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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义的终结者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二月 27, 2010

作者/周泽南专栏 Dec 25, 2010 12:29:08 p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 在这个科技越来越普及化的时代,资讯的传播可以跨越族群、民族、文化和语言,却无法担保现代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不会朝越来越封闭、保守、狭隘的“部落主义” 发展。《族群》(Idols of the Tribes)一书的作者伊萨克(Harold R.Isaacs)这样形容人类社会变本加厉的部落主义(tribalism),并提出他的担忧: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

部落主义是一种退守到人类个人意识尚处于蒙昧时期,需要靠对种族的集体认同来确认身份和寻求安全感的简化思想。举凡社群主义、种族主义和基于肤色、宗教、语言等形式的民族主义,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却都可以归类为部落主义。

部落主义的追随者以维护本部族的尊严和利益以及效忠部族为最大的使命。在马来西亚的社会情境下,部落主义可以表现在独尊国语或捍卫特定族群特权的极端行为中,也体现在凡事皆以本族群的权益为优先考虑的社群主义思想中。显然,前者的最典型代表是土权组织(PERKASA),后者的最佳示范则是号称以捍卫华社权益为目的的马华公会、国大党和大部分华团组织。

一种种族政治,两种解释

全世界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同,马来西亚是一个只能互相容忍,而不曾真正团结的多元社会。国族塑造(nation building)屡屡被提出和建议,却都以失败告终。如果要在这个国家各族之间寻找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第一,所有人民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多元语言、文化、族群的社会;第二,这个多元社会一直都处于族群分裂的不安全感之中,而从来不曾出现过真正的融合与团结。针对上述共识,不同族群可以为其根源和结论,作出绝然不同的解释。

例如主流的马来族群会先就历史角度将族群的不团结归咎于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然后再怪罪不同的语言教育源流,将国民分化为说不同语言和实践不同文化的族群。少数族群如西马的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则倾向于将不团结归咎于政府对不同族群施行的差别待遇。

实际上,两个族群的解释都不完全错,可是也没有完全对。将不团结归咎于不同的语言或文化实践的道理不仅非常牵强,而且如果为了“大家看起来一致”的表面团结而将文化差异抹平扼杀,其所将引起的反弹,足以让团结一致的梦想彻底破灭。那是因为,寻求各自族群身份特征以及文化的延长和存活,自古以来都是顽固异常的坚持;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愿意为了国民团结而牺牲自己族群特征的延续性。因此,语言或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不仅不人道,也完全不实际。

另一方面,将族群关系不融洽完全怪罪于政府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也不是完全恰当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政府完全撤销了对不同族群具有差别待遇的语言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等;不同的族群基于结社的需要,还是会物以类聚,而无法在自动自发,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促进族群间的互动和团结。

笔者认为,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具备双重性,它即是受到国际人权宣言保障的“权利”,也是将人类分化的惰性。因此,谈母语教育的争取,如果只一味的强调物以类聚的权利,而不谈促进族群之间互动和理解的义务,肯定无法达到理想和谐社会的目的。

躲在各自族群的舒适区内

过度的舒适会让人怠惰,并减损思考的敏锐度。西马三大族群在各自建构的社群里面如鱼得水的生活、信仰、学习母语以及社交。他们虽然不时得面对来自政权对母语教育发展的压迫和阻碍,可是大家在各自母语和族群文化的庇护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非我族类无法融入的隔阂和围墙。

这种隔阂最具体的表现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例如,由马来团体主办的各种活动,不论官方或非官方,都不假思索的认定参与者必须谙国语国文,不谙国语似乎背负着不爱国的罪过。因为对语言有了这一层莫名其妙的尊卑排列,所以他们连在形式上询问是否有不谙马来语的参与者这层门面功夫也省下了。

实际上华团也好不到哪里去。凡是他们主办的活动,必然假定所有出席者一定谙华语中文,他们作为一个长期受独尊国语政策压迫的少数族群团体,认为没有“义务” 为不谙华语的其他族群提供理解和沟通的方便。诚如林连玉基金会主席杜全焕博士在“多元社会的语言人权”研讨会致开幕辞时所说:“少数族群在被主流族群边缘化的同时,也在边缘化其他非主流族群”,不仅如此,华社在语言使用权利被剥夺时,也间接剥夺其他族群参与的权利。当他们这样干时,一点也不心虚,也一点也不觉得那已违反了自己的义务。

笔者认为,如果各族人民继续躲在社群的舒适区内而不愿意主动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参与,种族政治不会有根治的一天。

集体返祖的认同意识

上述这种体现在族群语言的使用上的部落主义,导致少数族群在谈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身为公民的义务,这种部落主义最终只会把国家带向万劫不复的分裂。伊萨克又说:

“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对。”

几乎所有受殖民国家,都是通过鼓动民族主义来争取独立。而这些国家也几乎毫无例外的,从当初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逐渐变质为促成国内不同族群内斗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主义。例如,马来亚独立的动员力量来自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独立后,由于联盟政府操弄种族政治,反殖民的马来民族主义变质为“防范式” (defensive)的马来民族主义。再经过新经济政策,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等等充满差别待遇的措施的推波助澜,马来民主主义进一步恶化为 “压迫式”(oppressive)的民族主义;即压制弱势族群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

华人等少数族群在上述马来民族主义的长期压迫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兼具反应式和防范式的社群主义。这种马来民族主义和华人社群主义之间的挑衅和叫喧已经把西马的政治舞台变得俗不可耐,乌烟瘴气又缺乏创意;马来种族主义的代表者诸如土权组织或巫青团的例场率先发表种族极端的言论,然后认为华社权益已遭侵蚀的华团组织纷纷发文告批判上述言论。这种一来一回,没完没了的舌战,归根究底,都难逃从本族群的利益出发的动机和立场,去抗衡他们认为侵蚀本族群地位的言论或举措。

跨越族群边界才是真正的跨族群

308 政治大海啸见证了种族政治遭西马人民唾弃的开始,而近年来一些民间组织如林连玉基金的“跨族群”努力,更是难能可贵又充满远见的举措。然而,跨族群行动如果没有从认识的根本上跨越族群边界,而只从文化实践上增加族群交流的活动,终究将沦为劳民伤财而流于表面的活动。然而,跨越族群边界究竟意味什么?

约翰(John Edwards,1994)将族群性(ethnicity)定义为:“从真实的或被视为共同结合纽带,如语言、种族或宗教方面获得的一种群体认同的意识。或者指国家内部不同的共同体(community,亦译为社群),其成员除了在客观上具有或者想象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文化或共同的历史经验,同时在主观上具有祸福与共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

类似上述对族群的定义能够提供的疑惑其实多过答案,例如,最主要的结合纽带究竟是语言、宗教、种族、历史还是共同的政治命运?其中的一些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这些结合的纽带的客观成分比较大还是想象成分比较浓?这种“客观”和“想象”的成分,在构成族群认同方面何者的角色更重要?虽然学界在上述问题的争执中尚未有定论,可是民间却向来不假思索的认定,族群特质是“客观存在”的,族群边界是固定不变的,族群身份的确定性俨然如“真理”般彰显和不证自明,上述种种关于族群的迷思可以统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巴特(Fedrik Barth)提出,边界(boundaries)在族群的界定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族群是由其成员所划下的范畴,形成族群特征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因此一个族群的边界所指的不必然是地理的边界或疆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一个自我定义其边界的族群,往往通过强调其文化特征来限定我族的边界,以排除他族(非我族类)。族群边界的维系往往只需要一些文化特征,而并不需要非常多的文化特征。”

因此,所谓华人、华族、华裔或者华人文化,都不能排除约定俗称和集体想象的创造,甚至虚构的成分。如果我们对族群身份的不确定性和非真理性具备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就不会不假思索的动员民族情感来捍卫“本族”的权益,或者将本族和他族的边界和差异无限放大。对族群特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能让我们摆脱固步自封的文化和族群观念,并且乐意接受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共同性和同源性。这种思想上或认识上的变革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却是让种族主义再也无法轻易得逞的最珍贵的社会资本。

笔者主张,如果一定要为公民社会的时代任务寻找一个终极任务,破解在族群观念上持本质主义思想的努力,就是未来马来西亚各族社会必须携手完成的千秋大业,而贯彻这计划的最恰当管道,就是通过各社团组织以及教育机构,来认真贯彻“批判的文化多元主义”(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 现从事纪录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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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和民族的泥沼中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二月 26, 2010

作者/周泽南专栏 Feb 26, 2010 11:59:50 a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没有到过东马的人,对东马的想象可以概括为“贫穷,落后,闭塞,不思长进”。然而,在多数的东马人,特别是原住民眼中,西马的马来人是怪异的“种族” (Race),多数因为害怕竞争而不断用种族主义情绪和政策来歧视其他族群,西马的华人和印度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时时刻刻都在防备马来人会侵犯他们的“民族”权益,损害它们的民族尊严,影响他们的民族特色,因而是刺猬民族(nation),稍微挑到一根民族的神经,就歇斯底里的扬起民族大义的旗帜,准备跟玩弄种族课题者“斗争”下去。

东马土著不会了解,也许也不想了解,西马马来人的种族主义(racism)和西马华人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何会长成今天这个怪模样。

五十步笑一百步

当牛头示威者用他们种族主义的脚踩着血淋淋的牛头,在雪州政府行政大楼前展示他们集体的狂妄时,许多身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和印度人,感觉到自己民族的尊严受到挑战和威胁了。这样的情绪反应,实际上和当某间华文小学被政府无理的关闭时,大家诉诸于民族情感,大喊“华小一个也不能少”的情况并无二致,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这些由某些马来人展示的种族主义言论和行径从独立前后,一直到现在都不曾停歇过,受种族主义所歧视的华人可以骂这些种族狂热分子野蛮、退化和保守;可是,华人不也是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和种族主义对抗了半个世纪有余了吗?

如果你是“华人”,当你用所谓“理性”的思考去质问马来种族主义者对“种族”错误的认同、捍卫和坚持时,为什么不曾怀疑过自己诉诸于“华人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用华人的民族主义来对抗马来人的种族主义,难道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

可惜,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身为少数族群的华人和印度人却似乎不愿意去正视。所以当特定的马来人踩牛头、烧教堂、拆庙宇,促请政府关闭华小,呼吁禁止舞狮舞龙,把中文路牌换成马来文的时候,华人和印度人就习惯性和条件反射式的鼓起了各自的“民族”情感,来向施压的“种族”展示我们的权利不得受剥削,我们的民族尊严不得受侮辱了。每天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沼里翻滚受罪的三大民族,难道你们不累吗?

别再三大种族了

西马的种族政治还不至于无可救药。经过了308的洗礼,很多人开始明白马华不代表华人,国大党不代表印度人,巫统不代表马来人了。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停留在董教总代表华教权益,淡米尔文基金会代表印度人母语权利,马来人作家协会代表国语地位的民族主义的牢笼里。

我反对董教总、淡米尔文基金会等争取代表各自“民族”权益的团体了吗?没有,我甚至彻底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可是,当各“民族”团体在争取各自民族权益的同时,也不妨松动一下自己对“民族”的理解,对所谓“华人”、“印度人”、华人文化、印度文化界限分明的虚构性进行质疑。

民族人类学不仅已经揭发所谓根据血缘而划分的“种族”纯粹是站不住脚的虚构,连“民族”本身也不过是特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例如,对拥有部分印度人血统的马哈迪而言,其血统的“不纯正”并不阻碍他百分百地向“马来人”认同。马哈迪的顽固正好说明了马来人不是一个“种族”,而是通过联邦宪法的规定,所塑造出来,假设出来和虚构出来的“民族”。这个民族信回教,说马来话,根据马来人的生活习俗生活。

当然很多人不仅不懂得质疑马哈迪血统的马来性(Malayness),更不会去怀疑他作为马来民族的纯正性。比方说,当年他在指挥茅草行动时,难道这样不人道的行动是马来人的宗教所允许的?当他的儿子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时,难道这种对利益输送毫不透明的政治行径符合传统的、有美德、对回教教义虔诚的马来民族的风范?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马哈迪天才般的英语教授数理的鲁莽构想,究竟导致多少马来学生,特别是乡区的马来子弟跟不上学业。这种对广大马来民族构成无法弥补的学习障碍和人格伤害的举措,难道符合“马来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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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不过是想像共同体

被民族社会学引用滥了的民族是“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理论固然精辟,可是知道了民族不过是想像的并不代表认知者从此就会放弃这种虚假的想象。民族身份有时候就像一贴符咒,人们即使知道它只不过起着心里安慰的作用,却依然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功利心态。因为靠向某个民族的集体,就不会有被排除在外或受孤立的不安和危险。所以很多人即使说英语比马来语流利,喝葡萄酒比喝teh tarik凶,懂得的《圣经》教义比《古兰经》多,也不会承认自己不是马来人。

同样的,那些像邱家金、郑全行之流的“华人”教授博士,即使懂得的华语华文比华小学生还要少,也坚持自己是“华人”。说穿了,很多时候,“民族”不过是投机主义者为了方便进行身份认同而给自己下的标签。很多中文比我滥的“华人”开口闭口“我们华人”,马来文比我差的马来人也开口闭口“我们马来人”。只要你懂得想像,把自己想像成特定“民族”的一分子,然后随着民族集体起舞,或者来一曲《黄河大合唱》,马来人当然唱Rasa Sayang,保证你能在各自民族的圈子里如鱼得水。

想像马来西亚国族

独立前后,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人在主张“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以及对国族作出不同的想象。主张同化政策的人,要全部族群变成说一种语言,过一种民族生活方式的整齐划一的国族。主张多元文化者,则主张各族群在文化语言上百花齐放,然后通过一些核心的共同价值,如民主、自由、开放,作为团结各族的国族特色。笔者固然偏向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的原则,可是却得提防各族群为了自身利益而将族群之间的界限和差异无限扩大的弊端。这也是“传统的文化多主义”的一般弊病,而学界主张用“批判的文化多元主义”(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来为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或者在族群认同上过于本质主义的主张解毒。

正是这种差异的政治或者身份认同的政治,让原本不明显不确定的族群界限稳固化,也僵硬化,阻碍了个人同时向多种文化身份,多重文明源流认同的弹性和创造性。

“把根留住”所忽视的

“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根”,“语言是民族的灵魂”,这种对受华文教育者耳熟能详的民族口号含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一样被西马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发扬光大,笔者认为是时候丢弃不用了。特别是当我们谈到维护华小时候,一定习惯性地设想这样的举动是“把根留住”,可是往往我们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理解,就像对一颗大树的理解一样;因为看不见埋在地下的根部,就以为根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分歧的、没有主轴的。

我们忘记了,没有分散的树根,从多元的源头汲取不同的养分,哪来茂密的开枝散叶?这情形就像在中国,如果只有汉人而没有其他55个少数民族,中华文化哪来的博大精深,兼容并蓄呢?同样的,如果马来西亚永远只是三大单调的民族在斗争和提防,东西马近百个原住民族群的文化、信仰、世界观等等,都不在我们的学习、欣赏和捍卫范围内,那么单元的国族不但没有前途,也对身心发展不健康。

族群认同应多元和有弹性

族群认同应该像一尾变色龙。在欧美,我是chinese,在大陆我是马来西亚人或者马来西亚华人,在讲广东话的吉隆坡,我是“华语人”,在讲闽南话的槟城,我是广东人,在东马,我是“西马仔”,在非常华人的圈子,我觉得自己是精神上的原住民。在没有政治迫害或者需要使用“民族”认同来争取共同权益的场合下,任何一个马来西亚人都应该习惯于不断的转化和挑战自己的族群身份。

这样做并不是去乔装自己身份的多元性和弹性,而是本来就如此。族群身份从来就是相对的。比方说,和大陆中国人或港台中国人相比,我们确实比他们具备更多马来文化、印度文化以、原住民文化以及语言、习俗,甚至生活节奏的文化因子。和马来人相比,我们具备更多的中国文化和兴都教文化元素,和西方白人相比,我们的多元文化的丰富性,是长期处于单元语言文化的他们所无法想象的。

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族群身份,很多时候我们也向阶级、性向、品味、信仰、价值观等方面认同。而同样的,这些认同的对象也会随着对象而改变。比方说,在后现代过了头的年轻人面前,我是现代性和本质主义的捍卫者,在顽固保守的长辈面前,我高举后现代和后殖民旗帜来反对本质主义,在同龄者面前,我同时展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所以,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这是正常的现象。

就像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和次元里面那样,多元、混杂而具有弹性的族群认同和身份认同能够丰富一个人的文化视野和生命经验,只会让一个人更加正常、健康、开放的成长。当这样的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成为多数人民的实践时,不但种族政治将无法发挥其破坏力,甚至鼓吹民族主义也失去了必要。毕竟,拥有什么文化或者多深厚的文化远远比属于什么民族来得重要。

一个有内涵的本南人肯定比一个浅薄的华人来得像人,一个有文化的混血儿也肯定比一个低俗的纯正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来得强。这道理一点都不难明白,就像好芒果比烂木瓜像水果,好臭豆肯定比坏黄瓜强一样。那只不过是农民的常识,怎么以为自己比较先进、繁荣、开放的西马三大主流民族却似乎不懂了呢?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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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的女儿为什么不也杯葛他父亲的网站?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七月 28, 2009

周泽南

 

因中风去世的著名电影及广告导演雅丝敏阿末(Yasmin Ahmad)26日入土为安,马来文小报《Kosmo》却在27日封面头条炒作她的身世,包括挖掘她变性前的事迹,结果招致前首相马哈迪女儿玛丽娜猛烈炮轰。

《Kosmo》在第二版刊登一篇“从足球前锋到著名导演”的文章,访问了3名熟悉雅丝敏的故人,报道她在成名前的种种事迹。《当今大马》报道:“《Kosmo》这篇报道已经招致也是著名部落客的玛丽娜炮轰,抨击这家属于巫统控制的前锋报集团的马来文报章,以卑鄙的手法破坏雅丝敏的名声,犹如在死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

玛丽娜甚至号召那些不满《Kosmo》做法的网民,群起抗议与杯葛该报的做法。如果玛丽娜真的那么捍卫性别平等,艺术家和族群和谐,那么在意媒体的责任和道德,她有什么理由不以同样的原则和准绳,去批判和杯葛他父亲在私人部落格里发表的,充满种族主义的文章?

 

我不会反对玛丽娜号召那些不满《Kosmo》做法的网民,群起抗议与杯葛该报的做法,可是我不肯定她是不是一厢情愿?如果Yasmin一点也不介意自己过去的性别身份呢?如果Yasmin向世人展现了,变性和异族通婚的她,甚至比不曾变性,也不曾和异族通婚的众多马来西亚导演更杰出,更有创意呢?

 

如果她和她的家属,并不觉得“揭穿”他之前身为男儿身的新闻报道,是在破坏她的名声。那么种族主义者马哈迪的女儿,为什么一口咬定,那一定是“丑闻”?

 

昨天刚好有马来同事将一份《Kosmo》遗留在我桌上。封面标题是Mati Sebagai Wanita.作者没有解释标题的含义,倒是指出了Yasmin是以一名女性的身份去世的事实。她临终前,是否对自己这样的特殊身份倍感光荣,或者遗憾一生,只能让生者自己猜测。

 

这里当然牵涉媒体伦理的问题,如果该份由巫统控制的小报确实有揭穿Yasmin身份,来打击她的名誉的动机,自然应该受到批判。可是我只能说,即便该小报的动机很明显,它的措辞和形容,却没有透露丝毫砭损,挖苦,指责Yasmin的言论和行为。

玛丽娜如果强烈认同Yasmin作品里对种族攀犁的解构,她或许应该鼓励在身份认同焦虑中执迷不悟的老爸,向Yasmin取经。如果Yasmin的作品,能够让这名老人看破种族政治的虚妄和其毁灭性的后果,甚至善用他剩余的政治影响力,去破除我国的种族政治,这或许比她以代言人的姿态,抨击小报破坏Yasmin名声,远远来得有意义。更何况,以开放作称的Yasmin或许根本不介意公开自己过去的性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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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min的未竟事业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七月 27, 2009

周泽南

 

今天早上在茶餐室吃干捞猓条,隔壁的三个四十来岁的新村安第在谈Yasmin.一个说她拍的Petronas广告比较有意义,一个说她看不出原本是男的,第三个说:“噢,原来她不是女的!”

 

原来这名本土导演在华人社会里面这么著名。

 

昨天我们接到她去世的简讯,原本犹豫作要不要去Subang出席她的葬礼,后来因为衣着等各种原因决定不去。实际上,真正不出席的原因是因为不曾接触她和她的电影,对这个“个人”没有丝毫的感情。

 

如果因为文化,艺术,性别或电影界损失等等个人以外的原因,而出席她的葬礼,都觉得不自在。Yasmin或许不介意,可是自己是介意的。就比如,我不会因为某条国宝级的狗去世而伤感,却会为自家的流浪狗失踪而遗憾了许多年。当然,流浪狗不比Yasmin,可是我想她是不会介意这样的比喻的。

 

为了弥补自己对如此才华洋溢的民间国宝级艺术家的冷漠,我决定至少看一看她的代表作品-Gubra,后来才知道译作《焦虑》。可是《焦虑》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焦虑。我不知道导演是不是要处理族群身份和性别的焦虑,电影似乎没有太大的张力,比较特殊的,倒是导演借由女主角Orked在单元族群的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对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多元食物认同的企图心,是那么的明显。

 

对于Yasmin之死,任何政府官员不曾发表过一句惋惜之言,民联领袖安华和“政治秘书”李凯伦和公青团却对充分肯定了她的贡献。虽然我不一定完全苟同他们对她的电影题材所作出的政治性诠释,不过至少赞赏他们不会因为她的性别“不正确”而有意对她的贡献减分。至少马华,民政,回教党等,就拿不出这样的文化格局和政治远见。

 

单凭一部电影,或许难以窥见导演的社会关怀的广度和深度,我必须承认,她在以调侃的方式为族群的界限松绑时,对那些受过种族主义之苦的广大人民,都能引起共鸣,甚至快感。可是她在描绘特定人物,例如性工作者时,却难免将从事该行业的女性,刻画成典型男权受害者的形象,削弱了配角的自主性,也少了让她们为自己发声的强度和理性层面。

 

我只是猜测,或许Yasmin的电影,比较能获得华人的共鸣,和少数同情他者处境马来人的同情。可是印度人,原住民,外劳,女佣,难民,性工作者呢?我倒是想知道,在这些缺乏发声空间的群体眼中,她的电影有没有感染性。她无疑是在我国少数才华洋溢的导演,而我相信,导演必须时时让自己身处弱势群体的处境,才可能展现她/他的关怀厚度。

 

Yasmin的电影成功之处,或许在于为国民的长期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少有的不悲情的出口。她确确实实为我们立下了值得学习的模范。可是,我们应该期许,应该还有更多长期习惯处于边沿位置的导演,能为我们展现比食物,语言,文化,族群等等明显差异更多元,更复杂,也更焦虑的马来西亚。这或许是我们可以期待的Yasmin,为我们留下的未竟的事业。

 

这篇也算是评论的文章,写得有点过早。或许等看了她的Sepet和Mukshin之后,再作修正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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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回教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21, 2008

种族与回教
■日期/Oct 31, 2008 ■时间/05:41:18 pm
■新闻/特约评论   ■作者/法立诺

【特约评论/法立诺(本刊黄书琪翻译)】说起来奇怪,回教在经历1400年的传扬之后,却依然有回教徒无法参透所信仰的宗教的普世价值。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边强调回教的普世性、男性信徒或女性信徒之间的情谊,却又无法搞清楚回教信仰与种族主义是两码子事。

时至今日,这样的口不对心依然处处可见,很悲哀的,许多回教社群已经习惯、以为浅肤色者天生就具有优势,掌握特权。更有趣的是,回教徒会因美国、欧洲的白人改信回教而雀跃万分,但对于每年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或亚洲人改信回教的事实,却好像没有一点激情表现。

令人难过的是,当这种思考体现在今日的政府治理与政治领域中,有些回教徒依然把种族与血缘置于竞争能力和成就之上,更不管宗教信仰,他们的种族性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的留在脑海中,以为某些种族理所当然的就比其他人来得优秀。

最 近,在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就出现这样一个案例,当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卡立依布拉欣任命华裔女性刘秀梅出任雪州经济发展局的总经理,引发一连串争论。撇开刘秀 梅是卡立依布拉欣依法任命的事实,一些人以雪州马来人回教徒会反对这项任命为由,公开反对这项人事任命案。但是,大家又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反对呢?因为她是 一名华裔女性吗?

这些反对者之中还包括部分回教党成员,这让马来西亚种族政治本来就波涛汹涌的池水更添几股暗流。

回教强调肤色无差

当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就因为各种不同种族与社群,因而成为一个多元宗教与族群的国家。30几年过去之后。这个国家却仍然是保守定调,而且,政府更打算把回教价值融入马来西亚宪法,让右翼民族主义政治添上回教色彩。

讽 刺的是,马来西亚的回教组织似乎只对查禁书籍、禁止某些行为(包括最近可能针对瑜珈发布禁令)以及各种道德政策比较有兴趣。回教学者们也许会问,难道回教 的普世价值就存在于这些社会工程的微尘当中吗?难道马来西亚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抑或是已经遗忘,回教教旨中最简单的一个平等信仰,强调的就是肤色无差, 而“种族”之于回教,更是一个不相容的概念。

马来西亚现在所面对的困境,一如其他回教社会所面对的一样,在捍卫与推广回教的同时,也要捍卫与促进回教徒的共同利益。以马来西亚为例,回教徒几乎都是马来人,因此也被看做是捍卫与促进马来人的利益,所以民族主义就不断宣扬马来文化的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关回教什么事?

这就是需要正统回教学者们来搞清楚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忘记,回教的成功与回教徒的成功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二者之间也可能会有相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回教的胜利,意谓着上苍的普世价值如众生平等获得胜利。

政治胜利不代表符合回教伦理

另一方面,回教徒的胜利,可能是某一段时间的政治胜利,并不代表符合回教的伦理规范。举例而言,沙旦胡先(Saddam Hussein)打败科威特,这是一个回教国家打败另一个回教国家的战争,这能算是回教的胜利吗?

同样的,回教徒在平等与唯才适用的制度底下,竟然公开要求特权与优待,这是回教的胜利吗?

那些认为雪州经发局总经理一职应该由马来裔回教徒出任,而反对任命刘秀梅出任雪州经发局总经理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你们到底在争取什么?我们应该强调马来人回教徒的支配权还是选择植基于绩效、平等的管理?回教学者会提醒你们,后者才是属于回教的,前者则否。

无论如何,回教徒应该去思考,种族社群主义者其实就像是不同的教派,这些分门别派在正统回教与伦理当中根本不存在。且引述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的一句话:“告诉我,亚当是哪一族人?”我想这已足够说明一切。

法立诺(Farish A. Noor)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资深研究员也是www.othermalaysia.org的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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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殖民者实施的种族措施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21, 2008

英殖民者实施的种族措施
■日期/Nov 20, 2008 ■时间/01:20:28 pm
■新闻/特约评论   ■作者/周泽南

【特约评论/周泽南】要了解今天西马来西亚的主流族群――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如何种族主义,以及其种族主义如何一脉相承,不妨回到一百年前,参考当时的主流族群,即人口稀少却垄断政治、经济与行政资源的英殖民者,如何将源自大英帝国的种族主义在马来亚土地上发扬光大。

有了这段历史作为借鉴,或许对诊断、预防和治疗今天依旧占据马来西亚政治舞台的种族主义(如巫统、马华公会)、文化民族主义(如未变质前的董教总、未被宣判为非法组织的兴都权利行动力量)、宗教民族主义(如回教党)等,还有一点用处。

主流社会从来都不以族群人数多寡判定,马来亚百年前的主流社会属于那些在1880年至1950年代之间统治马来亚的英殖民者,包括几乎清一色欧洲籍的政府官员、矿家和园丘雇主或经理。英政府在1931年的统计显示,当时的马来亚总共有6350名欧洲人,其中55.7%乃英国人(全为白人)、18.8%为苏格兰人,其余占少数白人来自威尔斯、爱尔兰、澳大利亚、纽西兰、美国、丹麦、荷兰、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其他者

欧洲人排挤欧亚人

历史学者布彻(John G. Butcher)指出,上述其他者之中,其实有不少是欧亚裔人士(Eurasian);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深感不自在,而选择将自己归类为欧洲人。可是被种族主义上身的欧洲殖民者不断质疑这群欧亚人士的身份,20世纪以来不断出现要将白种欧洲人和非纯白种欧亚人严格区分的尝试和措施。布彻还指出,受英文教育的欧亚籍马来亚人,尽管狂爱英国语文、文化和宗教,甚至对英国作出绝对效忠的誓言,都无法赢得这里的欧洲人的平等对待。

为了有效管理海峡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在1882年设立公务员考试制度,以相当公平的方式招募和遴选合格的欧洲人和本地人。当时有不少具备资格的本地欧亚人士成功通过考试而当上公务员。1904817日,当时的总督安德森(John Anderson)因听取了前任总督瑞天贤(Swettnham)的劝告,不录取欧亚人士当公务员;结果,殖民政府最后采取种族划分措施,拒绝非纯白种欧亚人士参加公务员考试。

1910年,一名极力争取要当公务员的非纯白种人士宣称自己是纯欧洲裔人士;殖民政府为了一劳永逸杜绝争论,决定将考取公务员的资格确定为本父母双方都是纯正欧洲人血统的人士。上述种族主义措施果然奏效,1911年时,非纯正白种人的公务员减少到只剩六人。我们别笑此人观念腐朽,笔者去年看过报道,当时的马华公会总秘书黄家泉宣称必须要有50%华人血统,才可加入马华公会的演讲。我们也不曾听过,华裔回教徒可以加入巫统的前例。

殖民者视华人为罪犯

极端种族主义的安德森还进一步列明道:要求任何欧洲人担任亚洲人的下属,都是有损其尊严的事。自此,他实行了在特定政府部门,任何非欧洲公务员的职位都不能高于欧洲人的政策。今天回头来看,国阵政府的许多部长和副部长职位分配,都离不开马来人当正、非马来人当副的内定规矩,其种族决定论的程度似乎不比百年前的安德森高明太多。

布 彻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殖民者,普遍对当时的马来亚华人充满戒心、不信任和种族偏见,例如当时的怡保不时发生集体抢劫案,欧洲人常将孤立的欧洲 人被抢事件解读成华人专门针对欧洲人犯罪;这种情况相当类似今天一些媒体将外籍劳工视为罪犯的心态,恰好当时大部分华人也是刚从华南移民过来的新客。

当时的殖民者普遍视自己比其他种族,如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欧亚人及原住民等优越,这种心态常表现在他们时时刻刻担心欧洲人的优越地位会被受殖民者挑战。如此心态有没有让我们想起槟城多语路牌之争?

矛盾的是,当时多数欧洲人对马来亚最满意之处,是和谐的种族关系,但他们却是以主仆关系对待所有被殖民的亚洲人。铁道局在1910年代出版的一本旅游册子这样介绍吉隆坡:巴生河将吉隆坡分成两个聚集区,一边住着欧洲人,一边住着亚洲人。另一本由殖民政府赞助出版的手册则形容:吉隆坡的一大优点之一是,欧洲人可以不必和亚洲人参杂的住在一起。”我们当然不希望马来西亚旅游局仿效这类介绍。

当种族主义遇上性和女性

女性殖民者的种族主义程度比男性不遑多让。一名英国女人的丈夫在闷热的马来亚寂寞难耐,收马来人姑娘为妾;她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我一想到那个亚洲女人黑瘦的手臂搭在我丈夫脖子上,就想作呕。我知道这是很不理性的,但没办法。

布彻说,重点不是丈夫外遇,而是外遇对象竟然是又黑又瘦的亚洲女子。笔者说这名压抑自己的非理性的白种女人,其实是用她被灌输的对种族、肤色和性的维多利亚式和经验主义理性,通过激化对外遇的憎恨和肤色的诅咒,将种族主义发挥到极致。

1908年,芙容的一条街道有数间娼馆,政府接获欧洲人的投诉后,决定将妓院移到离大街有两道小巷距离之处,理由是不能让有欧洲妇女出入的地方看到亚洲性工作者。笔者发现,种族主义一旦和性或性别挂钩,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歧视能量。上述两段历史插曲,不能不让笔者想到最近马来西亚回教事务委员会(FATWA)宣布禁止女性穿男裝,也禁止女同性性关系的事故,以及回教党为该举辩护的进展。


后殖民时代读殖民时代历史,当可发现不少前人的可笑观念,足以当笑料自娱,那是有了时间距离的缘故。看今天的政治新闻,依然有很多腐朽的思想观念,却很难笑得出,而只换来满腔肚懒,因为我们很担心,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交到这样腐朽的人手上去治理,百年前英殖民种族主义者的愚蠢何时才不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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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杂种,华人免不了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世人皆杂种,华人免不了
——族群认同的误区
■日期/Nov 05, 2008 ■时间/11:20:51 pm
■新闻/特约评论   ■作者/周泽南

【特约评论/周泽南】笔 者有一次和许德发博士在隆雪华堂外的嘛嘛档喝茶时,他透露自己正在勤于翻阅独立前的报章。他发现到,当时的各语文报章在新闻报导上,对族群身份的分类,并 不像今天这样。比方说,意外新闻是这样写的:“某月某日讯,一名中年人士被发现死在半山巴。”基本上报章不会特别注明死者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等等。有 些华文报章在报导关于华人的新闻时,偶尔会注明其籍贯,例如:“该死者是一名广东人。”但就是没有明确的“华人”或“马来人”概念。

50 年过后,几乎所有国内媒体,不论是平面还是网络,主流或边缘,都毫无例外的黙认了政府对人民进行的身份归类;例如在新闻报导的处理上,都必定注明某人的族 群身份;这些被归类的身份基本上分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原住民和外劳四大类。让人吃惊的是,且不说靠马来民族主义起家的纳吉、希山慕丁等巫统政客,是 如何认定自己100%是马来人的信念如何缺乏根据;自比为非种族政党的民联领袖,包括安华、林吉祥和哈迪阿旺,也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族群代表 性。

僵化的族群分类

308大选期间,安华讲座的开场白,是僵化的族群分类的最佳示范;安华说:亲爱的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伊班族、卡达山族同胞。”他似乎没有理解到,他所谈论的主体,即族群”本身,是在人们对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极度化约的理解之下的建构物。换言之,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可以确认安华和纳吉是马来人,林吉祥和林良实是华人。换句话,若将这些人的血液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只能发现血型的差异,而不会产生种族”的不同。当然,就文化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形象地形容某些人流着正义之血,或不义的基因,但这同样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我们以华人”这充满异质性的族群”或民族”,来说明族群认同的虚构性和化约性。无论被纠正了多少次,笔者所认识的大陆人和台湾人还是习惯称笔者或肤色相近的人为“华侨”。对这些大中华圈内的外国人而言,“中国人”是铁板一块,是没有异质性的族群”或民族”。另一方面,对多数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本地出生的“华人”自称华人,不仅是约定俗成,甚至接近于天经地义的事实。在我们对自己的“华人”身份坚信不疑的当儿,不妨参考一下麦留芳在讨论 “当代海外华人的理念型”里头,对“华人”的有趣分类。

建议称谓

有无当地国籍

高度认同中国社会或文化

中国血统

华侨

+

+

+

当地华人

+

+

华族

+

华裔

+/-

外族

数据来源: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表2.3

根据上述麦的分类,如果一名马来西亚华人具有中国人血统(这当然是个不无问题的预设),他认同于中国或中华文化,并持有中国国籍,他/她就是不折不扣的“华侨”。《辞渊》释“华侨”为“侨居外国的我国人民”,侨乃寄居之意。因此,在今天,基本上只有那些在马来西亚留学或工作的中港台人民才可称为华侨。

第二种情况的马来西亚华人之“种族”属中国(当然种族这概念本身是含糊的,经不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测试),他高度认同中国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字和信仰,却取得了居留国的国籍;所以在概念上他应该属于“马来西亚华人”。根据这样的归类,至少要谙华语中文、懂中国历史文化的华人才符合马来西亚“华人”的称谓。

马来西亚华人的类型说

第 三种情况的华人情况更妙了。他们具有华人血统(假设华人都是黄皮肤),有马来西亚国籍,对中华文化语言却无高度认同,麦留芳认为理论上应该称他们为“华 族”。麦氏称英文教育源流的星马华人,大部份属于此类。若按照上述分类,无论是早期的社阵和劳工党还是今天的马华公会,究竟属于“华人”还是“华族”的政 党,恐怕就有争议了。当年社阵也因为讲华语的“华人”和不谙中文的“华族”在语文议题上的冲突而面临解散。而劳工党内部的分歧亦环绕在“华文派”和“英文 派”之争。

根 据上述分类,以往的马华公会是由不谙华文的“华族”在领导,今天则由全懂华文的“华人”领导人取代。吊诡的是,英语教数理的措施却是在“华人”领导人在位 时实施的。所以究竟是“华族”的马华公会或“华人”的马华公会比较能争取甚么类型华人的权益,似乎是有待厘清的问题。当然到头来种族性政党究竟是在“争取 族群权益”还是争取朋党利益,是个更重要的问题。

第 四种情况;一个具有当地国籍、不认同中华文化、但血统上父亲是中国人,算是“华裔”,既充其量只是华人的后裔。麦氏说,若其母亲是中国人而父亲为非中国 人,那么这华人只能被视为“外国人”。笔者不太确定这样的分类有没有性别歧视的因素。幸好麦氏并没有将上述分类绝对化,他认为上述五种情况都会有例外的案 例。让我们来看看可以有什么例外案例。

笔者认识一名吉隆坡咖啡馆老板,写一手好华文文章,还编过华文文学刊物。他自称父亲那边含马来人血统,所以,他是有马来西亚国籍,高度向中华文化认同,一半中国血统的“华X”,之所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的身份类别不在上述任何分类栏之内。吉兰丹土生华人又是一不在类别里的例子。他们的情况是;马来西亚国籍、同时认同于马来、泰国和中华文化、具有四分之一至一半的中国血统,所以应该称他们为“华Y”吗?

纯正华人血统的谬论

笔 者最近在帮父亲抄族谱,不抄还好,一抄就看到了所谓“一脉相承”漏洞百出。全世界还保留族谱或家谱的“华人”,莫不声称自己祖先是黄帝的后代,所以是“炎 黄子孙”。就算黄帝炎帝真的就是我们的先祖,就算他们流着最最纯正的“汉人”血统,可是,中国自古以来那么多动荡变迁,那么多类似五胡乱华的事情在重演, 谁能确保乱出来的后代们还保有“纯正”汉人血统?

再 回到族谱上来。彻底男性沙文主义的族谱,只载父辈全名,对母系的姓名常作省略。加上古时男人为了传宗接代,不惜三妻四妾,谁能确保这些不载姓名的妻妾之 中,没有满、蒙、回、藏等等汉人以外的女性?假设一个男人娶了分属汉、满、蒙、回、藏,五个族群的妻子,他最在意的是哪个能为他生个儿子,而从来不会计较 生出来的儿子血统是否属“汉人”正宗。

可惜对于自认为是“马来人”代表的巫统而言,华人只有一类;那就是-相对于有特殊地位的土著,不管华人自觉的认同于什么文化,甚至完全同化于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教信仰,他还是不折不扣的Cina,永远跨不过宪法的门槛,成为或变成土著。换言之,特权政策一旦不取消,华人还是华人,不管他们如何界定自己。结论或许显得悲观,可是族群关系的改善还得先从打破铁板一块的族群分类观念作起。

这意味着,马来人、马来族、马来裔或马来X 等,也不是不证自明的东西。如果将麦留芳对华人的分类,沿用在今天的马来人身上,或许会得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已故福首相嘉化峇峇(Ghafar Baba),皮肤毫无疑问是纯正马来人(前提是如果我们相信肤色决定种族),国籍马来西亚、认同于马来文化、谙马来文,所以他是“马来人”。前首相马哈 迪,父亲是印裔回教徒,血统上非纯正马来人,所以既不是“马来族”、“马来裔”、“马来人”,而只能是“马来X”。今届首相阿都拉也是“马来X”,别怀疑 我,只要看看他比刘青云要白皙很多的皮肤,还有他祖母的海南血统。

种族差别没有生物学基础

种族(race) 这一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建立在特定种族内部,要比不同种族之间具有更多生物相似性这样的基础上。例如,马来人比华人比较黑比较胖,却比印度人较白。有了 这样笼统的辨认基础,我们就随意在华、巫、印之间划分明确的界线,以便可以轻易的辨别每个人的“种族身份”。可是,人类学家发现,种族内部之间的个人存在 着更大的差异;例如黑如炭的首相女婿凯里(右图),和如日本人般白皙的安华妻子旺阿兹莎。其次,不同种族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更大的相似性,例如凯里和吧生区 国会议员圣地亚哥,或纳吉和蔡细历(别误会,我纯粹指他们的肤色)。

人 类肤色深浅不一,却不是种族不同的标志。北欧欧洲人的肤色较浅,地中海欧洲人的肤色较深。同样是非洲,也有中等肤色和黝黑肤色的差别。这情形在中国南北、 印度南北、美洲南北普遍存在。所以,仅仅根据肤色,在白人、黑人、黄皮肤的人和红皮肤的印地安人之间划界,是完全主观和武断的。遗传学的证据都支持了上述 观点。当生物学家检验白人、黑人、黄人和红人的脱氧核糖核酸时,发现大致上是相同的,根本无法从脱氧核糖核酸的差别上辨别种族类型。

或 许我们还要问,我们可以凭直觉和感觉来辨别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差别,难道不能证明种族有别吗?实际上,帮助我们辨别种族的,更多时候是语言、服装、仪 态等文化因素。而同样族群之间越来越相像,是因为我们选择在“假设性”的同族之间通婚的结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复制特定的生物特征,我们也通过语言、 文化、习俗,来复制特定族群的行为。

当 我们自以为代表华人或马来人,或自认为是纯正华人或马来人时,不妨老老实实地检讨族谱中所隐藏的各种可能性,说得白些,就是血统不纯正的可能性。当我们终 于认识到“世人皆杂种,你我免不了”的普遍性时,自然会理解族群政治是多么的反智,而甘于被种族政治利用者,则是多么的弱智。至于民族主义者,就是那些巴 不得洗脱自己“杂种身份”的洁癖者和反智者。所以,让民族主义者上台,人民只能活在思想真空的国度,做一只要求自己后代血统纯正的种猪或种马。

毕竟,种族主义和种猪主义只有一字之差,他们都是崇拜“种”的正统性、神圣性和真实性的反智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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