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shanti5282046’s Blog

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Archive for the ‘知識分子’ Category

写在528前夕:当知识份子背离常识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五月 26, 2011

周泽南

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的528事件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是一个适合反省的期限,反省什么呢?例如10年前的“救救南洋”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救救独立”;例如当年反对报业被政党收购,如何演变成反对星洲集团的垄断,到今天不同媒体和个人如何对所谓新闻自由延伸出了各种自由诠释。

从《独立新闻》在线公布财务危机,呼吁公众募款协助该媒体生存至今,我不仅没有随着大队起舞,当个私下苦哈哈还得乐善好施的知识分子或起哄人;甚至不曾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这件一般认为是一件重大新闻自由事件的现象。很多呼吁大家慷慨解囊的评论人,部落客或知识份子,把募款给《独立》的重要性描绘成不捐款就等于不捍卫新闻自由的样子。我一直很怀疑,很纳闷,那不是因为我跟《独立》工作团队在合作上闹过什么意见,而是心里隐隐觉得,市面上的种种知识分子的“论述”,呼吁,立言,似乎背离了平民百姓的常识。

如果当年南洋不是收购而是收盘

从1998年至2001年,我在《南洋商报》度过了自己的,也是报馆的黄金岁月。我在猜想,如果2001年5月28日,拥有南洋报业股权的丰隆集团公布的,不是报业被马华收购而是因为财务危机而必须收盘,我相信很多对《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南洋报业旗下数十个杂志的忠心耿耿的员工,第一个反应不必然是另谋高就,而是会想尽办法,包括自动减薪,让南洋报业能够支撑下去,以便能够继续中文媒体(主流)的理想事业。

从陈嘉庚创立南洋商报至今,少说也有80多年历史,这么大一家的报馆老员工即便不是认为自己身负“捍卫新闻自由”的重大使命,也会基于报馆的存在历史而依依不舍。就像许多有担当的企业总裁或高层一样,如果某家报业或媒体频临收盘,为了抢救,这些人士往往会不惜主动削减自己的薪金,以便能让自己的公司生存下去。身在越高位置的人,减薪的幅度通常越大,因为如果他们在企业面临倒闭危机的关键时刻还优先顾虑自己的饭碗,良心上会过不了自己那关。

我在《南洋商报》的日子虽不算长,却也认识不少没听过新闻自由的印刷工人,送信的印度人,食堂冲茶的安弟;我相信如果南洋闹收盘危机,南洋CEO以身作则,自愿减薪一半以示和报馆同仁共度难关,上述这些对新闻自由没有概念,只隐约觉得中文报业办的是理想事业的平民百姓,也乐于削减他们原本已经微薄的薪水,以示和报馆共度难关。

在《独立》这件事上,我不以知识份子的身份登高呼吁公众募款,以成就新闻自由的伟大事业。一来是我自己没这个钱,二来是我开始怀疑,直接将募款救独立等同于捍卫新闻自由,会不会过于草率。我没有否定《独立》过去6年来在突破资讯封锁,提倡言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可是为何《风云时报》和The Nut Graph在收盘的时候,却没有激起这么大的群众效应,也没有大力主张救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或许是舆论操刀者的影响有关吧?

该不该减薪和不领稿费?

作为《独立》的专栏作者之一,我觉得份内该做的是继续供稿,但停止领稿费,直到《独立》克服危机的那一天。我没有应用自己的“身份”(我也不知道值几个钱),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公众募款,因为我的职责告诉自己,如果准备这样做,就不仅必须促成募款数额公开化,也应该将所有《独立》员工的薪金数额公开化,以便让捐钱的公众来评断,自己缴交的血汗钱,是不是物有所值。

理性论述包装下的温情和乡愿

如果今年要颁新闻自由奖和公民社会奖,我第一个推荐的人选是远在伦敦的前英国首相弟媳Clare Rewcastle.她创办的Sarawak Report新闻网站以及Radio Free Sarawak,在最近举行的砂拉越大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新闻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第二人选我会提名黄文强。虽然基于合作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已形同陌路,可是他以具体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全国民主进程的深切关注,更竭尽所能,使用各种媒介揭发选举的舞弊事件,完全置自己的安全,身价,待遇而不顾。

可是由于上述两人都不在华人“非主流”评论人/媒体人/知识分子的圈子内,所以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对社会运动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都不在前者聚焦点内。相反的,基于很多评论人和《独立》是处于圈内份子的关系,后者的重要性涉嫌被放大了;这样的举措很难说不是温情主义和乡愿的产品。

社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问社会运动,只管赚钱,甚至不介意知识分子嘲笑他们的自私自利和目光如豆,这种人固然欠揍,却直率得可爱。第二种人全身投入在成就社会运动,不问自己的身份,地位,荣耀,只问自己的行动有无成效;这一类人我认识的不多,但至少举得出几个名字;Clare,黄文强,Steven Ng,Hilary Chew,Baru Bian,施志豪,郑yi强,黄业华,李健聪,YB Fuziah,廖天才,黄孟祚等(如有遗漏,恕不枚举)。

第三种人最具有保护色,擅长制造连自己也相信的面具。这类人非常自觉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运动份子的身份和地位,可是比起真正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他们享用着优渥的薪水,年终花红等等和新闻自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让他们比第一种人优越的是“在不必牺牲饭碗的前提下参与社会运动”的道德光环。他们喜欢用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拉开自己和自认是“饭碗记者”的距离,却不准备为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牺牲自己享有的薪金,身份和地位。

528十年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没有越来越被稀释成口号大于实际的符号?专业报酬所带来的舒适,身份和虚荣是否越来越需要仗着理性论述的面具,来掩饰互相吹捧,互惠互利的温情和乡愿?十年虽是个试金石,我们不必急于审判,让再一个十年为我们见证,今天口说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们,十年后还是不是在为同一件事情付出他的劳动时间。

Posted in 知識分子, 社會運動 | 2 Comments »

艾未未的多重身份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五月 14, 2011

多重身份的艾未未

作者/周泽南专栏 May 13, 2011 12:54:34 pm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2007年3月23日,中国媒体《南方周末》访问艾未未的时候问道:“你是很前卫的,对社会上的哪些痼疾和问题很看不惯?” 艾未未回答:

“我首先看不惯我自己,其次看不惯我周围所有的人,从我的家庭,到社会,上至国家,到任何权威,我都很看不惯。因为我觉得所有在这些名义下的身份都很可疑,这些身份即没有完整的道德伦理基础,也没有令人叹服的行为方式,甚至不具备让人感到有一点点迷惑,有一点点快感的瞬间,所以,我是彻底的看不惯。”

2011年4月,这个看不惯家庭、社会、国家和任何权威,任何身份的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中国维权份子,被中共绑架,抛进不知名的大牢,至今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中共的文化打手没有尝试找出真相,反而四处散播关于他的谣言。

很多人对于身为艺术家的艾未未竟然能做出维权的举动而觉得他很伟大,可是我以为他不过是尽力想活得正常一些,让自己看得惯一些。看来,真正看不惯个人的是那个集权政府,他们看不惯艾未未的健康和正常,硬将他和谐了。一个对公共领域没有半点尊重的国家,任何正常人都看不惯,要看惯了,那个社会才没希望。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被腰斩

最近,我也越来越看不惯我们的社会和有身份的各种人物,所以自我流放到那个集体的国家。5月1日,我赴北京参加原订在宋庄举办的第8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那里有数十部杰出的中国国内外纪录片等待放映,却因为艾未未被扣的关系而流产。主办当局预谋换个场地进行地下放映,却碍于到处监视的便衣公安而告吹。所以我在北京的纪录片交流周没有看过半部纪录片,每天只管往胡同、地铁、书摊和展览馆转。

艾未未即使没有被逮捕,已经是个对社会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艾未未工作室出品的纪录片包括《花好月圆》、《三花》、献给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大型声音作品《念》,历时近两年,艾未未工作室对杨佳案的全程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讲述冯正虎回家的故事《美好生活》。

四川大地震过后,艾未未从2008年12月15日找到第一个遇难学生名字开始,做了五一二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一年里面,调查覆盖了灾区14个县市、74个乡镇,154所学校的受灾情况,收集到5214名遇难学生的信息,确定姓名、年龄、班级、学校、地区和他们的父母信息4851人,制作成纪录片《4851》。《老妈蹄花》是艾未未工作室为2009年8月12日“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审理过程中,四川成都警方拘禁证人,暴力干扰司法程 序而制作。谭作人因为调查512汶川地震伤亡学生与豆腐渣工程问题被起诉。单单从量来看,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已经超出许多专业纪录片工作者数年的总和。

《童话》是艺术家艾未未参加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纪录片《童话》则是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2007年,艾未未邀请了1001位不同年龄、背景的中国公民前往德国卡塞尔市。 同时作为艺术家的维权人士艾未未,不仅常常让没有身份的中国公民参与他的艺术创作过程,还为他们制造工作机会,因此他作品的社会涉入既广且深的。

艺术家不必当政治白痴

2007年1月10日艾未未接受RMM杂志访问时,对方问:“对于你来说,艺术与政治是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

“人的所有行动,都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艺术作为人的活动,和政治很难分割。艺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可能,在他人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某种可能和引起影响。”

我在据说住着六七千多个艺术家的宋庄思考着马来西亚艺术家的状况,一方面为那些特别是被主流边缘化的艺术家担心,要是见识了宋庄艺术群体的庞大建筑、格局和事业,会不会羡慕;另一方面又不免要比较,为何大多数广义的创作人,包括艺术工作者、作家、学者、艺人等,都汲汲于将自己的作品和作风和政治,或者准确的说,是维权,隔开一道明显的距离?何以这些创作的群体不能将创造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可能性的公共领域上?

艺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和可能是一个公认的条件,可是如果这个表达的自我特意逃避和群众、政治、权力角力的碰撞和冲突,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有意义的感染和影响。难道我们的创作者,不论是从事映像、音乐、文字还是知识的生产者,都不够努力打开自己,还是因为受限于汲汲经营的身份?

4月18日,我和另外四名评论人/学者/媒体人在马六甲同台演讲,对主办当局的热忱和用心刮目相看,唯一看不惯的是他们对主讲人“身份”的强调;XX教授、XX博士、XX硕士,彷佛姓名后面若没有个“兽”或“士”,其说话的公信力就要打折。

身份和存在成反比

五月,我褪下所有可能的身份;资深媒体人/记录片工作者/评论作者/无业游民,隐身在大陆13亿人口中,和缺乏身份的民工、老农、市民一起挤地铁,串胡同,逛书摊,看祠庙,没有表达自我的欲望。

在人山人海的地铁站,我观察许多车站服务员仗着小公务员的身份,对问路的乡下人和不熟悉航线的民工露出不屑的嘴脸;在拆迁得七零八落的胡同看午间小休的民工,单手握着五个包子蹲在路旁啃。他们即便没有笑容,缺乏身份,却具备更多可以被感知的素质,或者说存在感。我很难从自己社会稍具身份和地位的人们身上感知到类似的存在感,他们的存在感或许被职务、重要感、荣誉等光环给遮蔽了。

被巨型的艺术村占据的宋庄,存在感被刻意美学化、却往往弄巧成拙的建筑物稀释了。我也到“艺术北京”国际艺术展;数千件艺术品的个别存在感也因为被堆积在巨型的货舱般的展览馆而减损了。在集体的空间或国家社会,不论是艺术品还是个人,一旦物以类聚,未必百家争鸣,反而被表达欲互相抵消。

这也让我联想起我们的中文评论界(如果还算界的话);有时候我们表达,不是因为关注某人,某事或者某课题,而仅仅是为了标榜一种被认可的身份,然后自爽。

集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纪录片制作人、维权分子等身份于一身的艾未未,对不碍于身份或者比较自觉,这允许他跨界,而且不论什么界都有特出的KPI。

前卫人士该洗澡了

艾未未的知名度来源之一,还包括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的设计参与者,我没有去参观这栋据说很前卫的建筑。中国媒体问艾未未:“不少人称你为前卫艺术家,你认为什么是前卫呢?”

艾说:“是不是说身上有某种气味,前卫艺术家应该洗一次澡,把这种气味洗掉。”

作为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的言论看似虚无,却不曾缺席于大是大非的行动。他在中写道:“中国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普照。民主政治、物质财富和全民教育是现代主义生存的土壤,这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是理想追求。”

这也是出自1997年《灰皮书》的文字:“将对潮流的关注变为对个人方式和问题的关注,将对形式的探访转变为对生存处境,精神价值的探访,艺术才能有所觉悟。”

以上引述自艾未未的文字,来自其唯一的著述《此时此地》,我逛了北京的六处书摊、书局、书店、书城、书市,只在一间叫雨枫的小书店书架上看到此书。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真是漫长得看不惯。

Posted in 知識分子 | 1 Comment »

马华虚无,华研错乱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七月 1, 2010

周泽南

刊登于7月1日《自由今日大马》

自省是批判和主张的必要条件,心理医生必须正视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全,才具备治疗病人的基本资格。可是,做为华社最高学术机构的华研以及其领导人,最近的言行举止却像足不知自己心理有病的医生,还大言不惭的向媒体放话要为华社“建立良好价值观。”

华研主席陈忠登医生曾经在去年说过,华研将“华族身份”定位列为华研长期投入研究的首要课题,另外两个主要进行研究的华社重要课题,则是如何建立良好价值观以及民族和谐。今年6月21日,陈医生则力挺何国忠,表示何在华研已10多年,对华研的贡献不容质疑,他表示坊间的言论对他及学术董事何国忠是不公平的,而且每个董事都可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他相信只要他们的立场不影响到华研的研究就不是大问题。

针对过去以来华研在影响华社重要事件上没有发言的弱点,陈忠登则回答说:“时事课题很多也很杂。如果华研的精神都放在处理这些重要的急事,哪有精神、时间和经历研究真正关键的课题呢?”所以,他个人主张华研应研究一些族群和华人价值观问题。陈忠登没有看到的是,他自己所提的“一些族群和华人价值观问题”不仅不具体,也没有以对待“真正关键的课题”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和提倡。

华研应正本清源

何国忠身份纠纷的事件显示,华研任由机构自身被收编为党营机构的危险不管,还宁愿冒着辜负当年15华团的倡办苦心的骂名,这些行径都和它所提倡的 “建立华人良好价值观”不符。而且长期以来,华研在促进不同族群之前沟通和了解方面行动上的不足,更让人怀疑其“建立民族和谐”目标的诚意。林连玉基金会近来在促进族群之前了解的努力有目共睹,甚至举办了本来似乎更应该由华研来主办的“林连玉和 Osman Awang” 学术研讨会。反观在华人,华裔,华社圈子内原地踏步的华研,多年以来似乎未曾举办过具有跨族群意愿和野心的计划或策略。

在1985年由15华团领导机构倡议成立,初创时称’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华研,目的在于集结华社知识分子,通过学术研究以建设民族文化。 25 年过去了,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个机构为华社建设了什么特殊又值得骄傲地“民族文化”。明显的反而是,该机构为了经营“华族文化”这个空泛而“长远”的目的,对新闻自由和媒体垄断这2项对华社权益影响最钜的关键议题自动放弃其发言权,为华社立下了逃避态度和虚无主义的负面模范。这样缺乏魄力,又无法领导公民社会舆论的机构如今却声称要为华社建立良好价值观,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是活脱脱的价值混乱和精神分裂。

如果华研有诚意把“华人的价值观”当作常年研究的重点课题,不妨先将自己内部领导和发言人的言行不一,思想混乱,避重就轻,民族本位主义,被收编为党营机构等等负面价值给纠正过来,才是为“华人”树立良好,正派,不偏不倚,不逃避,不犬儒的价值观的最具体途径。

Posted in 知識分子, 語言政治 | 1 Comment »

比嫖客更糟的文字工作者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二月 11, 2010

周泽南

刊登于《自由今日大马》2月9日

世上男人大致有3 种;嫖客,圣人和伪君子。他们对性工作者的态度分别是;利用或同情,尊重,以及靠贬损性工作者来自鸣清高。也有不少男性的态度,介于3 者之间,不过明显的是,最下流,卑微,以及危害社会最大的,要数那些通过贬低性工作者为“不纯洁”和“自甘堕落”,来唆使广大读者歧视性工作者,对这些命运不济的弱势群体进行二度伤害的文字工作者。

这些下流的伪君子,在报馆担任副总要职者有之,在国营电视台担任节目制作人者有之,在报馆地方版呼风唤雨者有之。《独立新闻在线》专栏作者黄书琪,写了一篇鸿文(见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2281.html)来陈述这些文字卫道人士,漠视早期南来华人女性里,有不少被逼从娼的历史现实,并指出这些男性在批评首相纳吉的前助理纳西尔(Nasir Safar)的华人女性卖身论的同时,也在复制着歧视性工作者的权力话语。

出卖灵魂品德更贱

黄书琪写道:“可令人更感震惊与愤怒的是,手中执笔的媒体人却把性工作者视为侮辱的代名词,自以为不从娼者的灵魂定比从娼者来得纯洁,殊不知,用肉体赚的钱可能要比许许多多出卖灵魂的白领所赚的钱更为干净。”

笔者以为,若以各行各业的性质和意义来衡量每个人道德伦理的高下贵贱,在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今天,除了从事彻底奉献,完全没有私利的圣人,恐怕没有多少个人能够声称自己的职业是高尚的,而性工作者的职业则是下贱和不道德的。就以媒体行业为例,除了一些非主流媒体,试问有多少家主流媒体的新闻从业员,包括其高层,是在从事100%的良心工作?

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国家机器操控的国营台,受巫统控制的私营台,以及受星洲报业集团垄断的所有中文报业。他们所报道的新闻的确实性,所发表言论的客观性,所掩盖不报的新闻的重要性,都减损了其媒体专业的道德。而作为不敢违抗媒体主子的一分子的文字打手,其工作上的非道德性,将随着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的幅度而增加。其对整体社会的危害,大大超越了一名实力弱小的性工作者所能制造的破坏。

误解偏见伤害更大

比方说,某名照顾客人和自己性安全的性工作者,如果没有将疾病传给嫖客,基本上他或她不必背负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罪名。即便是一百个性工作者之中出现了一个害群之马,因为坚持不用安全套而促成了传染病的扩散,他能促成的危害也不及一名在拥有数十万读者的媒体人或评论人,在制造舆论时公然歧视性工作者,所能引起的破坏和伤害。

如果攻击弱势群体的是一名受万人敬仰的传教士,政治人物等公众人物,他所造成的实际伤害就得加倍了。换言之,他的不道德程度,将比有意将疾病传给嫖客的性工作者多很多倍。

书琪的观察是对的,抗暴是不分种族,性别和身份的。一个不彻底的评论人,在反对种族主义时,如果允许自己的性别歧视和对弱势群体的粗暴判断,他制造的误解和偏见足以将自己的正义秉然和良知抵消了大半。

Posted in 知識分子, 性工作 | 10 Comments »

2010预告:让我们在街头迎接自由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二月 29, 2009

Tue, Dec 29, 2009 笑看风云

published in Freemalaysiatoday

 周泽南

刘晓波今年53岁,差不多到了退休年龄。他不是耶稣基督,不过12月25日是他的生日。今年,他的生日必须在天寒地冻的中国监狱里度过,爱好点蜡烛的黄进发说,刘晓波的生日没有蛋糕,也没有Happy Birthday To You。他今年6月被捕,圣诞节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判刑11年,罪状是批评中共,并且起草了追求人权立国的《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禁忌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由刘晓波等人起草,并由303名中国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由于中共政权视《零八宪章》内容敏感,到12月11日为止,已经有两名发起人被逮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估计只有八千多人,还有一些人陆续网上签名,可是中共政权干扰网站,让网上签名面对诸多阻碍。

很多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到了刘晓波这个年龄,已经在盘算怎样退休,怎样存款,怎样养老;早已向几乎所有社会既定的现实妥协,不论这个现实有多丑陋,多不合理,多扭曲人性,以及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多么可怕的影响和破坏。所以我们不敢当刘晓波,不敢当昂山素枝,甚至不敢当拉惹柏特拉,不敢当黄进发。可是我们用妥协换来的安定前景,真的是幸福吗?

 《零八宪章》呼吁在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架构。原定于2008年12月10日签署《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这一天举行论坛,并发表中国《零八宪章》。不过因为当局的逮捕行动而终止。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还有鲍彤、丁子霖、戴晴、于浩成、浦志强、张祖桦、茅于轼、冉云飞、刘逸明等。

 自由比一切可贵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自怜自恋的爱情流行歌曲唱到江郎才尽后,发现原来男男女女汲汲追求的爱情背后,不过是各自对自由的执著,所以,自由才是人类永恒追求和争取的对象。奴隶们为了自由杀身成仁,苏格拉底为了自由不逃避死刑,法国大革命不惜将皇帝送上断头台,孙中山为推翻皇制救中国,不惜展开11次牺牲多少烈士生命的起义,当然,后来的中共如何反革命,开历史倒车,把异议分子关进大牢,又是另外一回事。

 《零八宪章》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点理念与19点的主张。自由排在它的基本理念最前面,而顺序的自由包括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可见,言论自由是一切公民自由的根本。因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对争取自由最轻蔑的年轻小伙子连唱流行歌曲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

 走上炙热的街头

马来西亚有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斗士固然好,能够为国民背负自由的十字架。可是,众人可以发挥的力量,可以扮演的角色可以很多样。如果有一百人陪你一起集会,抗议政府援引煽动法令来达到政治目的,你就不必一个人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如果有一千个读者陪你走上街头,争取废除印刷和出版法令,让平面媒体实现言论自由,你就不必背负一个人被逮捕扣留的所有风险;如果有一万个人陪你点蜡烛,要求即刻废除内安法令,民主就继续壮大;如果有十万人涌上独立广场要求公平的选举和赋予所有适龄的人民公民和选民资格,马来西亚就能享有至少80%的选举民主;如果有一百万人愿意上街,要求应该负责的人向公众负责,应该下台的政客马上下台,这个国家可以更好。

2010年,别让好莱坞那些世界某日的电影让你继续虚无,继续歇斯底里,唯恐天下不灭。请你清醒的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爱人的自由,为了全家的自由和全国人民的自由,别再眷恋你温暖的床头,开始走上炙热的街头,争取你需要,却向来害怕争取的自由。

Posted in 知識分子, 社會運動, 自由(liberty), 言論自由 | 6 Comments »

一群关心东马原住民的“华人”—“解放犀鸟”社区部落客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4, 2009

周泽南

 hornbill

沙拉越有一群常人眼中行为古怪的“华人”,他们在血统上不含原住民的遗传,可是却从骨子里关心原住民的命运。这些怪人,包括退休国会议员兼哲学讲师沈观仰,长期从事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王孟祚,人权律师施志豪,一个叫阿平的人权工作者,一个为原住民提供义务医疗服务的医生,他是沈观仰的侄儿或外甥;他们是不是“华人”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必须向“华人”认同的包袱,所以当他们通过舆论和实际的组织工作,在为东马原住民请命,呼吁,争取时,自然得让人们一点都无法察觉,他们究竟是不是代表“我们华人”在为“他们原住民”争取权益。

 

这些几乎以关注东马原住民的未来和命运当作自己的“终极”关怀的华人,连同沙州其他部落客,创立了一个名为“解放犀鸟”(hornbill unleashed)的社区部落格;里头大部分都是掷地有声的文章。每一篇都值得“华社”翻译成中文,让广大大马华社读者见识,东马知识分子之的精神风貌。

 

笔者只曾经和这些怪人的其中一些共事或共处过很短的时间,却大概理解他们对沙州原住民的关心,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为何展现出西马华人对半岛原住民所缺乏的理解和关注。我觉得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当然是个人素质问题,其次却是东西马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先谈第二个原因。

 

到过东马的人,只要够敏感,必然对两个差别有所察觉;第一,在这里,要分辨街道上群众的族群身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有受华文教育的伊班人,有说流利伊班话的华人,有比达友和华人混血的后代,有皮肤白皙如华人的比南人;关键是,这里的人民并不像西马各族那样习惯于区别自己的“族群身份”。

 

或许是距离种族政治较远的缘故,这里的人民有第二项区别于“西马人”的特征,那就是很少必须时时刻刻的想到自己的“族群身份”。例如像沈观仰这批人,都是从原住民的基本人权和文化权益出发,为整个东马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出发,痛批毒瘤般的种族政治,如何借着粗暴的发展计划和现代化步伐,将沙州文化,文明和传统破坏和蚕食。所以,他们的眼光,不会局限于“我们华人”的语文或教育传统。他们捍卫的,并不限于单一族群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而是所有族群,特别是弱势的原住民的生存权和文化权。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单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跨族群”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必须深入非我族群的文化,习俗,信仰,乃至世界观。所以东马的这些特殊人,完全抛开了从“华人观点”或“华人立场”出发的包袱,直接进入原住民文化和生活的内部,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世界观出发来看世界和诠释现实。因此,他们的言论没有“代表原住民”的抽离感,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原住民站在同一个出发点看事情和说话。

 

我想,写到这里,其实也回答了个人素质这个原因。正因为这些人具备跨越族群本位的素质和开放,所以他们能够从东马这片孕育了他们的土地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思考;思考这片被多元文化,信仰,口传历史,艺术和文学丰富着的家园,如何能够免于源自西马(主要由巫统引进)的种族主义侵害,如何能减轻粗暴的现代化进程的侵蚀,如何在日渐向现代性哲学世界观交械的社会,保留,捍卫,主张一种有机的,自由的,浪漫的人文主义传统。

 

说到这一点,我很难不将他们默默的付出和诚心的努力,和某位同样来自东马的首相政治秘书比较。如果该名神童具备这些人士对东马的热忱和开放,而且准备将他的这些素质让首相耳濡目染,马来西亚真的有福了。可是,让我们别心存幻想,毕竟,东西马的前途,乃至这个地区的文明,不应该交给某个狭隘的领导人,政党或秘书来主宰。

 

由于国家资源分配的偏差,经济上“落后”于西马的沙砂两州,一直以来都在“跨族群”。为了避免让跨族群成为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致力于促进跨族群理解和合作的人士有两项任务;第一,跳出西马本位和城市文明的局限,尝试从东西马两地文明和历史的永续发展的原则出发,来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第二,像上述这些东马“华人”那样身体力行的在言论上或实践上,促进一个真正跨越族群和狭隘世界观的文明。

Posted in 知識分子, 馬來西亞原住民 | 2 Comments »

为什么文化人不重视民俗文化?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九月 11, 2009

P1010709P1010828

P1010874

 

 

周泽南

 

这个农历七月的晚上,我大半时间在拍摄中元节的庆典,同事悄悄给我取了“鬼王”的名号。拜访了中马和北马各地的盂兰胜会,筹委会告诉我,本地电视媒体从来都不曾拍摄过盂兰胜会的全程过程,更不曾以专题方式呈现。反而是欧美国家和香港电视台,对这种长达一个月的大马华人民间庆典,具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忽视”其实和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关系密切。

 

知识分子总喜欢把文化和自然,和民俗,经济对立起来,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尤其这样。我必须说,这样很自觉的认为自己比较有文化的“文化人”其实连最基本的“文化的研究”和“文化研究”都不懂得区分,更不知道文化有超过一百个定义。这种对知识不求甚解,只将“有文化”当作一种身份或地位来消费和装扮的人,在马来西亚多得是。

 

这样的文化人,眼界只限于中西两大文明界定下的精致文化,或者古典文化。所以,大概四五十岁的“文化人”们听乏味的古典西洋乐或华乐,看现代主义小说,或许也写一点散文和诗。他们看不起那些夹杂作迷信和功利的民俗信仰,所以他们大概也不懂得从这些非理性的民俗活动中,观察期间所隐含的后现代,巴赫金的“喧闹的对话”等文化内容和象征意义。

 

对民俗,传统信仰,风俗习惯的否定和批判,源自现代性的一种预设和信仰。民俗固然有其“落后”和封建的一面,可是那只是这种文化的副作用,如果因噎废食,我们丢弃的可是千百年来人类所累积的各种象征手段和意义。没有了活力充沛的,发自民间的民俗文化,而只剩下有点(更正确的说,是大部分)骄柔造作的精英文化,文化只会沦为纯粹的,缺乏群众参与的“表演”。

 

一个不让民俗文化自由发展的国家是可耻的,也是短视的。在民俗庆典里面,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旁观者的人民突然间变成有活力的参与者;他们是那些搭舞台的工作人员,作纸扎品的师傅,制作拜拜用的发糕的小贩,庆赞中元的筹委会,理事会,炉主,主持超度仪式和法会的道士,和尚,标“福品”的主持人,舞台的歌手等等。他们在这个鬼影重重的农历七月,爆发着惊人的活力。

 

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的敌视或担心,自古有之,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地将这种对民间的批判,理解为对民间的蔑视,而勿宁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矛盾心情。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在他的《遏止野火》中,引述一名德国作者对古埃及作观察的文章,他写道:“在一个对国家和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在领导阶层是腐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务尊敬的衰弱;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教。”

 

Pierre Bourdieu接着说,“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国民既觉得被排挤在国家之外,便拒册国家,把国家看作一种外在的,只为自己谋利的强权。”

 

我在拍摄和旁观中元普度庆典的过程中,心态其实和那位德国作者很接近,一方面,既赞叹于民间在信仰活动中所表现的活力和倾注的热诚,另外方面却总是期待,为什么不将这股活力运用在政治改革上呢?

 

超度除了是对死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生者心情的转化。或许我国的社会运动者缺乏的,是如何将民间力量从信仰/文化/历史/时间,转化为政治/社会/空间/权力的能力,技巧或仪式。如果我们可以向举行超度的道士和尚取经就好了。

Posted in 知識分子, 馬來西亞民俗 | Leave a Comment »

不合时宜的政治虚无主义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五月 31, 2009

周泽南

P7250162

马来西亚有不少政治评论人不仅在对促进公民社会的言论上缺乏建树,还频频以策略专家的身份自居,嘲笑和奚落正在酝酿中的公民社会运动。霹雳州署名秦朗的作者在5月27日,刊于《独立新闻在线》的“绝食运动吃力不讨好 民联没更好手段吗?”一文,或许对民主运动抱作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对解散州议会绝食运动始终持作冷眼旁观的口吻。

该文章写道:民联不大被看好的解散州议会绝食运动终于展开了,一如所料,警方严阵以待,大规模逮捕参与者,逮捕19人后,扣留不到一天就放人,结束这场精彩 其实,民联主办这场绝食运动,议程与目标就说明要向国阵施压,以解散州议会;不过,没有人相信国阵会乖乖就范,这仅是民联为了给人民对国阵强夺州政权的不满情绪保温而做的政治秀。

这篇文章看似客观和抽离,实际上却表达了作者对社会运动艰辛状况的冷漠,和对国家民主前途的虚无。首一句“民联不大被看好的“解散州议会绝食运动”终于展开了”,显然是带作看戏的心态,却又因为自觉自己是评论者,所以以为自己多了一层有远见的光环。实际上,有谁会真正“看好”马来西亚的任何公民社会运动?哪一场社会运动,不是历经千辛万苦,受尽压制,取笑,羞辱,才取得一点点的成绩。参与社会运动者根本不需要这样道貌岸然的评论者来提醒运动的“不被看好”的现实。

做“秀”以人身自由为代价

次一句“一如所料,警方严阵以待,大规模逮捕参与者,逮捕19人后,扣留不到一天就放人,结束这场精彩“秀”。”固然企图再度凸显作者一如所料的远见,却也显示了作者对警察逮捕绝食者的违宪行为,一点也不愤怒或觉得不合理。作者不仅贬低了参与者自觉冒上被逮捕,扣留,甚至提控的危险的勇气和价值,也仿佛不认同人民原本就具备展开绝食,集会和表达立场的权利,即使行使这项权利也可以带作“秀”的动机。

政治运动从来就是一场“秀”。发动者和参与者从来都不抱作平白牺牲的天真动机。他们冒作被“严阵以待”,甚至全副武装的军警动粗,逮捕,扣留,甚至殴打,恐吓,威胁和性骚扰的危险,目的是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社会良知,争取宪及赋的权利。作者身为霹雳子民,没有为警察暴力和政府的专制满横提出控诉,反而怀疑履行公民责任者的动机。

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运动都处于缺乏民众参与和动员薄弱的困境。因此,原本可以激发公民参与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全国人民的共鸣,最终都沦为地方性的民生问题;原本轰轰烈烈的霹雳红泥山反抗辐射性废料运动如此,反对槟城升旗山发展计划如此,沙拉越巴贡水坝也如此。民众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大大削弱了社会进步的步伐,而所有主流媒体也推波助浪,进一步将原本许多属于全国性的广泛议题,降格为地方议题,民生议题。彭亨劳勿Bukit Koman的反抗山埃运动如是,柔佛Tanjung Piai的反对兴建石油提炼厂运动等等,也如是。只有诉诸民族情绪的抗争,才勉强能动员号召;兴权会的万人大集会就是最佳的例子。

308只是一个起点

公民社会的塑造是所有公民自动自发参与,展开和展望的工程,没有全职的受薪人,必须比其他人负更大的责任,也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有特权和资格,对还在挣扎拓展阶段的社会运动,评头论足,指点迷津。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正是在纵容人民的惰性,把原本就以为问题永远不会降到自己身上的人民,满足于出席讲座会,座谈会,或者在互联网上发泄情绪;就算是关心社会,在意国家未来。

作者还表示:“在我国民主意识未见成熟的时期,来一场与自残身体无异的绝食运动,人民不见得热衷参与或响应;倘若举办一些讲座或汇报会,可能还会吸引一些人前来。”隆雪华堂自1990年代以来所举办的政治讲座,民主论坛,已不计其数,东方日报,星洲日报等等,近年来也越来越热衷于办讲座。根据笔者的观察,出席讲座的往往是同一批人,这些人有的只是在不断重复的提醒中,加强他们的民主知识。让人纳闷的是,学富五车民主知识的他们,往往在最需要他们参与的时候,却不屑于出席抗议示威。

养军千日,用于一朝;我们理想的以为,讲座听多后,人民就会将他们的民主理想付诸行动,可是很多人是抱作看有声报纸的心态出席这类政治讲座,也有少数寂寞的人,把讲桌当作训练口才和培养信心的地方,更有一些靠争议吃饭的文棍,专门在讲座捉人痛脚,或断章取义,以便可以大做文章,赚取稿费。

动员力量薄弱是最大弊病

霹雳州的夺权和抬走议长事件如果发生在欧美或者港台,甚至在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人民早已发动类似前年台北的围城事件,政府的合法性早已破产,首相早已下台。笔者以为,我们应该正视的,是广大人民为何无动于衷,或者即使有动于衷,却无法化为有效率,有组织的公民行动的弊病。这顽疾一旦继续不根治或减轻,当权者一样毫不忌惮的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宪法和法治放在眼里。

如何让广大人民有动于衷或有所行动,需要前扑后续且互相扶持的基层力量,而这种力量的酝酿,绝对不是区区几场讲座和座谈会的启发和提醒,就能成事的。我国的公民社会力量,分别在60年代的左派运动的瓦解和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受到打击和挫败。自此之后的社会运动,除了1997年的烈火莫熄,大部分都属于小规模的地方性抗争,或者党团式的发文告谴责运动,联署运动等等纸上谈兵的争取。社会运动缺乏经验上的传承和质量上的累计。

民联在近年来看来只准备争取政党轮替的朝夕,没有提升整体国家机关和人民民主素质的千秋打算,所以上述的重任,还必须回到现有的公民社会团体和个人来承担。4年一次的选举,只能收到给不符合人民要求的政权一点颜色看,而无法促使政权或其替代者重视人民的声音。换言之,促进民主进程任重道远,公民特别是评论者没有太多时间假扮客观中立,写一些似是而非的挖苦文章。

Posted in 知識分子, 社會運動 | 1 Comment »

邱家金的学术良心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二月 11, 2008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下午二时三十四分

刊於光華日報言論

文:周泽南

马 大历史系教授邱家金发表“统一源流教育制度”论,呼吁“华人和印度人应放弃母语”,声称“多元教育体系对国民团结不利”,还提出美国因为采用了单元教育制 度,“黑人”总统奥巴马才得以诞生的伟论;他甚至呼吁政府延续英文教数理政策。换作是在10年前,华社叛徒、卸用学者、没有灵魂的人之类的帽子,早就套在 邱教授头上了。

邱家金和巫青团长候选人慕克里异曲同功的“同化论”(Assimilation),没有换来华社领袖和华基政党的情绪化谴 责,显示华社进步了,或者并不像邱家金所形容般的抱着过时的“民族主义”不放。从邱家金提出的论证看来,反而显得这名享誉大马学术界的学者,在思想上严重 过时了。如果要形容这名学者的思想意识,应该可以用“官方、主流、单元化的保守主义份子”来加以归类。

邱非发表同化论第一华人

回 顾历史,邱家金并非倡导同化论的第一位“华裔学者”。1987年8月16日,当时的马大中文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陈志明在一项研讨会上表示,由于马大已设有 中文系和淡米尔文系,因此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纯粹以中文作媒介语的大学,例如曾一度被华社倡议的独大。他也预测为了适应大马环境,所有小学最终将以马来语 为教学媒介,华文和淡米尔文只会成为单科(见1987年8月18日《通报》)。

陈志明的言论引起了华社的强烈反弹;董教总指责陈为“一个不 尊重华文,不热爱华文的人担任马大中文系代主任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言论并不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所发表的”(见同日《通报》)。当时的董总总务刘锡通亦指出, “中文系副教授连自己的母语也不维护,如何推广和提倡中文,实在令人怀疑。”

除此之外尚有众多华社代表指陈志明违反基本人权,是个被种族主义者卸用的人文学者。甚至有人批判陈博士连中文系和中文大学的语言地位也不懂得区分,其学术资格实在值得怀疑。

受 到华社各界人士的抨击后,陈志明澄清不是反对办独大,而是认为争取在各国民大学开办中文系比较实际。他认为在大马这样的环境中,不适合开办各自族群的学 校,包括大学,因为马来亚独立后不应出现各族拥有各自教育系统的情况;又指许多华人爱扮演民族英雄,只关注语文课题,不关注中文系的发展。

陈志明接受报章访问时以及在后续的笔战中详细解释了他提出上述看法的种种理由和论据1,希望其学术研究不会被歪曲,可是其惊人的言论所引起的反弹已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当时正置华社面对教育法令的修改可能威胁到华小存亡之非常时刻,语文课题的敏感性必然变本加厉。

分辨不清“华人”身份

邱 氏虽贵为历史教授,对族群认同、人权理论、文化多元论述、语言人权,甚至基本逻辑学的掌握却令人吃惊的肤浅。他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大马华裔”,却又轻视华 文教育和华人文化,将华人简化成具有“华人血统”者。这种对族群身份认同缺乏基本人类学常识的现象,也反映在他将奥巴马当作“黑人”的言论上。

他 日前接受《中国报》访问时,将奥巴马(他说是“黑人总统”)当选总统归功于美国的单元教育制度。如果邱家金是血统决定论者,就该认识到奥巴马是欧非混血儿 而非黑人。如果邱家金是文化决定论者,就不能承认自己是“华人”,因为他除了在肤色上和姓名上具备华人色彩,无论就语言文字或思想情怀,都不具有华人文化 的元素。

所以只能说这名历史学者在族群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涵养,并不足以给公众启发,反而由于其对何谓华裔、华人、华人文化等等概念的理解产生混淆,只能提出一些不具备任何学术基础的官方论述和主流偏见。

马来世界以多元开放著称

邱家金是研究马来世界历史的学者。可是他显然缺乏“每段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治学气魄和学术远见。

未 经巫统和国阵的官方论述扭曲的古代马来群岛史,所展现的是不断和印度、中国、中亚等文明交融的开放的文化历程。 以马来语文为例,是在印地文(Hindi)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70%的马来文辞汇至今还沿用印地文借词,马来文也从闽南话、波斯语、阿拉伯语、葡萄牙 语、荷兰语乃至英语,借用了大量的辞汇。

笔者以为一名对国家族群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文明文化遗产具有诚意的知识份子,应该从马来世界的开放多元的史实中,获得启发性的诠释角度,让身处主流族群的当权者了解并且珍惜过去多元族群和文化共存的历史,而非反过来无视于多元族群共存的史实,助长单元主义的狭隘思想。

政治考量凌驾学术?

邱家金主张“少数民族”应该向多数民族妥协,才能达至团结的简单化思想,恰恰是扼杀多元、蔑视人权和他者的官方的、主流的、保守主义的论述。他未经论证就发表“采用单一教育源流,国家才能享有和平”的言论,更是学理难容的政治话语。

邱家金的学术良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

作者:周泽南

全球化和移民浪潮的影响下,全世界已经找不到任何单一族群的国家。换句话,每个国家都必须接受资源由不同族群共享的现实。对社会学和族群关系稍有了解的大学生都知道,族群的差异或许会容易被政客利用,来助长族群冲突,可是差异本身并不会构成冲突。

那 种想像通过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身份来团结和同化国民的霸权思想,总是将差异和他者当作除之欲快的仇敌。像慕克里兹这样的政客发表同化言论,大家都知 道其惟恐天下不乱的政治企图,可是邱家金以其教授身份用学术包装同化言论,只能说他学术上已江郎才尽或涉嫌为了政治目的而典当学术良心。

学术殿堂和民间脱节

民 间团体和教育专家对实施了6年的英文教数理政策提出的检讨如汗牛充栋,而且检讨和建议报告也不限于华文或淡米尔文。邱家金在违反民间意愿的情形下,信口开 河的建议政府延续该措施,轻率的态度不仅和其教授身份不符,更显示了身为学术殿堂的马大历史系,已和民间的命运,国家的前程严重脱节。 这样的事故难免让我们质疑国家学术单位的合法性。纳税人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为何要浪费在培养这种无法体恤民意、无法坚持学术良心、而且不仅无法启迪民智, 反而在助长偏见的学者身上?身为纳税人的我们,为何没权利评估国民大学学术人员的表现?

基于言论自由的立场,我们当然要捍卫邱家金发表谬论的权利和自由,可是我们也需要让这名学者知道,如此肤浅而缺乏理论基础的言论,不但达不到促进族群团结的效用,反而让我们再度见证了知识分子被驯化和收编的耻辱。

Posted in 知識分子, 華文教育 | Leave a Comment »

The Intellectual Pt 1: Origin, rise, and decline (?)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22, 2008

Sim Kwang Yang | Nov 3, 07 11:41am

Published in Malaysiakini.com

Writing in his column article entitled “’Amateur’ pros giving country a bad name” in the

MCPX

NST on Oct 28, Dzulkifli Abdul Razak, the Vice Chancellor of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lamented “certain un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behaviour by professionals and intellectuals, causing embarrassment not only to the fraternity, but the country as well.”

He has not specified what kind of conduct and behaviour by professionals that have brought us shame, but I assume the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questionabl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some of our lawyers, doctors, architects, auditors and such other revered and highly-paid professions in the country.

He also went on to extol the principle of an “amateur” intellectual, as articulated by Edward Said, especially in his book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 The honourable VC of our country’s leading higher institution of learning concluded his observation as follows:

“His (Said’s) intellectual honesty should be enough of an inspiration for us in trying to establish a firm tradition and consciousness as the next phase of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Here, I sense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fusion of categories” over the term “amateur” in the context of discussing unprofessional conduct in Malaysia, in contrast to Said’s idea of an “amateur” intellectual.

(In any case, I wonder. If Edward Said were to have been appointed to a senior position in a Malaysian university, and assuming that he had given acceptance to his appointment, how long would he last – a month, or a year? Would he have accepted uncritically the premise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s the mass 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Anyway,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intellectual” is not all that clear, and is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debate in the West. (Interested readers can refer to the book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containing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prominent academics, and edited by Jeremy Jennings and Antony Kemp-Welch.)

The sociological definition of the word “intellectual” often refers to a person who makes a living with his “intellectual” as opposed to “manual” labour, but that is not what we mea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The spirit and tenet of this peculiarly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are probably embedded in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especially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s, with Voltaire as its central iconic figure.

By common consent though, the modern 20th century sense of the word “intellectual” has its origi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Europe with the Dreyfus Affairs in France. It acquired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referring to certain group of thinkers and writers – in this case men such as Emile Zola, Andre Gide, Marcel Proust, and Anatole France – who intervened into the political domain in the name of Justice to secure the release of the Jewish officer in the French Army, Captain Alfred Dreyfus, against unjust charges from the state.

Ideals of intellectual life

This vision of the intellectual as a nation’s conscience and a social critic without fear and favour received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expressions in Julien Benda’s treatise La Trahison des clercs – the treason of intellectuals – published in 1923 in Paris.

Though the article was a blistering attack on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d abandoned their calling and compromised their conviction, rather tha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normative life of intellectuals, Benda did give many names of many icons as people who really embraced the lonely and courageous ideals of intellectual life. Socrates and Jesus were often mentioned, and so were more recent figures such as Spinoza, Voltaire, and Renan.

“Need I recall”, Benda wrote, “how Fenelon, and Massillon denounced certain wars of Louis XIV? How Voltaire condemn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lestine? How Renan denounced the violences of Napoleon? Buckle, the intolerances of England towar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our times, Nietzsche, the brutalities of Germany towards France?”

Clearly then, Benda’s ideal intellectuals are “those whose activity is essentially not the pursuit of practical aims, all those who seek their joy in the practice of an art or a science or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in short in the possession of non-material advantages, and hence in a certain manner say: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Clearly then, Benda’s intellectual had to speak to power, and did so from afar, even from an adversarial position to what we call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o-day. From his perspective of unproblematic Platonism, he had in his mind probably the exiled philosopher kings of The Republic, pronouncing moral judgement on the world from the vintage point of abstract and universal values against what he called “the organisation of collective passions” such as sectarianism, nationalism, class, race, and religion, “passing from intellectualism to intellectual ac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universal”, “prophetic”, or “public” intellectuals. Whatever their labels, they intervene into the public arena from a position of relative autonomy. As Karl Mannheim put it in Ideology and Utopia (1966):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decisive fact of modern times, in contrast with the Middle Ages, is that the monopoly of the ecclesias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which was held by the priestly caste is broken, and in place of a closed and thoroughly organised stratum of intellectuals, a free intelligentsia has risen.”

Their elative autonomy frees them from the “interest-bound nature of political thought”, providing them with “political knowledge” as opposed to false “ideology”. By virtue of their work and their autonomous position, intellectual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ruthfulness and for commitment to truth.

This was a view argued by Alan Montefiore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1990): “By ‘an intellectual’ I mean here to refer to anyone who takes a committed interest in the validity and truth of ideas for their own sake’”. Being an intellectual is thus defined in terms of a vocation.

Such haughty ideals of a real intellectual are both noble and attractive, and many writ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have indeed tried to live out their vocation as a passionate but disinterested conscience of their own times. Immediately, we think of great names like Orwell, Russell, Pasternak, Sartre, Camus, and more recently Derrida and Chomsky.

Likewise, there is now emerging in Malaysia a small band of writers who try to emulate the examples of their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erparts, as well as intellectual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ngaging the power centres in a critical dialogue through alternative media such as malaysiakini.

Unfortunately, Benda’s version of the ideal intellectual does have some serious epistemolog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where the intellectuals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the danger is for the idea of the intellectual to be institutionalised, and so absorbed into the dominant political order. Heroic dissent may become politically correct and fashionable!

Their moral high ground can also be questioned, in an age in which the tyranny of absolute relativism rules, and near-nihilistic universal scepticism tends to look with disdain any claim towards universal objective truth. Epistemologically, even if there is a kind of universal objective truth, how can an intellectual claim any secular knowledge of such truth?

Oprah more influential

Then, there is Marxism that changed world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By all account in Benda’s book, Karl Marx has to be the real intellectual par excellence, believing and preaching that the job of philosophy is not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merely, but to change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when Marx’ philosophy has been turned into a dogma by political Marxism, his idea has turned into an instrument of state terror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lsewhere. And so, we witness the persecution, execution, and exile of Benda’s intellectuals in communist countries everywhere.

The vehicle of an intellectual has always been the print media, especially in what is called the realm of high cultur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mergence and rise of the electronic audio-visual media, as well as the massive proliferation of mass popular culture, have combined to whittle away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Oprah is now far more influential than Chomsky in the USA to-day!

Then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the self-perception of aspiring and accomplished intellectuals everywhere – including Malaysia. Once intellectuals see themselves as the embodiment of an almost divine vocation, breathing brimstone and hell fire on corrupt worldly powers from the rarefied sanctity of Mount Olympus, they’d better live the life of a saint.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vulnerable to personal attack on their indiscretion – not that such personal smearing is a legitimate form of argument.

That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UK in the 80s, when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 had unleashed an army of very literate hatchet-men upon the British 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

It was within that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Edward Said was invited to the BBC Reith Lectures in 1993, to present his reworking and revival of Julien Benda’s vision of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ntellectual.

To be continued…

Posted in 知識分子 | Leave a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