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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在,書寫的都是他者及其他

Archive for the ‘馬來西亞語言政策’ Category

迫切的多语兼用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七月 6, 2010

作者/周泽南专栏 Jul 06, 2010 12:14:45 p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人类一旦习惯了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就很难恢复自然的生活状态和用语习惯。比方说,像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具有多元族群,文化和语言的社会,在还没有被现代性的价值观洗脑之前,由各族群所组成的社会一直都实行着多语兼用的社会交往模式。

华人能说几种汉语方言一点也不出奇,说流利的巴刹马来话更是家常便饭,马来人和邻居说闽南话、粤语或淡米尔语,也理直气壮,理所当然。伊班人口操本身的族语之外,还能说福州话、马来话、本南话等等,也被当地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经过了50多年的国语政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这个语用情况几乎彻底改变了。

曾几何时,接受现代性教育洗礼的独中生变成百分之百的“华语人”,大部分无法流利的说马来话。国民中学的马来学生也变成百分百的“马来语人”,无法像他们的家长那样,略懂一些汉语方言。这两个族群的新一代人,越来越被各自的“族语”所分化,他们被灌输的“母语”,把他们个别塑造成“华人”和“马来人”。这些受过现代性教育的国民和国语政策的产物,在族群或身份认同上日趋单元化,可是却有部分往往自以为是“多元文化”的拥护者。

被单语垄断的公民社会

林连玉基金在今年6月19日举办了一场《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研讨会。笔者担任该项活动的义务摄影师,没有留意主讲者的内容,可是却必须对这项划时代活动的历史意义,说上两句。笔者估计,这场活动或许是全国华教组织,甚至华人团体破天荒第一次用国语或马来语来进行的正式活动。虽然主办当局没能吸引大量华人以外的族群前来参与,难免引来一些华人基本教义派人士的嘲讽,比如:“华人办活动用马来文,莫名其妙”,或者“华教团体不用华文,自甘堕落”等等,可是,该基金会为了向友族伸出橄榄枝,而不惜放弃使用自己最舒服的语言,就是突破性的壮举。

实际上对笔者而言,林连玉基金会的“壮举”一点也不反常,它只是因为在过度不正常的社会中表现了正常的一面,才显得突出。在这个不正常的社会,任何族群组织举办的活动必定将不谙某种语言的人士排除在外。例如华团活动必然用华语进行,马来语文组织必然坚持百分百的马来用语,淡米尔文社团也视全场使用淡米尔语为天经地义之事。然而笔者必须说明,什么族群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语言,从来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

不论是什么族群组成的组织,都是时候别限制自己的活动用语,而尝试多语兼用的方式了,即便使用多语会影响活动的效率;可是为了贯彻和容忍真正的多元,难道我们不应该培养包容差异的耐性?在任何一个社会,不同族群对不同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才是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种理所当然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了了解和沟通,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强迫所有人使用一种语言,其次,主动调整自己,习惯使用不同语言。选择第一种方式的人,即使不具备国家赋予的制度化权力或暴力,心态上也属于反对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基本教义派。选择第二种方式,才是真正拥抱多元,期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百花齐放的人士。

不彻底的文化多元主义者

让人遗憾的是,虽然各族捍卫母语教育的人士都宣称自己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拥护者,可是这样的胸襟和态度却鲜少表现在他们的处事和作风上。他们依然习惯在自己最舒服的场合,使用自己最习惯的语言,和自己的族群说自己的母语。难能可贵的是,社会上不时会有一些由各族群组成的组织,尝试突破族群用各自母语建造的攀篱,用多语进行活动,然而,他们必须承担被部分自己的族群疏远或放弃的后果。

例如在今年举办的528不剪之夜(Tak Nak Potong)新闻自由晚会中,没有出席该活动的笔者听说;一些期待全场活动用华语进行的公众人士,发现活动不是百分百用华语进行后,失望的掉头走开了。另外一些听不懂部分用华语进行的节目的马来人或讲英语的华人,也悻悻然的参加到半途就开溜。笔者以为,这些半途开溜的各族群人士的失望原因不外两种,第一,是对语言使用的政治正确性抱着过高的期望,其次,对自己听不懂或不熟悉的语言缺乏耐性。

语言的政治正确性的最极端表现,就是那些认为华人的场合一定得使用华语者,官方场合一定要使用国语者,或者国际场合,正式场合,“高级”场合,一定要使用英语者。坚持各种用语的人士,对各自熟悉的语言都有特定的癖好,却用政治正确的理由,掩盖自己的偏袒。这种偏袒的结果,就是造成今天在任何正式场合,都必然要将不谙特定语言的人士排除在外的族群隔离局面。

公民社会制造的族群隔离

独立以来制定和贯彻的国语政策,本质上是独尊马来语的同化政策,对这项同化政策的反弹,造就了今天波澜壮阔的“华教运动”和淡米尔文教育。这些捍卫母与教育的运动,是基于对语言权利的维护,本无可厚非,可是却间接的加剧了族群认同的单元化。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人说华语”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圣训。对这种语言上政治正确的坚持,促成了80年代的华语运动,以及今天所有华团办活动几乎毫无例外的使用华语为媒介语的僵化局面。

以办讲座或座谈会为例,为了迎合这种语言使用政治正确的思维和态度,主办当局必须预定一种用语,限制了主讲人人选,无形中也限制了讲座题材和讨论的课题范围。实际上,在马来西亚这个社会,任何族群都至少谙一种以上的语言。双语讲座甚至三语讲座,对这些人的参与和理解,绝对不会构成巨大的障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办单位都会为了“沟通上的方便”而牺牲多元族群的集体参与。

仔细剖析这种心态,实际上和政府为了促进“国民沟通”,而将所有族群放在宏远学校这个使用马来语为媒介语的政策动机没有实质的差别,而只有形势上的差异。后者是动用国家资源和国家机器,剥夺充分使用母语的权利,前者则是在标榜母语权利的基础上,将不谙特定语言的“非我族类”排除在民间建立的公共领域之外。这种隐讳不明的排外心态,常常引起主张通过单元源流教育来团结国民者如邱家金、詹德拉姆扎化等的批评和攻击。

如果面对批评的最好方法是建设,也可以被争取母语教育所沿用,那么,华团主动在语言使用上多元化,并且将排除其他语族的程度减低,就似乎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了。

在这方面,反而是政客最有先见和具备灵活使用语言的经验和无畏。特别是在全国普选和补选期间,几乎任何一场政治讲座的出席者都涵盖三大民族,甚至原住民等其他族群,而公开演说的政客为了表现其容纳各族的胸襟,也都毫无例外的尝试用三种语言,甚至加上方言来致辞。虽然政客私下未必对所有语言毫无偏好,可是他们至少在语言的使用上尽量照顾了所有族群的感受,以及沟通上的需要。

笔者以为,政客的诚意虽然难免往往是最值得怀疑的,可是他们在面对群众时的语言使用却是最自然和朴素的。公民社会应该向政客的第二方面看齐,才有望将逐渐扩大的族群距离缝合,也才能堵住邱家金之流主张同化论的似是而非学者的嘴巴,成就一个不分彼此的马来西亚国族。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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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始于想象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三月 18, 2010

作者/周泽南专栏 Mar 18, 2010 11:38:41 a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或许我们离地方选举和地方政府的年代过于久远,又对人民在公共领域的主权缺乏想象,所以当一些反民主和伪民主的政客,公然和恢复地方选举的建议唱反调的时候,疲弱无力的“公民社会”一如既往的,无法酝酿巨大的反对声浪。地方政府的成立必须以摈弃种族政治为条件,这或许是那些靠玩弄种族课题起家和掌权的政客的主要顾忌。
进行地方选举,成立地方政府只是赋权人民进行自我治理的第一步。一个地区的人民在语言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发展模式、垃圾处理等等方面具备了决策权,才有机会纠正种种目前中央集权政府所制定的种族歧视政策和措施。换句话,地方自治才是全民参与政治事务的民主社会的真正到来,而纳吉口口声声反对的,不正是“不希望过多的政治”么?如此看来,谁在反人民,就不言而喻了。

摈弃种族的自治想象

假设一个叫N的县市有1万人口,其中8000人为说A语言的A族群,1000人为说M语言的M族群,500人为说C语言的C族群,剩下另外500人,是分别说T语、B语、My语和N语的少数族群。假设在2012年,这个县市进行地方选举,来自A族群的多个代表中选为县市议员的绝对大多数,为了让县市政府能够有效的服务该地区,他们将当地行政语言从目前的M语言改为A语言。意味着所有政府部门必须至少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而A语言必须是官方用语之一。

新的县政府也立法规定该县所有类型学校必须列A语言为必修科,但没有干涉各语言源流学校继续使用母语教学的权利。政府甚至以全津贴的方式,来支持民间开办以T语、B语、My语和N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可是,由于绝对大多数该县学生为说A语言的A族群,政府打算拨更多款项来兴建以A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乃至大学。

以上的自治模式适用于一个多元族群、多元语言和文化的社会,不论其中A、M、C、T、B、My和N代表的是什么族群。这个地方的治理方式接近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主流支持弱势的民主原则和福利社会的理想。

可是,现任首相纳吉不希望人民有这样的权利,不希望人民能享有这样的优质治理,不愿意人民具有这样的民主和福利治国的方式。他认为没有必要举行地方选举,原因不外乎“因为这将会引起许多政治问题。”他表示联邦政府无意恢复地方选举,理由是:“因为这无助于改善公共服务,不一定确保市议会将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他甚至说:“我们认为,既然地方选举已在多年前被废除,那么就无需恢复。”

首相当然有说任何话的权利,那是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可是我必须说,这不是一名英明首相应该说的话,这不是一名愿意看到人民的权利和福利被保障的领袖所应该发表的,毫无论据的言论。

人民不能允许因为首相的一句话,以上所有A、M、C、T、B、My和N族群的语言权利、文化权利,乃至决定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参与模式的权利,都完全被否决。路人皆知,这样的首相英明还是昏昧?这样的领袖民主还是独断?这样的人民公仆称职还是失职?纳吉跟他之前的马哈迪一样,把已经有能力胜任自治的人民,当作理解能力和行动能力永远比不上小学生的脑残族群。

地方政府削弱种族政治

姑且不论地方选举在政经文教总总领域的好处,单单就克服和纠正种族政治这一项,地方选举和地方政府的成立就功德无量。每个受划定为地方治理的地区必然有不同的族群人口组合,如果真要贯彻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的实质,举凡地方上经济政策、农业政策、教育政策、语言政策、文化政策等等的制定,就不能再像独立后52年以来那种以单一种族的特权至上的种族偏差模式,而必须代以全新的,必须将所有族群的权益和福利都考虑进去的施政方式。

当然我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恢复地方选举等于抵达民主政治的目的地。实际上刚好相反,对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民主治理经验尚浅的国家而言,权力下放予民,意味着跨族群的真正协商、合作、磨合与学习。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政治不需要争取,远的不说,单单就路牌要用什么语言这一项蒜皮般的小事,也攸关族群的权利。

比方说,一个以A 族为人口大多数的族群所组成的地方政府,可能会依照“野蛮”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将地方上所有路牌的语言都换成A语。或者,新的地方政府可以打破过去种族主义的格局,继续延用现在已经沦为该地“少数民族语言”的马来语或国语,作为路牌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当然,我们更期望地方政府开拓超越种族政治新局,考虑实施多语并存,甚至弹性使用语言的政策。

上述关于路牌用语的例子,只不过是诸多地方施政的可能性和开创性之一。地方政府还可以决定是否对所有源流学校一视同仁,是否可以制度化的鼓励来自不同族群的学生,去学习其他族群的语言。比方说,让学习和报考原住民语言的华小生,在学业或学术上具特定的优惠,让学习和报考淡米尔的马来学生,比选择只学习马来文的学生,具有多一点的优惠。

我们说,这样的地方政府所实施的语言政策,成功一改过去的专横霸道的国语政策,让学习某种语言不再成为一种必需接受惩罚的负担,例如,无法通过国文考试就无法升学,报考公务员或升级。这样的语言政策对主动学习其他族群语言提供制度化的鼓励,真正塑造一个懂得多种语言,欣赏多种文化的马来西亚国族。

惠及地方的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地方自决的优势如果落实在经济发展的领域,许许多多靠森林资源为生的原住民社区,就能决定有利于各自地方经济发展,文化生存和人文资源的保存和发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就不必然以牺牲当地生活方式、经济作业模式为代价,而能够充分运用地方的自然资源、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创新的经济机会和发展潜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必再兴建只对少数发展商和政客有利,却牺牲绝大部分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和生存权的巨型水坝,而兴建大量可以让本地人参与的小型经济发展计划。

也许习惯将原住民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人们还不相信地方自治将能为全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就以柔佛州蒲莱河口的石油提炼厂和彭亨州武吉公满的采金计划为例,如果地方治理权力在于人民,而不在垄断土地权或计划批准权的州政府手上,这两个地方的马来渔民、华人农民和各族村民,也不必任由自己的经济命脉、健康和性命,典当在不以人民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州政府手上。

恢复地方选举,将权力下放,是还政于民的关键性一步。不论持的是“时机不成熟”,或者“不见得更好”的借口,都是违反人民利益,剥夺人民基本权益的表现。毕竟,有什么比一个不让人民有权利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更可恶的政权?有什么比一个不支持人民自治更违反人民利益的代议士?

而且,有了地方选举和地方政府,人民对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施政都有了制衡的势力。以地方政府负责处理的垃圾处理为例,人民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能够把垃圾问题处理妥善,能够还人民一个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不论是民联还是国阵,如果缺乏这种具体处理地方问题的能力,而只会在种族、宗教、语言的课题上鼓动憎恨其他族群的民族情绪,就注定被人民放弃。

地方选举促进社会运动

曾剑鸣在3月9日的《独立新闻在线》写了一篇论述我国民间社会力量疲弱不振的鸿文,非常残忍的道出了国内只有“发文告,搞联署”的议题型非政府组织,而严重缺乏能够动员民众来冲撞政治威权的民间组织。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群众实力强大的工运和左派政党和组织被政府以“红色”为名,大力打压和重创,直接形成了我国民间社会运动力量后续无力,青黄不接的现实。

民间力量的削弱,也导致民间社团组织的去政治化,或者过分依靠政党政治,忽视民主政治的弊病。这种民间力量的疲弱,固然非一朝一夕所能纠正过来,可是笔者相信,地方选举的恢复,对促进民间社会力量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许多涉及居住权和生存权的地方课题,就能直接将涉及的民众,带入地方治理的参与中。而对地方治理的参与和决策,将反过来壮大民间社会的力量。

究竟是地方选举促进社会力量,还是社会力量促成地方选举,并不是鸡或蛋的先后顺序问题或理论问题。可以说前者是完整的民主体制必需具备的条件,而后者却才是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日趋成熟的软体设备和人力资源。当执政者剥夺了完整民主体系必备的权利和资格,包括地方选举和地方政府的设立,还得依赖觉醒的民间力量,将这一切违背民主,背叛人民的恶实力,给拉下马来。两年前的308海啸,只是人民“肚懒”怨气的一次总爆发,未来的马来西亚能否有实质的民主改革,就看每个人民准备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地方治理和社会运动了。

说实在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资源在种族政治里面沉溺、谩骂或者打移民算盘,更不能继续在308高潮后的虚脱中彷徨。身为马来西亚公民,如果你对国家前途还有一丝牵挂,就别再陶醉于“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的自怜中。你必须尽快在促进国家民主进程的细流中,扮演自己胜任的角色,壮大民主运动,而不是继续冷眼旁观。社会运动力量的酝酿,需要你的心动,深思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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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语言使用回归跨族群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一月 30, 2010

《自由今日大马》专栏

周泽南

黄进发在其专栏文章〈中道政治与洋务运动〉(见《独立新闻在线》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2081.html)中说,在308之后,“跨族群”(中道政治的别名)已经变成政治正确,没有一个华教团体或华团会反对“跨族群”。他以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都已经在进行跨族群的争取选票策略,来鞭策华社华团赶快在行动上而非嘴皮上跨族群。

民间用语自古跨族群

其实,自古以来马来群岛的各族居民都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实践着所谓的“跨族群”,跨族群最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在一个以马来人为多数的村落,华人,印度人,原住民除了在族群内使用各自的方言,和其他族群沟通时,自然而然的使用马来话。换着是在华人或印度人社区,占人口少数的马来人或者英语社群也会配合主流,使用各种汉语方言或淡米尔语。换言之,在没有政府干涉用语的情况下,民间都在弹性的使用各种语言,以便达到沟通的目的。

独立后制定的国语政策开始改变了语言使用的面貌。意味着政府为了提高马来语的官方地位,限制了其他语言在公共领域的使用,进而引起母语非马来话人士的强烈反弹,甚至演变成只因为一个中文路牌被改成国语,就剑拔弩张的“语言政治”。政府如何通过语言政策,文化政策以及教育政策,这三者的实施来塑造“国族”和边缘化其他母语/族语,这里从略不谈;笔者要点出的是,民间团体特别是华团,其实没有必要步政府的后尘,在活动中限制语言的使用。例如,为了照顾预设的“华语听众”而设定某讲座,座谈,研讨会只能使用华语。
我们必须认清的我国社会语言现实是,不论在什么场合,一旦有人,就会出现语言能力的差异。即便是在“华语”群众里面,也肯定会出现略懂华语,精通方言或英语的“华人”。所以笔者主张,各种社团不必拘泥于活动语言使用的“正规性”,反而应该着重用语的灵活性。举例说,如果一项华语讲座来了50人,其中四人为不谙华语的英语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原住民,只要其他46人听得懂马来话或英语,而主讲人也不介意转换语言,即使完全将讲座改成国语讲座,英语讲座或者多语讲座,也丝毫无损于该活动的意义和目的。

弹性使用各种语言

关键在于,一旦遇上讲座等“正规”,“正式”场合,很多人,特别是华团人,华文报人等等,都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似乎在正式场合不使用华语,就会贬损了华语的地位。这样将语言政治化的心态,其实和政府为了抬高马来语地位而压制其他语言的使用完全没有差别。因为压抑而报复的心态绝对不能促进跨族群。如果要在语言使用上跨族群,让语言使用回归最自然,最宽容的状态,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

进发肯定了个别团体在跨族群方面的努力,包括“华总20年行动方略”招揽非华语社群的学者专家、社运人士为国献策,隆雪华堂和林连玉基金与马来文教团体联手为巴东赈灾,隆雪华堂“公民社会奖”全数颁给非华语社群的团体与个人。

笔者以为,我国的“公民社会”必须洗脱历来语言使用精英化的弊病,让公共领域的语言使用回归庶民。当然,这样的回归很容易被误解,甚至误用,让各母语团体躲回各自舒适的母语场合去。笔者主张的是,不论是任何场合,都鼓励多语的使用,而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有效的现场翻译就成为不可缺席的条件。

不少人会以多语使用和翻译浪费时间为理由,而反对多语使用,甚至听见自己不明白的语言就不耐烦。可是,当我们花三个小时,在电影院看卖座的Avatar里面的原住民使用谁也听不懂的Navi语言时,却没有滋生不耐烦的情绪。因此,让语言去政治化,是跨族群行动或活动首要考虑的思想改造和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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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囚犯也捍卫说母语的权利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二月 11, 2009

Thu, Dec 10, 2009

刊登于《自由今日大马》网站 

笑看风云

 周泽南

 马来西亚这个半开化的国度,真是无奇不有,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例如单元意识形态的语言政策,甚至渗透进了监狱,剥夺了服刑的囚犯使用母语和家人沟通的权利。

 根据《当今大马》12月9日的报道,森美兰武吉甲巴央州议员谢琪清揭露,芙蓉监狱禁止华印裔囚犯使用本身母语和家人沟通,只能以马来话或英语交谈。揭发此事的是刚从芙蓉监狱服刑半年获释的黄先生。

 违反基本人权

 黄先生透露,狱方强制囚犯与家人通电时使用马来话或英语,若囚犯坚持使用其他语言,狱卒就会立即挂断电话。当谢琪清致电给狱方,要求澄清时,一名监狱职员证实确有此条规,原因是狱卒只谙巫英语,而不谙其他语言。

 作为抵触法律的惩罚,囚犯已经被强制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权利。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也必须拱手奉上他们说母语的权利,和家人沟通的权利,以及表达思想的权利。纯粹就法律角度而言,丧失特定时间的人身自由,是他们“罪有应得”的报应方式(当然这种报应方式不全然无争议),可是除此之外,他们和任何公民一样必须享有种种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和家人沟通,只不过是最基本的人权。

 身为执法者的芙蓉监狱官员,制定或实施侵犯囚犯基本人权的条规,这举止本身已经触犯法律。揭发此事的前囚犯黄先生除了勇气可嘉,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意识到争取宪赋人权的必要性。这种道德勇气,远远超越了充当道德监督者,却在剥夺囚犯人权的监狱官。

 犯了一次错不等于接下来的人生都要受人白眼。如果囚犯能比执法人员更有民主意识和道德勇气,这是重重铁牢也关不住的革新希望和脱胎换骨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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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路牌政治看國語政策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1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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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報

專欄名稱:《對話的喧鬧》

作者:周澤南

2008112

從路牌政治看國語政策

檳城路牌使用多語所引起的爭議,不過是馬來西亞的例常性政治戲碼之一。這種由特定族群對母語的堅持而引起其他族群對國語地位不保的擔憂,和中小學教學媒介語的使用課題一樣,都能輕易挑起主流族群和弱勢族群的敏感神經,相互作出情緒化的指控。

這類型的族群衝突,堪稱一種涉及語言使用的政治,或語言政治(The Politics of Language)。一方面,弱勢族群視母語的使用乃天賦人權,任何政權都不得限制母語使用和發展的權利。另一方面,主流族群則視語言使用上的各自為政乃阻礙國民團結的因素,遂倡導通過國語這共同語來塑造國族(Bangsa Malaysia)。少數族群對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訴求,和多數族群對團結、統一的要求,需要的不是通過政治角力而達至的妥協,而是多聲部的真正對話。

區區多語路牌就引起巫統內「民族主義者」的激烈反彈,究其原因,除了個人的強烈種族情緒在作祟,部分馬來人對國語地位不夠強勢的擔憂,是隱藏的導火線。這裡隱含的假設是:「非馬來人不該愛自己的母語更甚於國語,或者不尊重國語。」要理清這種情緒化的語言政治,人民必須拋開對各自母語的偏好,客觀的認識自獨立以來即實行的國家語言政策。

如果國語地位真的不高,國語政策難逃其咎。弔詭的是,該政策固然造就了新一代諳國語國文的「非馬來人」,可是掌握馬來語的非馬來人人數的多寡並未對族群相互了解的促進構成正比。換言之,那些能夠口操流利國語的非馬來人並不必然會善用所掌握的國語知識,去加深自己對馬來文化的了解,或積極促進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之間的相互認識。單就這一點而言,國語政策的國族塑造目標顯然已失敗。

配合推動國語政策的國家語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數十年來致力於提高國語地位和推廣國語的使用和規範化。可是該機構的努力是雙重的失敗;

在國語的推廣方面顯得多此一舉,在加深的方面則事半功倍。古馬來語自公元7世紀至15世紀,已逐漸發展成馬來群島的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由於其語法的簡單性和靈活性,來自世界各地的族群都能夠在短時間內掌握馬來語的基本用法。尤其在馬六甲王朝時期,來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商賈基本上都靠馬來語來溝通。19世紀末大量中國和印度移民南遷時,馬來語也在自然而然或實際需要的情況下,成為大家樂意接受的共同語,即使不曾被賦予國語或官方語地位,也無損其重要性。

今天的馬來語即使不經過推廣,依然是民間各族之間互通的共同語。例如人數已逼近大馬總人口10分之1的外籍勞工,不論和雇主或顧客,皆主要用馬來語溝通。所以在語言的廣泛使用方面,沒有任何語言足以對國語構成威脅,即使是強勢的英語也不能,所以「非馬來人不尊重國語」之說,是缺乏根據的。問題其實出在,國家語文出版局致力於追求馬來語的規範化和正統化,國語政策則通過懲罰的方式,不讓國語不及格的公務員和考生畢業和升級。

這種對馬來語要求規範和純正的信仰或情緒,將原本已成為全民共通語的「巴剎馬來話」被貶為低級的語言,強全民所難的建構高級的、正統的國語。可是,人們普遍上不會愛上因為愛怕不及格而習得的語言,所以,對大多數非馬來人而言,被逼學習而來的國語,無法有效扮演溝通的工具。而多數國民只諳巴剎馬來話而不求標準國語的現實,也扭曲了馬來人對馬來語地位的認識。他們只看到非馬來人捨國語而取巴剎馬來話的現實,而忽視馬來話已廣泛受全民接受的地位。

國家語文出版局裡頭不乏學術地位崇高的「語言學家」,他們理應對上述語言現象作出正確的解讀和建議,不應該在意識形態上不求證明的預設語言多元性(Diversity of Language)是族群分裂的因素。

至於國語在深度方面的失敗,今年年初逝世的知識份子魯斯坦(Rustam Sani)曾針對馬來文無法發展為精確的學術語言,作過精湛的分析,故不贅述。此君認為,如果一個人對母語的掌握達不到深入的程度,即使學了再多種類的語言,充其量也只能用某種語言說著片面的東西,然後又用另一種語言,重複著那些淺薄的東西。英語教授數理政策,更是完全背離語言學習規則的前車之鑑,當然那是一個更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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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語言繼續殖民─50年國家語言政策回顧

Posted by mayashanti5282046 于 十一月 6, 2008

《當今大馬》專欄

『越界』(2)

周澤南

當語言繼續殖民─50年國家語言政策回顧

實 施了半個世紀的國語政策,顯得亂七八糟與一廂情願。該政策已將大多數國民培養成語言使用和學習上的實用主義者。當外國人碰上諳多語的大馬人,先是驚嘆於我 們使用多語的能力,然後卻不免要慨歎,多數大馬人只能用不同的語言,說著同樣淺薄的內容。因為我們掌握的語言,並沒有達到汲取深刻思想的水平。

例如Rustam. A. Sani即 認為馬來語只達到在行政範圍內和教育媒介語上廣泛使用的目標,我國還未形成一個以馬來語文思考和批判的知識社會,問題顯然不在語言的推廣而是在於用馬來語 思考的深度不足。由國家推崇的國語尚且落得如此下場,其他受國語政策排擠的少數族群語言,包括華語、淡米爾語及原住民語言等,其前景更是坎坷。

我國的語言規劃始於獨立前。1956年 的教育委員會報告書(亦稱拉薩報告書)限定政府學校各族語言的使用範圍,算是形塑該國語言使用趨勢的正式開始。雖然馬來民族主義促使了國語政策的貫徹,並 因此激起少數族群對國語霸權的對抗;然而有跡象顯示英語更有可能成為新的語言霸權,並將為大馬各族的族群文化認同構成棘手問題。自2003年以來政府在國民學校內貫徹用英語教授數學和科學的措施,可算是英語的實用價值逐漸超越國語的民族像徵價值的表現。

因此,強制在各公領域推行馬來語僅達到限制其他族語之自由使用的目的,而不曾削弱英語在工商領域的主導地位。英語極有可能內化為新的語言殖民,仰仗著全球化和語言實用主義的優勢,削弱弱勢語族的語言活力。

然 而,在英語全球化的同時,現代化進程卻帶來民族文化的復興,亦有語言學家對日後語言的發展趨向另有預測,認為今後五百年中人類語言的數量將增加一倍。持世 界文明的前途存在語言多樣性中而非語言的統一中之觀點者指出,世界上說兩種或多種語言的人正在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增長,因此了解語言的多樣性比學英語更重 要。對整合的歐洲超國家聯盟而言,歐洲的命運在於語言的多樣性而不是形成統一的歐洲語言。

雖然維護語言多樣性乃社會語言學的趨勢,可是大馬弱勢族群尤其是原住民仍然面臨族語活力喪失的嚴峻考驗。這些族語絕大多數沒有文字,由於難以進入教育體系和傳媒系統而具有成為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的危險。雖然對上述現象的關注正在形成國際社會對文化多樣性保護的共同性號召,卻未列為大馬語言規劃的目的。

社 會語言學家皆毫不避諱的認同語言的地位規劃是一項政治活動,大馬語言規劃者卻以客觀和純技術性的口吻,為國語政策的正當性合理化。直接受國語政策影響的各 弱勢族群的回饋,在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文獻中的缺乏,顯示出進行語言規劃的當權者與語言學界,在其研究中採取了刻意去歷史化、去政治化和非人性化的立場。

國 語政策的意識型態犧牲多元、忽視差異,並尋求語言和文化的統一。政府在馬來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中,透過國語政策對其他族群所進行的同化嘗試不僅無法 將各族群熔為一爐,反而激化了各族群自身的族群身份認同,加強了各族群的族群想像,強化族群的認同界線,將原本鬆動和富有彈性的族群文化差異推向意識型態 化和氾政治化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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