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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问题”的问题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六月 29, 2009

作者/潘婉明 Jun 29, 2009 10:43:14 am

 

【特约评论/潘婉明】根据《亚洲周刊》今期的报道,新村成为媒体新近的宠儿,继去年适逢紧急状态颁布在雪华堂举办的新村图片展后,《我来自新村》的纪绿片也成为召唤新村记忆的媒介。新村作为历史的产物毋庸置疑,但人们认识新村历史和讨论新村问题的方式,我并不同意。

新村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围剿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斗争,而在短时间内建设出来的人为聚落(注一),当时仓促蹴成,为了因应临时的军事或战略的需求,不料后来却保留下来,成为现今为数相当庞大的人口的居住型态。   由于全国新村数目高达450个之多,因此定义新村变成很不容易。目前我们所持的新村名单,是政府根据当年“新村计划“(Briggs Plan)政策的执行和后来的沿革所拟定、增删后的结果,因此是行政意义与空间意义上的新村,很难以现有的面貌来定义。   我曾经处理过新村异质性的问题,主要提出新村在成立之初乃至其后不同时期的变貌,均有其各自的先天条件和后续际遇的因素,因此不宜把“新村“视作一个整体,特别是针对发展议题的讨论,因为任何定义都不足以概括新村的全部面貌和变化。如果执著于定义,追求标准而过于简化的答案,反而遮掩了现象本身丰富而複杂的风貌。    

新村变化有多元性  

 简单来说,新村从战略意义的存在变成发展意义的生活空间、从自由与共产意识型态对峙的阵地成为政党竞相争取的政治场域。新村的变化有其多元性,有的村子,如沙登新村,因为本身的规模和地缘关係,也有工业区和大学先后设立,使它的发展有异于其他新村的契机,但不能把它扩大为所有新村的发展指标。   另外一些村子,硬体建设日益完备,表面上有很大的改善,但空有硬体而无软体配套,其实形同虚设。我曾经在田野考察时走访过一些偏远新村,发现村口竖立夸张的牌坊,村内建设恢宏的礼堂,以及不切实际的环境美化园地;事实上人口外移、老化的问题是连路过的人也能觉察的。还有一些村子,根本谈不上建设,任由凋零。   经过60年的岁月,新村的外观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围篱早已拆除,房屋的改建情况也相当普遍,大有“新村花园化”的趋势。从一些改建的情况可以观察出,该户或该新村人口在外的发展景象。有些新村尽管偏远沉寂,内中却不乏改建的豪宅。   此外,一些传统行业的老店被现代形式的商店取代,杂货店变迷你市场、印度理发店变发型沙龙、药材店变洋货行、维修脚踏车的师傅和裁缝师都不知去向,满街跑的“雪膏佬”、“吉宁叮叮佬”、“面包佬”、“糖水佬”也都全面式微;而新兴娱乐形式的撞球店、遊戏机店、网咖、漫画店进驻新村,当然,在大型新村里,甚至有银行、加油站和连锁超商,附近还有量贩店。这些替代或新增都在在地改变了新村的外在面貌。  

 讨论“问题”却少回归“问题”

   然而,当人们论及新村时,尤其是“新村问题”时,很少能回归到“问题”本身,纯粹以地理和社会意义来理解,而使相对单纯的人文或环境问题变得益发複杂,以致于“新村问题”俨然成为最大的“新村特色”。   根据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授罗国华(Francis Loh Kok Wah)的研究,新村的困境大部份可以归咎到缺乏耕地所致。这个问题从新村成立之前、之初就已存在,当时在森林边缘垦耕的“垦民”(squatters)被集中到新村后,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失去的包括土地、家园、作物、家禽和财产。   韩战爆发,胶、锡价大涨缓和了他们的损失,但战争结束后,失业问题立即浮现,新村居民面对缺乏土地、就业机会、医药及其他社会服务的困难,在1960年代以来变得尖锐。1970年代有一项调查显示,新村迅速破败、老旧。“新村不新”,同时面对:缺乏可耕地、低收入、教育资源不足、房屋及过度拥挤问题、以及缺乏建设等五大问题。   基于此,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常见的所谓“新村问题”乃延伸自结构性的困境。因此,我很不同意某一种把“新村问题”泛道德化的讨论方式,仿佛那些“新村问题”在非新村地区都不会发生,同时也用一种较高的姿态,罔顾这些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本质,追究新村居民本身的责任更甚于了解问题产生的环境。   换言之,我不同意把诸如赌博成风、黑社会猖獗、迷信落后、吸毒嗑药、辍学、失业、跳飞机、人口外移、隔代教养、老化,等等,视为纯粹的“新村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新村,我们过于简化的议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衍生对立。另一方面,这里面的复杂性并不是报纸、政党或学者的三言两语可以厘清的,如果我们能将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理解,把城乡、族群、世代和阶级的因素纳进来思考,也许更有助于我们较细致地去认识到“新村问题”的内在。

  泛谈问题对新村不公平  

 此外,华人新村的问题比其他乡村(kampong)多的刻板印象也佷难令人苟同。事实上,我们对乡村的“关心”和了解远少于新村,我们并不清楚乡村存在什么问题?它们的困境是否与新村雷同?马来人和印度人社群的问题又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和谈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这种缺乏比较认识的基础下,泛谈新村问题的严重性,对新村居民并不公平。   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雪兰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左图)谦逊地坦承,去年才执政的民联政府并不了解新村的情况,也缺乏新村发展计划。其实这并不是问题,比较令人担忧的是,欧阳捍华口中的“新村问题”;他为村民地契奔走的作法,以及他提出的因应措施和政策,和过去执政的马华公会部长及官员们并无不同。   如果民联理解“新村问题”的角度仍然停留在普遍刻板印象的层次,协助取得地契的方法如同选民服务,追求“新村发展”的思维也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新村问题”将一直成问题,地契仍然是当政者的政治资本,而“新村发展”也只能在拨款总数除以人头的口号上做文章。   绝大多数新村需要的,是真正对地方有助益的软硬体设备和资源,但每个新村需求的项目和比例的轻重或有歧异。唯有有针对性的资源注入,才有助于改善环境和缓解困境,盲目地以“发展”激励村民,只会显得很没诚意。我们不需要450个观光区,也做不到。当我们说新村如何是这个那个的温床,又说条件恶劣的新村出了这个那个杰出人才和有最多宾士车时,难道不觉得矛盾吗?谁要来看温床、人才和宾士车?

注一:《亚洲周刊》的报道称作者形容新村是“聚居的部落”,原文实为“人为聚落”,特此澄清。

 潘婉明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着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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