禍首

以 弱勢族群權利為研究專長的人權工作者拉蒂先拔頭籌,並一針見血的指出,制度化的種族主義是導致貧窮的罪魁禍首。她說:「為了協助我對大馬印裔社群的貧窮困 境進行分析,我以至今依舊影響美國城市非洲人至深的制度化的貧窮(structural poverty)或種族主義(racism)為參照。我認同美國社會工作者的看法,即制度化了的種族主義是貧窮的根源。」

拉蒂表示:「我 對最近民主行動黨提出印裔處於大馬社會的底層深感認同,這些辯論引爆自李光耀提出大馬華人被邊緣化的爭論。我必須提出,由於華人和印裔在社會經濟上的差 距,充其量只能說華人並沒有被徹底的邊緣化和受岐視。真正絕對被邊緣化和受差別待遇的是園邱內的印裔及東西馬的原住民。」

「我之所以如此說,乃根據以下對邊緣化的定義,即:邊緣化是指存在於社會內部的一種公開或隱密的趨勢。在此趨勢中,那些被視為不具備特定社會特徵或脫離群體規範的人們,傾向於受主流社會的排擠,並被視為社會所摒棄的群體 (undesirables)。」

印裔被徹底邊緣化

拉蒂遂提出,根據上述的邊緣化定義,被邊緣化的社群所遭受的社會病態包括貧窮、失業、劣質的教育與建康狀況。她說:「印裔的社會經濟問題源於園丘經濟。關 於園丘的低薪問題、惡劣的工作條件、衛生服務及教育機會,並不乏研究,關鍵在於這些問題從來不見改善。更值得關注的議題是,有超過30萬名印裔園丘工友和 其家人,因園丘地被徵作發展用途而遭驅逐和逼遷。」

「這些貧窮的失業者遷移到城市後,因缺乏一技之長和身無分文而必須和外籍勞工兢爭,結果他們通常只能以非常微薄的薪津來維持生活。由於全國失業率的數據並沒有按族群分類,所以印裔青年的失業率不得而知,但我估計它會比全國平均失業率,即3.5%更高。」

「自殺率是社會和經濟困境的反映之一。印裔的自殺率最高,即每10萬人中就有21.1名自殺。華人和馬來人的自殺率則分別為8.6和2.6。由於受主流社 會排擠,許多印裔青少年轉向反社會行為,包括犯罪。根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報告,印裔因犯罪而遭逮捕的事故已不成比例的高。該中心稱印裔社群的情況為有系 統化的被邊緣化。」

以福利制度取代新經濟政策

拉蒂表示新經濟政策將絕大部份的高等教育固打、合約、工作機會,甚至福利補助給了馬來人,是對印裔社群和其他邊緣社群的岐視。她說:「將特權和資源分配給 主流的社群而剝奪邊緣社群的機會,是制度化的種族主義( institutionalized racism),而新經濟政策則將此差別待遇合理化了。因此,我主張必須取消該政策,並由一個不計膚色的福利制度所取代。」

「該福利制度包括提供受優質教育的機會、職業訓練、足以確保生活水平的最低薪金、房屋和交通津貼、育嬰服務等社會服務。換句話,我們須要一個不計
膚色的消除貧窮政策,在這政策下,所有處於貧窮線下的人都該獲得經濟補助。」

手中選票決定未來

泰米爾基金會祕書長阿魯姆甘從馬來亞史前史,印裔移民史直到當代印裔選票之關鍵作用的歷史和政治角度,分析印裔在大馬的地位。他帶著揶揄的語氣表示,其講座內容是得自巫統大會上那個高舉馬來劍的政客的啟示。

阿魯姆甘提出,馬來王朝未建立之前,馬來亞出現過數個以印度文化和制度為主體的王國,即2世紀至11世紀的Gangga Negara,2世紀至14世紀的狼牙修國(Langkasuka),3世紀至5世紀的班班國( pan pan )。因此,可見甚麼族群最早在馬來亞居住,或馬來亞屬於誰的問題,是尚有爭議的。

他說:「在英國統治馬來亞期間,從1838年至1924年,從印度引進的人次多達1,754,000。這些為數眾多的印裔因為勤勞和服從,而被殖民政府引 進,目的是為了發展馬來亞的經濟。自馬來亞獨立以來,國陣或當時的聨盟政府都一直獲得三份之二以上的多數票,而大約70%的印裔把手中選票投給了國陣。」

「這些數據顯示大馬印裔是支持政府的,可是卻經常被政府愚弄。2004年的選舉結果顯示,印裔依然是支持國陣的,可是我們看到接下來印裔的遭遇是, 2006年共8間興都廟被鏟除,2001年發生甘榜美丹印裔被馬來人殺害的事件。在第7大馬計畫下,泰米爾文小學所獲得的撥款只佔撥款總數的 0.41%。」

「將孩子送進泰米爾文小學就讀的家長中,高達45%的收入低於500令吉,44%的收入介於501至900令吉,只有1%的印裔家長的收入超過901令 吉。由此可見印裔之母語教育的困境,是離不開印裔社會的貧窮問題的。」阿魯姆甘表示,巫統變得更種族主義和更貪婪,將把國家帶入危險的境地。因此,印裔如 何運用手中的選票來改變狀況,是未來的關鍵。」

印裔寫作人協會主席桑卡也從文化、教育、語言和宗教,四個方面來論述印裔所面對的困境。他表示由於教育水平普遍抵落,大馬印裔更傾向於印度本國的文化與事 務,而不關注自己社會的問題。由於泰米爾文程度多數只達小學程度,所以無法創造和傳承精緻的文化。甚至不理解興都教教義與神祉,皆司空見慣。

印裔貧窮乃階級問題

社會主義黨祕書長阿魯以一些實例說明被邊緣化的不僅是印裔,城市木屋區的馬來貧民也遭殃。他透露,就在巫統大會的最後一天,吉隆坡的Kampung Berembang就有兩間木屋被市政局鏟除,隔天其餘的64間也被摧毀了。

他說:「可見這是階級問題而非族群問題。所以,我們不能依靠國大黨來解決印裔的問題,就像華人不能期望馬華,馬來人不能期望巫統來保障他們的權利一樣。我們也該意識到,大馬的族群衝突都發生經濟危機時期,意味著經濟危機都被利用來破壞族群合諧。」

至於在印裔社群面臨的問題方面,阿魯表示由於實際上今天只有少於20%的印裔還在園丘裡,80%的人都在市區,因此更嚴重的是市區印裔的貧窮問題。他表 示:「以往的社會工作者對印裔有一句口頭禪,即─走出園丘才有明天。今天的訴求已轉換成要求園丘主離開,讓出土地以便讓印裔工友能夠生存。

他說:「園丘工友面對的是沒有月薪制度,工作還得看天氣,缺乏醫療設備和資源等問題。不同於華教的是,園丘裡的泰米爾文小學因為缺乏資金,甚至要求政府從 園丘主手上接管過來。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面對被逼遷。今天的布特拉再也,是將4個園丘的工人和家庭逼遷的結果。吉隆坡國際機場的興建則涉及將7個園丘逼 遷。」

「過去20年來,總共大約30萬園丘家屬已被逼遷,他們移到市區後面臨無法競爭和失業的困境。從泰米爾小學畢業的孩子因為在語言使用上無法適應國中的學習 環境,導致非常高的輟學率(他們沒有泰米爾中學可供就讀)。社會支持的缺乏導致這些青少年容易加入私會黨,以便通過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

意識到印裔社群問題的嚴重性,阿魯表示只有站在階級的立場上才能解決印裔問題乃至我國的貧窮問題,族群問題和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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