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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民主’ Category

内政部长和沙拉越的半民主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二月 10, 2009

刊登于《自由今日大马》

Thu, Dec 10, 2009       笑看风云

 周泽南

内政部长希山慕丁(Hishamuddin Hussein)将在近日动身探访,并颁发身份证给沙拉越南部峇南河(Baram)上游的部分本南族(Penan)居民。他声称拜访的确目的是要“解决”纠缠本南族多年的无证问题。

空穴不来风。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无端扮演起圣诞老人,为远在沙拉越内陆地区最弱势的族群雪中送炭,除非牵涉到极大的政治利益。可是,人口只有区区1万3千多的本南人,难道对国阵的选票来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政治利益

 沙拉越州政府的任期将在2011年6月截止,州选举可以在未来一年半内期间的任何时候发生。308大选时,反对党只赢得了35个国会议席中的一席,意味着沙州几乎未曾受到该场政治海啸的冲击。可是,近几个月以来,本南女性被伐木工人强暴的课题不断在媒体上出现,包括伊班族在内的达雅克族对州政府连同私人公司剥夺原住民习俗地的不满盛啸尘上,沙州政府计划在12个地区兴建水坝的计划更是引起了土著的强烈不满。

上两个星期,笔者随同马来西亚选举观察员网络(MEO-net)成员黄文强以及一西马媒体记者前往峇南河上游进行“无证”调查,从7个拜访的村落的250名受访者中,发现没有身份证或报身纸的居民竟然高达50%。在一些本南人的长屋,无证者高达80%以上。长达6天的调查报告出炉后,分别连载于多家网上媒体,虽然没有掀起议论的热潮,却显然对有责任为这些无证人民注册的国民登记局和内政部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没有诚意

 我国选举委员会公布,全国有资格成为选民的人口当中,只有3分之1登记为选民。黄文强相信在沙拉越,具备选民资格却没有登记为选民的比率高达50%。所以,沙拉越的选举是“半民主”的选举,而构成这半民主的主因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这情形造成大约3万5千名沙拉越原住民丧失了登记为国民的机会,他们因为行政偏差和政治动机而被剥夺了享有身为公民的基本人权。

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阵政府特别是沙州政府宁愿维持“半民主”的理由,是因为不想让更多选民瓜分了来自伐木,开辟油棕园,兴建水坝等等发展计划的丰厚利润。可是他们忽略的事实却是,剥夺了本南人等原住民的公民权,等于断送了他们受教育,选择工作,享有医疗设备和服务等等基本人权。

 希山慕丁这次利用“半天”拜访和派证来力挽狂澜的动作显然只有作秀的成分。他如果有诚意,可以命令内政部管辖下的国民登记局,马上给该州3万5千多无证的原住民进行登记,并确保所有人在注明的期限内获得身份证,报生纸或选民资格,才能纠正沙拉越半民主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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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如何相信自己民主?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月 18, 2009

作者/周泽南专栏 Oct 16, 2009 08:15:28 am

【无主孤魂/周泽南】由于民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再嚣张的独裁者,也不敢公然举起反民主的旗帜。可是,蔑视民主却早已经深入独裁者的骨髓。为了在表面上维护民主,而骨子里实践着削弱民主的勾当,全世界的独裁者和他们的智囊们,发展了一套精致的自我论证方法,来自圆其说。 

政治哲学家John Patrick Day在一篇名为《论自由与真实的意愿》的论文中,列举了六种独裁者如何相信自己其实是民主的方法,或者自我催眠的论证方式,笔者以为,借用将它来检验308之后的马来西亚政局,也无不妥当之处,以下就六种论证分析之:
 
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
 
(一)“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他们都对我的个人统治袖手旁观。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上述论证的关键在于所谓“真正的”,其实可以含混的带过去。例如,独裁者可以自我论证道:“你看,他们并没有真正反对我夺取霹雳州政权。反对的只是一小撮人,他们怎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呢?”
 
或者,独裁者也可以这样论证:“没有啊,他们没有真正反对。因为我都没有听到他们反对的声音。主要的媒体都没有报道啊。”当然,大家对主流媒体的报道心知肚明。况且,当时反对的人士,太半都已经被逮捕了。
 
人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
 
独裁者也可能换一种方式论证:
 
(二)“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所以他们不配得到民主。这样的逻辑和“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所以他们不配获得自由”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既使人民无法为民主下一个政治哲学的定义,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像年轻人可能无法为自由,爱情,理想,下准确的定义,可是他们完全有可能知道想要的自由,爱情和理想是什么。
 
民主将导致无政府状态
 
独裁者还有一种屡试不爽的论证,却在308时失效了:
 
(三)“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引入民主将直接导致无政府状态,而这是他们最不想要的。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我们对这样的论述耳熟能详,特别是在308之前。他们说换政府就会“大乱”,会引起政治不稳定,会发生种族冲突。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国阵在进行倒果为因的行为。他们因为看到五州换了政府并没有“大乱”,所以炮制了一连串的政治剧;霹雳双政府现象,警察大逮捕,纵容血淋淋的牛头示威,让人民误以为“你看,给你们集会自由的权利,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即使有了民主,人民也不喜欢它
 
独裁者还有更绝的自我催眠论证:
 
(四)“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即使得到了民主他们也肯定不会喜欢它。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正确,纳吉上台后的马来西亚,突然发生了许多怪现象;包括失威者不但不像往常一样被警察逮捕,还反过来恐吓民联议员,例如他们说:“我现在就强奸你!”。他们纵容一大堆怪现象,旨在说明:“你看,民联上台后是不是更乱?是不是更多种族冲突?”当然,人民绝对有可能怀疑,制造种族磨察的一方,会不会是事先就有政治意图。包括反对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地方卖酒,反对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地方兴建庙宇等等。
 
民联在执政前不断争取的集会自由,现在被有心人士滥用,甚至加上血牛头,大批牛羊一起参与示威等等戏剧效果,或许国阵志在告诉人民:“你看,给你们集会权利,这就是下场。这样的民主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实践民主的时机还不成熟
 
独裁者也可以用时间这个因素,来自我合理化。
 
(五)“我的人民并不是真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民主是他们这时候最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独裁者从“人民这时候并不想要/不需要民主”这个前提,推出人民并不真正想要民主这个结论。
 
这种“时机还不成熟”的逻辑,老马时代已经在重复使用。国阵顽固地保留《煽动法令》、《内安法令》、《印刷和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等等恶法,就是预设人民还不够成熟获得自由,一旦不受管制,他们就会滥用自由,危害大多数人/国家利益。
 
对于民主,我是最好的评判
 
当独裁者自我膨胀到以为自己才最懂为国家利益着想,最懂民主,最懂政治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最后一种自我论证形式,也最“霸权”的一个:
 
(六)“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应该由我来判定他们想要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是最好的评判者,而我知道,他们并不真的想要民主。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这种家长主义传统的独裁者认为,在政治事务中,不但可能有一个人总是比公民更清楚他们想要和需要什么,而且还应该,甚至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王(the Philosopher-King),他永远比人民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也是卢梭口中的立法者(the Legislator)。
 
卢梭为立法者的存在做了这样的辩护:“盲目的民众通常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利,他们又如何能够亲自完成像建立法律制度这样既重大而又困难的事业呢?正是如此,才需要有一个立法者。”黑格尔也曾经形容这样的伟大独裁者为“英雄”。他说:“一个时代的伟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告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它的意愿是什么,并且能够去实现这一意愿。”
 
马来西亚出现这样的哲学王了吗?或许暂时没有,可能他还不够自信。可是当他以为赢得一场补选就等于获得人民支持,又有很多爱捧他LP的亲信,包括新闻部长、华人政治秘书、机要秘书等等,为他的“一个马来西亚”背书,他甚至自己也出了一些书,就以为自己当上了畅销书作者或以知识分子自居时,就难保他不会自大到以为自己总是比人民高瞻远瞩,比人民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或许当他真正当了哲学王,以他那种格局的思想,可能无法理解,人民为何并不认为潜水艇以及其佣金,还有F1车队,和民主及对人民有利,有什么正比的关联。和人民有了这样的思想差距,当哲学王更是名正言顺了。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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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权利VS个人自由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 2009

周泽南

 

喝酒诚可贵

共处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在马来西亚,喝酒也可以引申出很多纠纷和冲突,特别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在“虔诚”的穆斯林和不“虔诚”的穆斯林之间。我对喝酒的原则是,喝酒很可贵,可是在顾及“虔诚”的穆斯林感受下,各族群的共处的价值也许更高,可是当触及“个人自由”这回事时,必要时上述两者皆可抛。

 

一个放大族群纠纷的国庆

 

今年国庆,全民在屈辱中度过。国家不但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纵容种族主义极端分子,借机挑起族群之间的不和谐,或将多数人的暴力,强加在少数人身上。

 

抛开种种事件所引起的不快情绪,冷眼旁观,将发觉这些事首先反映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如何共处的一些难题,其次,也突出了身为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人权”和“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疑惑。有几件事和这些议题相关;

 

第一件,是一群穆斯林在一间有售卖酒类的华人商店前示威,宣称该店老板不应该在90%居民为穆斯林的地区售卖酒类。

 

第二件,被怀疑是巫统党员组成的穆斯林,在沙亚南23区以血淋淋的牛头抗议兴都庙搬迁到该区。

 

第三件,继禁酒令之后,掌管回教事务的雪兰莪行政议员哈山阿里再次引起争议。他宣布允许回教堂宗教官员逮捕那些违规喝酒和没有斋戒的穆斯林。这项政策引起民间的反弹,认为有打造道德警察之嫌。

到底谁不尊重谁?

关于第一件事,示威的穆斯林宣称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售卖酒类,表明商店老板不尊重当地穆斯林。可是,该名华人老板却也声称,卖不卖酒,或者卖酒给当地非穆斯林,是他的“权利”,理应获得尊重。双方都要求获得尊重是一种“权利”,差别在于,示威的穆斯林代表群体的权利,或者一个宗教或文化群体行使其宗教或文化生活方式的“权利”。卖酒的华人老板则代表个人的权利,既一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行使其自由。

如果不从技术层面去进一步分析,要求尊重各自“权利”的双方都似乎有理;可是进一步检验他们所持论点底下的原则,就会发现多有不完备之处。首先,在以穆斯林居多的地方卖酒,究竟算不算是不尊重穆斯林,是可以争议的。如果这样的论点可以当作原则,往后,任何占多数的族群只要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无限上岗,例如在吉兰丹州,任何卖酒,喝酒,吃猪肉,不蒙脸,兴建庙宇等等和穆斯林的文化,习俗,信仰不相符的行为,都算“不尊重”穆斯林的权利了。由于上述“诉求”经不起普遍化的检验,所以不能当作“合理”、的真理来看待,也因此,他们的要求可以不必认真看待。但是所有的政客,都会至少假惺惺的认真看待。

至于那个卖酒的华人老板,究竟卖酒给任何他愿意卖的人,是否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必须注意的是,自由的行使必须伴随着没有损害他人的前提。如果他只卖酒给非穆斯林,并没有对他人,包括穆斯林,构成任何损害,可是如果他也把酒卖给穆斯林,却是间接阻止穆斯林在行使集体的权利;那就是禁止所有穆斯林喝酒。

 

问题来了。身为主张个人自由的华人老板,难道不可以坚持穆斯林也有选择喝酒的自由和“权利”这回事吗?如果把冲突推向更极端,他甚至可以追问,身为一名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他早已被剥夺了“选择”是否要当穆斯林的宗教选择权利,现在如果一名穆斯林前来买酒,难道他必须向多数人的合法暴力认同,拒绝把酒卖给这名穆斯林吗?

 

如果这名华人老板是自由主义者,他会坚持既使把酒卖个穆斯林,也没有侵犯“谁”的权利或不尊重“谁”,因为他所考量的“谁”只包括“个人权利”而排除群体权利。真正的问题其实存在于,我国究竟是不是推崇“自由”的国家?

 

集体暴力VS社群权利

 

第三个事件显示,我国完全不尊重穆斯林的个人自由。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比较主张群体的自由或社群主义(communalism)。可是第二个事件却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一些穆斯林推崇的,只是单一族群行使其文化(包括宗教禁忌)的权益,而忽视其他族群也同样享有同等权益的现实。例如,他们要求州政府不应该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批准兴建兴都庙宇,却不曾主张不应该在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也不允许兴建穆斯林的清真寺。

 

为什么这些穆斯林拒绝明白权利和自由,要求相互制衡这回事?因为他们是主流,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拒绝承认以“个人自由”为基石的人权,民主的建国法则?

 

民联政府以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为原则。可是除了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和回教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捍卫“个人自由”,恐怕并非一目了然的事。例如回教党一样捍卫言论自由,可是不包括回教徒批评某回教长老的自由,也不包括非穆斯林诠释回教教益的自由,更不用提回教徒为脱教或转教的言论自由。

 

回教党和公正党主张资讯自由法,却无法苟同人民有权利接受任何资讯,例如唆使人们“堕落”的色情资讯的自由。因为他们对“个人”远远不够重视,他们还是集体的产物。

 

个人非万能,不尊重个人,更万万不能

 

一个不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家,肯定无法提高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所有的行为,不论是得是失,都必须躲在集体的掩护下。也因为如此,任何领导人犯了再大的过错,也不必引咎下台或辞职,因为他们奉行“集体负责”,其结果就是“集体不负责”。

 

由于意识到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我们不能要求这个国家完全推崇自由主义,可是主流的族群至少必须重视其他族群的集体权利。与此同时,不论要或者不要,穆斯林社会得正视该族群内部的不同声音,特别是那些主张个人自由的声音。对这些声音进行压制,等于拒绝了源自族群内部的进步和改革的力量。不仅对国家无大益处,甚至是对穆斯林本身人性和自由的剥夺。

 

自由主义并非万能,也不一定能保证国民能变成好人,不过却是减低人性被扭曲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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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秘书这门危险行业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七月 21, 2009

周泽南

 

308过后,抱着满怀的激情和热忱,那些在原本在非政府组织辛苦经营,或者在被垄断的中文媒体受埋没的青年才俊,投入了欣欣向荣的民联,准备为马来西亚的两线制,贡献他们的力量。他们原本常常在舆论界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

 

可是,繁忙的党务和代议士的琐事,开始占据他们的时间。他们大量代理着代议士向选民承诺要处理的问题,投诉和不满,不知不觉中,却让自己的锋芒,淹没在安华等实权领袖制造的新闻和纷争中。

 

直到他们当中的一位,从14楼不明不白地坠下,惨烈的死在和他们无关的贪污指控中,煽情的关心民主的大众,才突然发掘政治秘书的存在。可惜,活着的政治秘书们,依然继续以最赤诚的心为民主打拼,包括,在多次抗议集会中被逮捕,被殴打致不省人事,被扣留。

 

这些站在国家暴力对立面最前线的政治秘书们,对民主有最虔诚地信仰。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往往是他们服务的代议士的好几倍。可是,年资尚浅的它们,太不懂得将真正的信念和感动,转化为可以表演的政治言辞,以及吸引传媒关注的事故。

 

所以,如同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赵明福一样,他们在承担着最大的责任之余,也承担着最大的风险。只因为他们和国家暴力机器的距离最近,却不具备让这些暴力分子投鼠忌器的名望和支持。

 

赵明福的公道必然要讨回,可是,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政治工作者。许许多多像他那样不顾自身安危和现实利益的青年,在纳吉上台以来,一次又一次的让自己暴露在恶法的对付下,在愚蠢的法律和政策下,以身试法。

 

如果我们这个经济挂帅的社会,可以给这些义无反顾地政治秘书们,多一点鼓励,重视和帮助,提供更多让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我想,这种实质的耕耘,远远比看他们在某些集会被扣留,殴打,提控,然后只能发出无奈地叹息或虚空的愤怒,远远来的有意义。

 

如果一名政治枉死的政治秘书让全民看透了国家暴力和合法性的危机,那么那些还活着的政治秘书们是否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冷漠,自私和缺乏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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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社会个体勤思考,长毛:民主是昂贵的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21, 2008

要求社会个体勤思考
长毛:民主是昂贵的
■日期/Nov 19, 2008 ■时间/01:16:21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本刊陈慧思
专访梁国雄(二)

【本刊陈慧思撰述】今年3月8日的全国大选改写我国政治版图之后,每个人都以为民主和自由已在叩门;可是敞开大门之后,出现的竟是接踵而来的镇压行动。有人开始纳闷、有人准备遁逃、有人继续抗争、有人喊累,有人已在期待强人回归。就算是民主近在门楣,马来西亚人,你们已准备好迎接它了吗?

民 主有其条件,别以为投了票选出了议员,你的民主任务就算完成了。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说,议会民主只是民主体制其中一环,民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 是个人管理(self governance)和个人醒觉(self concious),惟有社会上人人都注重个人管理和个人醒觉,民主才算成熟。

从香港街头打入香港立法会的梁国雄(右图)也说,民主、自由、自尊必须共存,有民主无自尊,一千元就可以买你一票,民主意义何在?当一个人有自尊,且自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时,他才知道珍惜民主。

他也提醒,民主是昂贵的,在民主制度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勤于思考,可并非每一个人都乐于思考。

人有惰性,可是人的惰性也源自于现实的局限。如何克服人的惰性?梁国雄说:“现在就该在社会里尽量让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如果你一个普通人上班上十个小时、搭车花两个小时、睡觉八个小时,剩下那么少时间,哪有时间想东西?就连看东西都没有时间了。”

身为左派人士的梁国雄以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剥削人的资本主义把人都捆绑在工作里头,此乃资本主义的一个吊诡。大部分人因欠缺工作和薪金安全感,皆在工作上埋头苦干,因而没法实践民主。换言之,有民主,没自由,民主亦是没有内容的框架而已。

人民有逃避自由心理

梁国雄以新加坡崇尚强人统治及回归后逐渐向中共靠拢的香港为例,说明许多人因疲于争取民主自由,生出了“算了吧,就信大阿哥算了”的心态;他管这种心态叫作“逃避自由”,心理学家佛洛依德就曾如此形容过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

他说,“逃避自由”的心态跟逃避爱情的心态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失恋太多,他可能就宁可嫖妓,也不想再拍拖。这就是逃避爱情。”

换言之,民主是奢侈而耗力的,民主的实践要求社会的个体有较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要求社会的个体勤于思考、具有醒觉意识。可是,没有民主,社会承担的风险可是非常巨大的。

梁国雄说,民主未必可带来公平分配资源的结果,可是独裁就肯定更不公平了;有自由生活未必很好,可是没有自由生活更糟糕;当你以为其他人的自由与你无关痛痒,可是你怎么知道自由的枷锁有朝一日会否扣在你身上?

当你已习惯强人统治,有朝一日经济危机来临,统治者突然宣布关闭十所大学,你可是没有吭声的余地的。

尽 管已52岁了,梁国雄的心年轻依旧,还可是年青人的政治偶像。由于抗争方式出位和搞怪,他被香港当权派标签为滋事份子,可是最令当权派头疼的,还是他对民 主与自由原则的坚持。他那一头长发,是为争取平反六四而留的,中共一日未平反六四,他就一日不剪发,2002年他最后一次短发示人,还是因为他入狱被迫剪 发。

巫统镇压难度更高了

3月8日大选改写了我国的政治版图,两线政治开始崭露头角。一直有关注马来西亚政治的梁国雄说,我国早期就已有迈向两线政治的机会,只是从马共挑战统治阶级,到1969年在野党威胁国阵的执政地位,皆以镇压收场,令两线政治胎死腹中。

他观察到,这部镇压史在马来西亚人之中形成一种观念:反对政府没有结果,还可能招致更坏的结果;因而尽管国家弊端重重,执政党依旧屹立不倒。

我国政治版图改写,他相信如果政府没有在短时间内镇压反对派,它已没法扭转人民思想观念转变的趋势,即马来西亚人已然意识到,国家可以转变、执政党并非万能的、执政党亦非不可取代的。

他认为,现今统治集团要镇压反对派,难度肯定比以前更高,原因是巫统内部有意见分歧,十年前安华自巫统分裂出来时,巫统这个统治集团就有了分化迹象。

他说:“社会的变革就是,非但被统治的人认为需要改变,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在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人也都觉得应该改变的时候,变革就成功了。”

在梁国雄眼中,巫统出身的国会在野党领袖安华依布拉欣代表了巫统内部一股赞成开放市场的势力,他如今卷土重来,巫统内部抗拒开放市场的主流派皆主张镇压,可是主流派以下的基层党员或认为无此必要。巫统的分化,十年前的安华是个开始,安华之后,也大有人在。

左派吊诡:有突破就有镇压

问道我国的左派政党能否在现有的政局下取得突破,梁国雄说:“左派政党的吊诡就是,当它有机会突破的时候,它就有机会被镇压,这是所有反对派的命运,因为一个统治者认为你是真正的威胁的时候,他当然希望打击你。”

他认为,马来西亚要做根本性的改革时,它就必须思考它是否继续依赖全球的金融资本、是否该有内部财富分配调整,以及政府是否该作为一股可以令人民在教育、医疗、房屋、交通等更具保障的力量,以让马来西亚人发挥各自的潜能。

至于安华能否落实改革,梁国雄认为,安华能否代表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的利益还是其次,只要他能开创一个可以让受压迫者有机会讲话和做事的新局面,马来西亚的左派政党就该支持他。

马哈迪掌权的1980年代开始,我国积极推行私营化政策,以致许多原属政府管理范围的项目都交由私人界垄断;最近政府还立法让私人界处理废物,以致已缴纳门牌税的纳税人还需缴交一笔废物处理费用。

梁国雄就我国的私营化政策提出意见时说,政府部门有官僚问题,可是交由私人化公司管理公共设施,并非最妥善的方法,因为私人公司同样有官僚,分别只是它是为了私人利润而实行官僚。

他形容,一旦基本公共设施和公共设备根据利润运行,“那么你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里不是得益的人,你就会受害,因为收费会越来越高”。

不认为民联州政府搞民粹

从国阵的私营化政策,我们谈到了民联执政州属之后,在数州推行的数项福利政策,如雪州和霹雳州推行的免费供水政策、霹雳州政府推行的派发永久地契政策,以及拨款予华文独中等等。

早前有论者认为,民联推行的福利政策,事实上是旨在讨好人民、派糖果的民粹政策,缺乏概念性及长远的设计。可是梁国雄拒绝把民联的福利政策与民粹主义画上等号。

梁国雄(右图)认为,把民主制度中诞生的政权,与民粹主义画上等号,是认知上的错误。他指出:“民粹主义就简单的解释是,有一个强人出来说,‘你们都无需再争,我帮你搞掂它’,即是说我知道你要什么,且知道你喜欢的东西于你无益,我会给你更好的。这就是民粹主义。”

他 继说:“民主主义就不同,民主主义就是说,你要经过定期的授权、定期的更换。民粹主义是什么呢?纳粹主义就是民粹主义。在德国战败了发耳塞条约令到德国马 克贬值、六百万人失业的时候,希特勒就说,共产党是坏人、犹太人是坏人、社会民主党是坏人、教会是坏人,我才是好人,这就是民粹主义。掌权之后他就不会放 回(权力)出来的。”

他认同政权该就福利政策作出结构性的改革,可是他认为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政权“该让快要渴死的人饮水”。他意识 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没能允许执政州属的在野党作出全面性的改革,而他也同时认为,惟有透过实践,才能检验政策是否可行,因此他认同民联州政府进行救急的工 作。

他认为民联的福利措施有其迫切性,因为任何社会改革都出于社会的大多数人已无法忍受现状。

梁国雄表示,在资本主义国家推 行福利政策,就等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里取出其剩余价值加以改革,而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遭到威胁,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模式有所改变,以致削减了他们原先自 资本主义模式里分配到的份额。总的而言,他认为,社会的改革就是资源的再分配,再下来就是权力的再分配。

专访梁国雄(一):内安法形同中共劳教条例 梁国雄惧于踏足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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