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马来西亚

这是对“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最贴切的诠释。

一个善忘的马来西亚：又一名印尼女工被虐至死

周泽南报道

马来西亚中文媒体近来忙于马华“党戏”的报道和评论，又一名印尼女工死于虐待的新闻成了漏网之鱼。该名叫Mautik Haid的印尼女工上周被警察从雇主家中抢救出来，陷入昏迷状态，今天终于返魂乏术，客死异乡。警察发现她时，她被锁在厕所里已长达两天，处于脱水和缺营养状态。以下是新闻原文。

 

 

 

Rescued maid dies

written by stephanie Liew

Monday,26 October 2009 22:06

Less than a week after she was rescued by the police, 36-year-old Indonesian maid Mautik Haid passed away this morning. She suffered from multiple injuries on her body. Even though she has been receiving treatment at Tengku Ampuan Rahimah for days, she failed to regain consciousness.

Mautik was found by the police less than a week ago locked in the toilet for two days in a row. Hospital Director Dr Ghazali Hasni Md Hassan said Mautik was not fit enough to undergo surgery.

When the police found Mautik, she was dehydrated and malnourished. Police is currently investigating the case under Section 302 of the Penal Code. So far, police has arrested a couple believed to be her employers and currently is looking for another three individuals to assist the investigations.

Police first detained a 29-year-old woman followed by her husband the next day when he surrendered. Authorities found no documents when Mautik was rescued even though she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couple in the last two months.

女工周休法案不了了之

马来西亚引进印尼家庭女工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虐待女工，拖欠薪水，非法禁锢女工等等事件层出不穷，国际劳工组织更将我国列入人口贩卖的黑名单。今年6月，人力资源部长拿督苏巴马廉（Datuk S. Subramaniam）宣布，政府將在今年10月召开的国会会期期间，提呈强制规定雇主让外国家庭女工周休一天的劳工工法令修正案。

这项力挽狂澜的措施能否保住国家信誉，以及有效捍卫家庭女工的权益，引起了各方的短暂关注。nTV7的《追踪档案》和国营电视台第二电视的《前线视窗》，前后报道了印尼女工在马来西亚的遭遇和权益情况。目前国会会议正在进行中，议员集中于辩论2010年财政预算案。可靠的消息透露，并没有迹象显示人力资源部将提呈女工周休一天的劳工工法令修正案。

许多家庭女工没有周休，被拖欠薪水，甚至遭不人道禁锢的现实让我们惊觉到，马来西亚的法律对家庭女工几乎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以致部分的雇主和中介，有机会藉此剥削，欺压甚至虐待家庭女工。

副内政部长Datuk Wira Abu Seman Yusop在7月7号透露，今年全国只有7宗虐待女工的事件。妇女力量组织总裁Irene Fernandez则表示，该组织今年就接获34宗虐待女工的投诉，而印尼大使馆平均每月就接获大约100宗女佣遭虐待的投报。

家庭女工在大马，彻底没有法律保障

尽管1955年的马来西亚劳工法令给以所有国内外工人一些基本的权益保障，可是大马律师公會“法律改革與特別領域委員會”主席Dato Ramachelvan却说，家庭女工的大部分权益却在这些法令的保障之外。

他说：“劳工法令中有一些条款是适用于家庭女工的，可是大部分都无法在家庭女工身上生效，她们被排除在外。如周休课题，公共假期等等，全部都排除在外。”

 只有少数条文适用于家庭女工，可是这些条款却面对执法不力的问题。例如第65条款，涉及检查和查问的权力，是适用的。劳工部总裁可以进入家庭女工的工作场所和检查工人的工作情况。这项条款甚至赋予劳工部总裁在未通知雇主的情况下，对家庭女工的工作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的权力。如果严格执法，或许能减低虐待和剥削家庭女工的事件。可是，人力资源部长Dato Subramaniam却表示，劳工部通常只有在接到投诉时，才会采取突击行动。

 印尼家庭女工遭马来西亚雇主虐待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引起了国际劳工组织的高度关注。然而，向印尼大使馆投诉的家庭女工，所面对的最普遍问题，实际上是被雇主拖欠薪水。许多靠薪水养活家人的印尼家庭女工，为了讨回她们的血汗钱，被逼弥留在马来西亚，家里则面临断粮的绝境。

 拖欠薪水问题更普遍

 原本只能容纳60人的印尼大使馆女工庇护所，住着125名面对各种问题的印尼家庭女工。她们有的曾经被雇主虐待，目前正在等待法庭诉讼，有的被雇主拖欠下数年的薪水。她们很想尽快逃离这个让她们失望的国度，和家人团聚。可是如果法律无法还她们一个公道，她们当初孤注一掷，离乡背井，前来充当的苦役就会血本无归。

 驻大马印尼大使馆副大使Tatang Razak说，如果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和法庭有效率，庇护所拥挤不堪的现象就不会发生。

 他说：“Terus terang saja, di kedutaan ini tidak perlu ada shelter,kerapa kedutaan perlu ada shelter?Pada hal mereka ini bekerja di Negara orang.Inikan majikan ada dispute, diselesaikan antara institusi yang ada, di sini ada mahkamah buruh, di sini ada polis, tapi persoalannya, kerana jumlah warganegara Indonesia berkerja sini banyak, banyak perlu diselesaikan.”

 [直接了当的说，我们的大使馆根本没必要设立庇护所，为什么要设庇护所呢？他们不是在别人的国家工作吗？一旦和雇主有纠纷，不是应该通过不懂机构来解决吗？这里有劳工法庭，有警察，可是问题在于，必须寻求解决问题的印尼公民太多了。]

 Tatang Razak也说，很多诉讼案的审讯和办案过程过于缓慢，他说：“Because the problem is law enforcement,when the suspect is Indonesian, within 1 week or 2 week already, but when Indonesian is the victim,2,3,4 years is not cleared.”

 [因为问题出在于执法，当嫌犯是印尼公民时，很快就能结案。可是如果受害者是印尼公民，2，3甚至4年，案件都没有办法了结。]

 大马律师公会也在去年2月11号呈交了一份关于提供外籍劳工特别证件的备忘录给各相关单位，建议政府让那些正在寻求法律诉讼的外籍工人，包括家庭女工，能够在诉讼期间工作。

 大马律师公會“法律改革與特別領域委員會”主席拿督拉瑪查文说：“If to pursue a legal remedy, you must have the means to pursue it, so the present law says, you can stay but you can not work, how do you expect the domestic worker or migrant worker to pay rent, pay his food and while waiting for his case be disposed.”

 [如果要寻求法律解决，你必须具备寻求法律解决的条件。可是目前的法律却只允许你居留，却不许你工作。你怎么能期望外籍劳工在等待他的诉讼案，并且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还房租，付他的膳食费呢？]

 人力资源部长Dato Subramaniam只能含糊其辞，他说：“True, that is the issue,mostly domestic woker,their cases with the labour department,they are under labour court.Those issue we are trying to resolve it as fast as possible.we have now done something to help them, we are now allowing them legal visa to stay, and then, on a case to case basis, they can apply to us for a permission to work.”

 [没错，确实有这个问题。多数家庭女工的案件由劳工部，由劳工法庭处理。我们会尽快处理那些课题。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来帮助她们，我们允许她们申请居留证，而且我们会根据个别情况，处理她们的工作证申请。]

 印尼家庭女工离乡背井，到我国来讨生活，无非希望摆脱贫穷的梦魇，我国政府应该确保她们付出的劳力，都获得应有的报酬，这不仅是维持马印两国关系的关键之一，更是确保人性尊严受到尊重的努力。

 通过剥削女工获取暴利

大政府在25年前开始允许我国人民聘用外籍女工到各个家庭服务。从菲律宾、印尼、柬埔寨等国家蜂拥到我国当家庭女工的人数，从最初期的几百人激增到今天的50多万人。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印尼家庭女工的薪金待遇，完全依靠自由市场的运作来决定。缺乏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也让既得利益者认为，从领取微薄薪金的家庭女工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马来西亚的印尼家庭女工，月薪一般介于500令吉到600令吉之间；这个数目，比在香港和台湾的印尼女工低了二至三倍。我国家庭女工低廉的薪水，和雇主必须付给中介的高昂费用不成正比。

符永辉是马来西亚外籍女佣代理协会义务秘书。他说，由我国国安部和印尼外交部在2006年签署的关于印尼家庭女工的谅解备忘录，其实清楚规定了马印双方的中介，所能索取的费用。他说：“根据2006年所签署的某MOU,我们这边只需要付给印尼3百万印尼盾。其他的都是由女佣来承担。但是事实上，落实不了。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印尼女佣她没有钱，她连车费，从家里搭车到城市的车费都成问题，牛头要帮她付。”

“办文件，比如说村长来证明她身份，牛头帮她付，护照，牛头帮她付，体检费用，牛头帮她付，她住在训练中心，训练费用，是中介公司帮她付，所以这一切的费用，女佣是零付款的。”符永辉认为,印尼执法单位没有很好的管制当地中介和牛头索取高利润，是造成中介费昂贵的原因。

“这种制度，印尼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在不允许的当儿，在印尼市场的运作，还是这种方式。”

所谓牛头，就是印尼人称为Sponsor的推荐人，他们为中介公司猎人头。符永辉说，印尼的牛头向中介公司推荐女工时，会抽取费用，涉及多层次的行销，每层抽取一点费用的结果，就造成成本高涨。

“因为他们从乡下送到大城市，可能要花两三天的车程，她就好像批发给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个人就批发给另外一个城市，依此类推，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今天的印尼女佣价格越来越贵。”

符永辉声称大马中介所获取的利润并不多。他说：“我们的利润，跟10多年前比，还要少。”

妇女力量组织总裁Irene Fernandez认为，印尼政府应该取消给牛头的费用。Irene毫不讳言，这是不折不扣的人口贩卖。可是符永辉却认为自由市场是你情我愿的，它决定了聘请家庭女工的高昂成本，以及女工们只能领取低廉的薪水。他说：“一般上你要到一个国家，你要付出代价，马来西亚是能够付出这样的薪水，那么你适合，你就过来，不要说马来西亚雇主剥削他们。因为马来西亚雇主没有决定薪金的权力。”

Irene Fernandez说：“At that time,the human resource minister at that time, he said, let the market forces decides,that was to coat him,now three years later,what we see now, is a failure of that MOU. Because the market forces decided against the domestic worker, it became pro recruiting agent, pro employer.”

[那时候，人力资源部长说让市场决定，3年后，我们看见的，是该备忘录的失败，因为市场的决定对家庭女工不利，它只对中介和雇主有利。]

资讯策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永新认为，剥削的根源，实际上和国与国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关。他说：“当然这个区域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等，像印尼他们比较落后，比较贫穷，他们需要出来马来西亚，他们去赚取更多的收入。可是今天你贫穷，找不到工作嘛。我少一点工资给你，我剥削你，你还是没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家，所以我说经济的平衡很重要。”

可是他认为，马印双方政府不能任由市场来决定印尼家庭女工的福利。张永新：“他们给你的贡献多大？如果是一个输出女佣的国家来讲，你们去工作，他带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多大，我们说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个维护工人权益，人民权益的政府，是很重要嘛？”

Irene认为，印尼政府有必要对印尼中介的收费进行严厉的管制，也建议马印双方政府必须严正看待中介成本过高的问题。她说：“If we talking about the placement fee, I think both government must sit down and discuss this.Because the agencies are getting high profits from domestic worker and the domestic worker get the least in the whole process, while the employer are faced with high placement fees.”

[当我们谈到安置费时，我认为双方政府必须讨论。因为中介公司从家庭女工身上获取太多利益，而在整个过程中，得益最少的就是女工。]

曾经是左派积极分子的张永新说：“印尼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政府来讲，却是维护谁的利益呢？我讲是维护雇主或资本家的利益。”

Irene说，中介时常乘机将各种各样的费用，转嫁到家庭女工身上。她透露：“Then the whole training has to be monitored,they say they go to compulsory training, but employees here are not sure what the training is all about.”

[整个训练也需要监督，他们说女工必须接受强制训练，可是这里的雇主并不知道训练的内容。]

印尼政府没能力保护自己公民

她认为，比起菲律宾政府，印尼政府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她说：“I think Philipine government is clear of what they want to achieve.They have a very clear labour export policy,the highest income earner for the country, in remittences, and therefore they must manage it effectively and well.”

[我认为菲律宾政府非常明确的知道要达到的目标。他们具备一个明确的客工输出政策，他们是为该国赚取最多收入的一群，所以他们必须有效和妥善的管理。]

“And within that they have built the system of proper recruitment prosedure, proper training by agencies, monitor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they are establish labour attaches, they have establish legal fund, for the domestic worker when she is in trouble.”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政府监督的妥善的聘用程序和训练程序。他们甚至设立劳工部，为那些碰到问题的家庭女工设立诉讼基金。]

“Indonesia government has been more weak,it has not handle rights base approach, it has not centre the domestic worker as the bases for the MOU, I think it has centre the recruiting agents.”

[印尼政府比较弱，他们没有从权益出发，他们没有将家庭女工列为备忘录的重点，我觉得它更重视中介的利益。

禁止成立工会，如何争取女工权益？

由于马来西亚劳工法令禁止家庭女工成立工会，没有周休更让大部分女工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家庭女工权益和福利的努力，几乎等于缘木求鱼。

自80年代开始，印尼步菲律宾的后尘，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客工输出国。现在在外国工作的印尼公民大约有600万人，在我国就有大约220万人。在香港和台湾的印尼家庭女工因为有组织，她们的待遇比在大马和中东的印尼女工好得多。

例如在香港的印尼家庭女工大约有12万人，月薪大约1千令吉，在台湾的印尼女工也有10万人左右，月薪则高达１５００令吉。反观在我国的印尼家庭女工，月薪只介于500令吉至600令吉，更无法享有周休，年假等福利。大马律师公會“法律改革与特別领域委员会”主席Dato Ramachelvan说，香港雇主和家庭女工之间的合约，条件确实比我国的好。

他说：“I will give you an example,I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the contract in Hong Kong.Hong Kong they are not only entitled to one day off, all public holidays they are entitled, and they are entitled for annual leave on top pf that,15 days a year.”

[我给你一个例子。我看过香港的合约，她们不只享有一天周休，也享有所有公共假期，除此之外，她们也享有15天的年假。]

大马职工会则呼吁政府允许印尼家庭女工成立协会或工会，以便能更有效的争取她们的福利。可是马来西亚外籍女佣代理协会却不同意这项呼吁。

符永辉：“我觉得在目前，马来西亚的体制下，是不会允许他们成立工会，我个人也不赞成他们成立工会，因为外劳的人数太过庞大，我们应该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现在你已经有两百多万的外劳，女佣有30万左右，假如他们有了工会，工会号召他们罢工，对我们的国家经济损失，是很严重的。”

短视的威胁国家利益论

妇女力量组织总裁Irene Fernandez认为，让家庭女工结社其实对雇主有利。她说：“When they come, they organize,they share,they grow.why are we stopping them from growth?And its good for employers.”

[当她们来集会的时候，她们组织，分享，她们成长。我们为什么要阻止她们成长呢？况且这对雇主是有利的。]

“I will like you to go to see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They have their own association, they all come out on Sunday and they share the letters,share their work experience and they are very happy,even bring the children with them.”

[我想和你分享香港的经验。她们有自己的协会，他们全部在星期天出来，他们分享家里的来信，分享工作经验，她们非常快乐，甚至把孩子都带来。]

芙南德斯是2006年另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她说：“That’s the happiness,that’s the joy,that’s what we must go for, to make the worker here joyfull.”

[那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让这里的女工也充满快乐。]

可是，人力资源部长Datuk Subramaniam却不赞同家庭女工成立工会。他说：“

Domestic worker are quite different,nearly 100% are foreign,any attempt to unionize them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face problem.“

[家庭女工的情况比较不同，她们有接近100%是外籍人士，任何成立工会的尝试都会为我们带来问题。]

没有工会势力就别想有权利

资讯策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永新认为，今天不论是国内工人还是外籍劳工，恰恰因为缺乏工会势力，才无法维护他们的权益。他说：“我常常想到劳工组织，像过去，这个工会，劳工组织强大的时候，国际主义，国际的联系，你在越南，越南的工人罢工，越南的船它去到泰国，泰国工人会抵制，你一定要解决越南工人的问题。”

“你这个加强各国的工会，工人组织的力量，而且形成区域和国际工人的运动，工人力量的联系，这个当然是维护工人利益，不管什么工人，外劳也好，劳工也好，女佣也好，都能够得到维护。”

他表示，今天的跨国公司正是利用各国政府不重视工会力量的弱点，剥夺工人的福利和权益。他说：“比如说，一个外国投资在这边，设一间工厂，当你工人要求提高福利，提高工资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我就搬走啦，我就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比这个国家更加落后的。那么这边的政府呢，就说哦，你们这样搞会吓走外资，你破坏国家的经济，所以你看，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力量强大，是可以自由自在，走来走去的。”

Dato Ramachelvan认为，家庭女工目前还缺乏成立工会的条件。他说：“Unionization,we have no serious objection, but the reality of them being able to organize will be an issue.”

[关于成立工会，我们并不反对，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她们有没有能力组织工会，才是一个课题。]

张永新认为，家庭女工的工作环境本身就足以构成组织工会的限制。他说：“你说工人，工人在工厂，他们在一起，他们可能有互动，可能有组织，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么女佣你是分散在不同的家庭，你没有办法联系，所以她是孤立的。”

正因为家庭女工孤立又缺乏力量，即使被虐待了也求助无门，逃跑后就变成非法外劳，面对被逮捕，监禁或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今天，我们看见一些香港的雇主参与了“香港人善待外庸”的联署，连同关心外籍家庭女工的香港居民，共同捍卫家庭女工的权益，希望我国雇主也能做到这一点，不要再复制奴隶思想，并且将父权思想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转移到家庭女工的身上。

不看尼采枉为懂得思考的人

周泽南

 

我从来都不相信“一生中一定要读的书”那一套，也不认为有什么知识是非懂得不可的。原住民懂得打猎和采集，城市人懂得上网和开车，那不过是生活所需要发展出来的技能，没有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优越的比较之必要。

 

可是，今天我在骑车的时候，望着灰蒙蒙的吉隆坡天空，突然被尼采的一句话给震住了。我忘记了这句话的出处，只记得它的大意是：“我的思想，要一百年后才被人理解。”世界上有很多经不起考验的所谓“真理”，信仰，原则和信念。只要区区一个反证的例外，就能把他们驳倒，或者将他们还原为“传说”，神话，理论；可是，尼采的这句话，却是如假包换的真理。

 

尼采的思想，一百年后才被西方社会的哲学家等学术分子理解。他在马来西亚的命运呢？我不敢想象，2千多万人口中，应该有99。9%不曾读过尼采的任何作品。读过尼采作品的人，有99%只明白他的字面意义。明白其内容者，99%只能充当尼采思想的消化者和诠释者。其思考细致程度能够和尼采并驾齐驱的马来西亚人，机率大概只有0。00001%。至于自称思想已经“超越”尼采的人，我们不必认真看待他的狂言，因为能这样说话的人，其精神大概已经和后期进入疯狂状态的尼采不相上下了。

 

我无法想象任何念哲学的人不看尼采，不懂尼采，或者不对尼采的思想着迷。不喜欢尼采的哲学爱好者只可能是两类人，第一类，根本看不懂尼采的思想，所以就用“狂妄，自负，情绪化，极端，非理性，没系统”等标签，来掩饰自己智力和情感的不足。第二类，完全懂得了尼采的思想，甚至找到了尼采不断追问的答案。我狂妄的认为，在这个国家，未曾出现过第二类。

 

我第一次接触尼采，是在1990年或1991年的大学期间。那时候，忘记了是那一个团体捐了一批书给理大华文学会，我亲自去挑了一批书，包括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人生的智慧》，尼采的《瞧，这个人》，《偶像的黄昏》。结果，整个学期期末考试，我将90%的复习时间用来消化这批西方哲学的入门书籍。20多岁的人看尼采，有点像信徒在看神喻，似懂非懂；更像在吸大麻，思想的兴奋程度简直超出了多数人能够想象的。

 

后来我在理大读书馆寻找和借阅尼采的英文版《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这些书籍的借阅纪录日期，只有70年代，那是理科大学成立的初期，那时候理科大学应该设有哲学系；进入80年代及以后，再也没有借阅记录，意味着这些书籍在这所“大学”图书馆被忽视了将近30年。

 

虽然没有不断的追看尼采的著作，可是我对他思想的消化不曾间断过。1997年在中国进修西方哲学期间重看尼采，才能从认识论和形上学的脉络入手，尝试了解尼采解构逻辑，科学，语言真理观等的精妙之处。海德格对尼采思想的诠释，也为我提供了理解尼采思想的不同视角和进路。那段时候，是30岁的人看尼采；才能去除了感情，情绪，经验等急于将“哲学生活化”的实用主义的干扰，进入尼采用理性思考去解构“理性”本身的痛快历程；这种历程同样令人狂喜，悲壮。

 

40岁再看尼采，开始从当代哲学，美学，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后学”理论和思潮出发，回溯其思想渊源和尼采的关系。我们会发觉尼采的思想是如此惊人的源源不绝，它几乎丰富了所有当代的思潮。因此，如果自认为是一个能够跨越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后现代”人类，不曾接触过尼采的文字和思想，犹如一个文盲。

 

尼采这个最后疯狂的思想家，真正教会我在思考前的谦虚，可能是用表面上狂妄的姿态。

 

上面这段文字并不是真理，只能说是酒神作祟下脱笔而出的感想。狂妄不狂妄，各自判断。其实，也不必判断。当一个人真的疯狂，他会在乎别人对他是否已疯狂这状态，做出评断吗？

Full name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Born	October 15, 1844 Röcken bei Lützen, Prussia
Died	August 25, 1900 (aged 55) Weimar, German Empire
School/tradition	Weimar Classicism; precursor to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xistentialism, 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psychoanalysis
Main interests	aesthetics, ethics, ontology, philosophy of history, psychology, value-theory
Notable ideas	Apollonian and Dionysian, death of God, eternal recurrence, herd-instinct, master-slave morality, Übermensch, perspectivism, will to power, ressentiment, der letzte Mensch
Influenced by[show] Dostoyevsky, Emerson, Epicurus, Goethe, Heraclitus, Kant, African Spir, Montaigne, Plato, La Rochefoucauld, Schopenhauer, Lange, Voltaire, Pascal, Wagner, Darwin, Burckhardt, Stendhal, Spinoza
Influenced[hide] Theodor Adorno, Georges Bataille, Jean Baudrillard, Martin Buber, Judith Butler, Albert Camus, Gilles Deleuze, Jacques Derrida, Deconstruction, Michel Foucault, Martin Heidegger, Muhammad Iqbal, Karl Jaspers, Ayn Rand, George Santayana, Jean-Paul Sartre, Leo Strauss, Oswald Spengler, Bernard Williams, Ludwig Wittgenstein, Grigol Robakidze, Peter Wessel Zapffe

Works

Main article: List of works by Friedrich Nietzsche

• The Birth of Tragedy (1872)
• 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1873)
• Untimely Meditations (1876)
• Human, All Too Human (1878; additions in 1879, 1880)
• Daybreak (1881)
• The Gay Science (1882)
• Thus Spoke Zarathustra (1883–1885)
• Beyond Good and Evil (1886)
•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1887)
• The Case of Wagner (1888)
• Twilight of the Idols (1888)
• The Antichrist (1888)
• Ecce Homo (1888)
• Nietzsche contra Wagner (1888)
• The Will to Pow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edited together by his sister)

尼采與後現代主義

海浪的閱讀報告 

 

 作者：戴夫。羅賓森  Dave Robinson

 譯者：陳懷恩 

 出版：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 

 尼采與後現代主義 

 尼采不成體系的思想片斷很容易被各門各派的後現代主義者依照各自的喜好，解讀成各種後現代觀念的源頭。例如，尼采對基督教和形而上學的懷疑論被解讀成批判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理論源頭。尼采提出對人類理性、邏輯、科學法則、真理和知識的信仰實際上並沒基礎可言，此懷疑論亦被大量沿用。

 

尼采對語言和主體的分析，例如質疑意識主體的存在，懷疑是否具有能夠使用固定語言來進行思考的主體，也被德里達、里奧塔進一步發展。其歷史譜系學和權力意志理論（The will to power）更直接成為傅科的知識考古和社會分析的理論來源。

本書作者以簡潔明暢的語言，為我們梳理各後現代理論學者主張與尼采思想的關係，讓我們得以辨認出哪一些主張和尼采的主張具有淵源關係，哪一些則只是以尼采的片言只語為文本，進行批判式的解讀與闡釋，其結論往往和尼采的原本思想相距甚遠。以下試按照該書的章節，整理筆者對內容的大致理解。

後現代主義與尼采

尼采的許多主張看起來很”後現代”，因此常被奉為後現代思想的祖師爺。尤其是廿一世紀的法國知識份子，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典範宰制後，通過創造性的閱讀尼采作品，沿用尼采主張的角度觀點論（perspectivism），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看世界，得出種種嶄新的哲學和思想主張。可是，許多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像尼采那樣，對拯救文明與社會具有明確的主張。

但是，什麼是後現代主義？

沒有人真正知道後現代這標籤究竟所指為何。被歸類為後現代主義者的人本身，反省到這詞充滿了空虛、歧義和誤導。但它是相當方便的標籤，可以用來指某些專屬廿一世紀生活的態度、價值、信仰和感受。唯一比較確定的特質是，後現代顯然充滿懷疑論色彩，而這種懷疑源於語言和意義上的混亂。所以，語言問題可以成為我們接近後現代懷疑論的最佳途徑。

語言的使用和呼吸一樣自然，但哲學家總是質疑語言，因為語言可能讓我們相信各種荒謬的事蹟。由於語言是人類的發明，而非真確反映客觀真理的產品，因此語言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不合理。現代哲學的大課題之一，就是探討語言究竟如何產生意義。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為語言是一種記號系統，通過差異產生意義。記號具有隨意性，它們的意義是約定俗成的。假如能接受這說法，語言就是自我封閉的系統，它無法告訴我們任何語言以外的世界的事物，我們也只能在語言囚禁的範圍內進行思考。

結構主義者

結構主義者的陣容包括哲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他們研究語言這複雜的記號系統，欲發現其透露的文化意涵以及人類賴以知覺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這種系統常稱為二元的，意指我們對事物的感知是通過對立面的感知而獲得，例如短暫與永恆、理性與激情。這些系統雖然並非前定和自然的，結構主義者卻認為它是相對穩定的。

德希達與解構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理論指出，根據索緒爾的記號理論，既然記號是隨意的，那麼它們的意義便不是固定的，而且一直處於變動之中。意味著任何語言記號的組合總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其中有許多意義甚至在作者的意料之外。因此，任何對文本所進行的創造性閱讀，將會發現任何二元體系中皆含有某些更具有優先地位的觀念記號。

由於語言產生於差異，有些差異實際上比另一些差異更優先，它們的意義會隨時延異（deferred），因此意義在本質上並不穩定，在交換時會發生滑脫的情形。當作者和讀者，說者和聽者進行溝通時，並沒有固定的意義的現身（presence）或在場。

德希達的結論是－語言總是一些譬喻；意味著我們無法超越語言去獲得客觀的、超越的真理。而且一個文本不可能只有單一的意義，因為語言無法穿透內在的意義，或者獲得諸如真理、知識等概念的本質，只有本質主義者才存有那樣的期待。和尼采一樣，德希達指出人類對同一性的基本信念是缺乏基礎的，質疑語言可以用來固定觀念的意義，宣稱這是言說中心主義（ logocentricity ）的結果。

語言只有在壓抑或排除其他閱讀之可能性時，才可能擁有固定和完整的確定性。被壓抑的是他者（other）。語言代表霸權的建立，言說者企圖將那些和他們的偶然的、局限的世界觀不一致的價值和信念排除。上述理論被後現代主義者沿用來提倡差異性、多樣性、邊緣，以及民主的多元和容忍原則。

德希達與尼采

德希達對語言意義穩定性的極度懷疑論，可視為對尼采的《論超越道德意味的真理與謊言》之延伸。尼采認為語言是一種能夠將真理和知識這類概念加以凝結的媒介，語言本身無真假可言，它只產生於社會須要，只有哲學家才會笨至去思考語言是否能提供關於世界事物的形而上基礎這類議題。德希達對語言的懷疑比尼采走得更遠，他認為如果語言在本質上就是不穩定的，那麼所有信仰系統也必然要被斷定為本質主義者式的事物。例如倫理學和政治學皆建立在一些對人性本質進行定義的本質論迷思上，實際上語言並不能建立本質主義式的真理。

也許解構最大的弱點是它永遠只是一種否定性、寄生的活動，它能提供批判性的閱讀，卻無法提供所謂非本質主義式的倫理和政治學說，以用來取代那些被消解後破產了的哲學。

李歐塔與尼采

李歐塔（Jean – Francois Lyotard ）在其名箸《後現代狀況》中像尼采那樣論證了西方文明大敘事的毀滅。基督教、啟蒙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皆為對人性和歷史的整體性解釋（ total explanation），皆具有本質主義的基礎。以馬克思主義為例，其大敘事忽略了人類的本我驅力，以尼采的話來說即是酒神精神，而人類潛在的激情總是會讓以理論教條為出發點的統治落空。

資本主義可說是西歐當前最普遍的大敘事，早已呈現出其未來淒慘的烏托邦景象。李歐塔推荐一種具備容忍、實用和多元性格的，自由主義和反階級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強調差異性，避免一元化的主張，傾向於小敘事的、本土的、非階層化的敘事法則。西方文明走到目前的”後－科技－資本主義社會”（post-techno-capitalist society），某些如進步、自由的偉大記號已喪失了原先的意義，轉變成上層社會的共同利益、改善工業效率或者更多消費選擇的代名詞。

後現代社會的面貌；精神空虛、文化膚淺、主體萎縮、事物被不斷重複和模仿、自我和歷史感虛無化，實際和表面之間的差異逐漸淡薄。李歐塔和尼采一樣探索西方社會信仰漰潰的意義，亦對啟蒙的野心和籍啟蒙完善人性的幼稚目標提出批判。可是李歐塔提倡的小敘事多元社會理論，和尼采主張的超人－奴隸二元社會大異其趣。

傅科與政治論述

傅科（Michel Foucault ）或許是第一個將尼采當作政治思想家來看待之人。尼采認為權力是普遍的，所有人皆在行使權力，而不限於統治者，這樣的權力觀讓傅科得以醞釀出完全不同於自由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思想，提出權力并無本質可言，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產生，權力不僅是國家才能擁有的，那種能被剝奪的東西。傳統哲學所主張的自律的、非歷史性的符合人之本質的人從來不曾出現過。人類和其信仰、價值皆是歷史的，人的主體乃由體系和教條機制所控制，這些論述（discourses ）控制著人的所有可能的思想、信念和行動，也決定了個體對自己的看法。

因此，人類並不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獨特身份（identity），而只是由一些自己無法察覺到的體系和權力網路所構成的主體（ subjects）。傅科致力於考察某些知識機制的系譜學歷史，這些機制界定了正常和非正常的界限，協助建立監獄和收容所，以便將非理性和犯罪者排除在社會之外。這些偽造的分類體系是用來規範所有主體，使之常態化、容易控制。權力是用來控制和懲罰，教條和行規則為了製造出可被接受的人類主體。

傅科的歷史考察透露出，所謂真理和知識只是一些簡約而充滿壓抑的詮釋，它們須要合格的詮釋者，就是菁英份子（elites）。

傅科與尼采

傅科在《事物的次序》一書中堅稱尼采是後現代這門獨特懷疑論哲學的創建者。然而尼采從未有過歷史學的清晰系譜理論，也不像傅科那樣具有系統的方法論，況且尼采並不懷疑各別的人具有的身份或同一性，其超人說甚至顯示了某種程度的本質論的心理學及生理學。正是這些特質才讓人能夠表現其言行，建構自己的核心信仰，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口號就是這體現。

尼采與後現代女性主義

尼采對女性有強烈的性別歧視是明顯的，可是他也強調男女在本質上並沒有基本真理的限制，故也沒有僵化的身份。超人和女超人皆必須創造自己，這種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對許多後現代女性哲學家而言相當受用。尼采分析基督教倫理學時，找到一種厭恨（resentment）現象，說明被壓迫的階級會壓抑自己的憤恨，同時創造一套新的價值規範來報復，他們即用這套規範來遣責壓迫者，也用來強調平等的重要性，可是平等只是神話。

受害者壓抑自己的差異和獨特性，打算籍平等的概念，和壓迫者平起平坐。某些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這就是傳統女性主義者在政治哲學上所犯的錯誤，因為若平等即等於必須抹去性別差異，爭取從屬於男性的身份，代價太高。尼采思想顯然對後現代女性主義頗有幫助。

尼采與羅狄

美國哲學家羅狄（Richard Rorty  ）認同尼采對真理、同一性、知識等形而上學概念的批判。他對真理的反映論也持懷疑態度，認為傳統哲學假設心智像鏡子，可以反映外界客觀現實。實際上內在的思想歷程和外在的客觀現實之間並不存在特定的攝受過程；純粹事實並不存在，一切只是語言的論說而已。現實就是文化，理性並不能宣稱自己是非時間的，可以自我宣告為永恆真實的規範性理想。

羅狄認為哲學和文學批評類似，只是對信念所進行的一種對話（conversation）而已。對話生效的原因是能幫助我們解放想像力，可以促成各種差異對話，促進多元社會，哲學並非我們能籍以判斷其他對話是否屬真知的唯一標準，而科學亦不是。羅狄的激進懷疑論引發了道德和政治哲學問題。如果人類本性里並沒有本質的真理，我們如何能設想出普遍性的倫理哲學？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找到比較優越的倫理對話，讓我們能憑此去遣責冷酷的行為。

如果所有政治意識型態皆相對，就會鼓勵每個個體走向無動於衷的寂靜主義（quietism）。羅狄也許可以堅持我們必須容忍各種不同的對話，可是對尼采而言，卻會阻礙真理意志所無法避免的鬥爭，會對具備創造力的強者/超人形成限制，製造平庸的平等主義。

尼采是後現代主義者嗎？

或許是吧！尼采的箸作具有高度的適應力，其哲學涵蓋面廣，觀點深具彈性和變化；為後人提供了各種創造性閱讀和詮釋的條件，可說尼采是一面哲學家隨時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觀念的鏡子。然而多數後現代主義者所喜歡的只是早期的懷疑論者尼采，而忽略了持獨斷論的後期尼采。

現象主義者尼采

如果尼采還活著，一定會震驚於英國現象主義哲學家提出的概念－現象和實在其實是同一回事。現象之外並無所謂本質，對實在界進行提問，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尼采曾說：”將世界區分成實在世界和現象世界，是一種生命衰退的徵兆。”

主體

尼采相信權力意志決定了所有的存在物，也決定人類，這種主張導向標準的本質主義，正是後現代主義者所反對的。雖然尼采不主張人類主體可以還原為物質性來加以解釋，但也不會相信主體只是一種社會或語言的產物。

結論

如果要將尼采看成後現代主義者，必然會忽略了他後期的理論主張。只能怪尼采的學說前後不融貫一致。我們不須要堅持尼采必須為那些糾纏麻煩的哲學看法負責，卻要認識到尼采的思想的永恆的煽動力，傅科的話是最恰當的結語：

對待像尼采這樣的思想，最正確也最誠敬的態度就是去利用它和改造它，讓它呻吟哀號，讓它抗議。如果有任何評論家指責我的這種做法是不忠實於尼采原作的話，只會讓我覺得無趣而已。

众声喧哗，口水乱党？

作者／谢伟伦专栏 Oct 20, 2009 05:15:24 pm

【异议笔记／谢伟伦】爱智之诞生，始于诡辩消亡之时。 在希腊三哲时代，他们师徒孙标榜爱智，主要为打倒笃信“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主张没有绝对真理的“诡辩学派”；对这些讲授逻辑、修辞为业的辩士而言，唯以三吋不烂之舌才能赋予事物意义，仅教人如何从事辩论，如何赢得辩论，但决定辩论的关键，恒不以真理为依据。 如此观点，创造了时代的流弊，一个彻底以实力竞搏的丛林也出现了。当时的雅典社会，成为一个只问口才、不问是非真理的世界。只要砸大笔财力能买到名辩士，官司胜负是否公允，已非重点；只要天花落坠地罗织政敌罪状，公民大会的理念，可以束之高阁。诡辩派影响青年，有如盲者引领盲者。苏格拉底痛恶这些自称“智者”的辩士，不屈不挠地质诘那些宣称理解正义与智慧的论敌，终至开启了哲学的序幕。 嘴巴是民主的第一站。21世纪由资讯时代催生的“媒体政治”，具备乘数放大效应，只要三两名嘴每天在镜头或麦克风高分贝滔滔不绝，表演的专业程度已臻化境。从选举、政争、八卦、丑闻等无所不包，再不时来几句妙语（punch line），这种消费习性与追看连续剧完全没两样。 假异言而及于乱？ 从政经文教股市投资，国内某些名嘴更有如全才，水兴波澜，星耀才俊，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谈，朝野高官都是他密友。论政加油添醋，做秀能力（showmanship）不减，其中不乏以个人成见、意识形态、政治立场论事，模糊“事实”、“报导”、“解释”、“立场”与“评论”之间的差异；甚至入戏太深，臧否时政却介入党争权斗，马华公会翁蔡之战就是一例。 就本质而言，“名嘴”美其言为时评人，所从事的就是评析公共议题。与其他新闻工作一样，政论（或类似谈话性）节目也须受准确及平衡两项基本标准的检验；实则容易引导民众进入他们建构的思维框架，但经由他们口中吐露的真如节目宗旨──监督政府、为民喉舌，还是撩拨大众“知”的欲望，间接为各自拥护的政党“议题操作”？将原应具公共性的媒体资源当做政党文宣机器使用，传媒环境再次堕落以此为最。 政论节目从假代表制（受邀来宾的“朝野代表制”遴选标准）到朋党化，说明了我们根本没有“公共政治”，而是标准的“私政治”。在这里，迦玛鲁丁（Jamaluddin Ibrahim）极可能是这过程里的突变种。 不喜欢《就事论事》、《你怎么说？》者，觉得 “代表制”规则的你来我往过于繁复、主持人不时插话打断，或对浮夸的读报风难以消受，迦玛鲁丁在988中文电台的《早点说马》则是改写了这个规则，喂人直接吃盐、让你觉得够咸。这种让支持者快意淋漓的模式当然不独迦玛，但他却能在这个喂听众吃盐的过程中，让自己倏忽膨胀――他不但是主持人、评论人，更升华到民粹法庭的法官。 今年10月8日，邀请马华公会总会长翁诗杰上节目时，他揶揄蔡细历的“纠正、团结、振兴”3R宣言，更义愤地指出，反贪委员会已证实没有找到任何证明翁氏收取千万政治献金的证据，竟总结说“最终真相大白，还翁诗杰清白”。 这还不离谱吗？对于张庆信的指（诬）控、搭霸王机等疑云，仅只是名义上的节目主持人，凭什么断言“水落石出”，意图误导听众附和？就算是案件关系人，也有变成嫌犯或转为污点证人的可能，同样地，纵使国阵贪腐之极，反贪部门功能不彰，再怎么蹩脚的法官，也不会只传讯一位当事人，就断定“真相已经大白”。此种不断强化党性与反智的情绪，虽不具任何严肃的参考意义，却是马华公会党争据以为攻防利器的一项重要“民意来源”。 “迦玛现象”及其意义 从时评作者到名嘴，迦玛鲁丁已不仅是一般朋党节目的产物了，因为他早已走出在录音间和自己人相互取暖的格局，正义感、民粹血气与绝对裁判的自信，全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若这种“假客观”与议题设定的媚俗倾向不改，那么挺翁阵营恐怕得多为翁总祈祷了。 誉谤相随，迦玛鲁丁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大有分析价值。他的大受欢迎，说穿了，其实反映出华社对中文情意结的顶礼膜拜。能说流利中文、字正腔圆的华裔评论人在我国并不罕见，为什么成名的，却是一个非黄皮肤、口操正宗京片子的友族同胞？华社阅听大众喜欢迦玛，是因为族群之间交错翻转的文化优越感（与自卑感），和文化歧视（与自我歧视）所致，备感自豪。 这个观点卑之无甚高论，却深植于华社，积累于华裔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中。正因为他的肤色，“北京腔”的震撼下让人与有荣焉，（对照之下，史上中文造诣最强的马华公会总会长，却咬文嚼字得过于矫作）；此种心理投射的隐然是巨龙崛起的中国热背后的喜与忧――中文即将征服世界，海外华人在这股风潮中处于无可取代的优越位置，吊诡的却是，懂得中文已不再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如此党营媒体，才能孕生这款名嘴。个中现象代表的是：字正腔圆的京片子是理性的，在地化、混杂的华语是低人一等的；能引经据典、警句不断的书写文字是理性的、高级的，未经修饰的书写难登大雅之堂。 再举一例，今年5月18日早晨，当迦玛鲁丁与搭档主持人许国伟先生论及国内的职业的性别分布不均时，不但无视镶嵌在制度面、社会文化的性别分工现象，竟转而嘲讽那些在阴盛阳衰职场工作的男性举止“娘娘腔”。在直播节目中如此坦率地传播性别歧视的语言暴力，根本是启智不足，反智有余！ “名”嘴不等于“民”嘴 名嘴大行其道，不但月旦人物，评析事理，也指导政治、指导文化、指导投资、指导一切。好像全国人都脑残智障，只有他们几个才天纵英明。这种“名嘴文化”无疑是建立在违反常识的假设上：一般民众都是笨蛋，名嘴无所不知。然而，现代社会，术业有专攻，即使起爱因斯坦于地下，也不可能如名嘴，无事不知，无所不能谈。19世纪美国政治家班克劳（George Bancroft）早有名言：公众比最具见识的评论家更有智慧（The public is wiser than the wisest critic）。 通常，学者专家受邀撰稿发言，大多是媒体基于专业的功能性需要，纯属补充性效果与对话需要。但是，堂堂学者若以知识分子名器，掩护党派之私，呼吁“中央代表不要复杂化问题，应该在翁蔡之间做出选择，不要再节外生枝，两个都不要”，是其误用与滥用。毕竟，服从于真理与权力是截然不同的逻辑，倘若混淆，甚至刻意拿前者作为后者的包装掩护，其所陈述意见已不属于评论，而是政治宣传，则与“御用学者”的污名无异了。不只有愧于知识分子身份，即便是作为媒体公共人亦不配。学院讲堂与媒体都不应是他们活跃的场所，党部、竞选办公室或选举公关公司才是合适的栖身之处。 名嘴与政治如果各安其位，不一定有所为害，或许还颇有鞭策、监督当局之效。当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其才，对所评论的人或事，做正确而严肃的批判，理所当然；可惜，声嘶力竭有之、口沫横飞者有之、甚至相互对骂者也有之，名嘴徒然成了“鸣嘴”。 当名嘴超越新闻伦理规范，就是自我堕落。出现名嘴“辅党”现象（他们或许没本事“误党”，但“乱党”已绰绰有余），多少也反映政治人物的心态。例如：搜罗立下“口水”功劳的名嘴辩才入党，论功行赏，赏以要职肥肉，让某些名嘴自我膨胀；误将“名嘴”等同于“民意”，更是滋养名嘴的温床。 民主国家舆论机制中的评论功能正是“第四权”，具有重大价值，我国社会需要媒体的监督和批评，未来亦然。因市场需要，名嘴不会缺货断市，只是姿态可能不断调整。当然，不能一竿子打翻全船名嘴，少数者仍努力维持中立形象，唯言论不够偏激、口水不够出位，在“物竞天择，不适者淘汰”下，已成“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生存空间愈来愈窄。 “白马非马”是创意的诡辩，硬拗“走狗非狗” 只剩嘴皮与自鸣得意。管他“三少爷的剑”或“流星蝴蝶剑”，金大侠有云：“殊不知天下上乘武功，无不以气功为根基，倘若气功练不到家，剑法再精，终究不能登峰造极” 。一旦有成，摘花折叶均可伤人，纵使再妙的剑招，只要遇上内力高深的上乘内功，均剑断招毁。议论时政，亦如积练气功，纵使口语传播能力不佳、词藻不甚华美，只要数据充沛，光凭理据，也能折服于人。名嘴才子若有自知之明，表现当不致有如现今之离谱。 这些名嘴如何谰言诡论迭出，取得名人地位，或许，皆因优质的政治评论者自居清流、不肯入场，反而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假使旧有的政（治）媒（体）权力结构屹立不摇，市场机制未能汰劣择优，公民社会对名嘴未能逐步形成良性筛检，陈良先生恐怕仍得上穷碧落下黄泉，继续为迦玛《文化系列》纠谬。   谢伟伦曾任职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 能不断为读者提供新理论，新知识，又具备反省能力的评论作者不多，谢伟伦是其中佼佼者。大家应该多留意他的文章，往往叫我这样书读得不专的人捏把冷汗。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只值两菜一汤

周泽南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于10月18日在霹雳州主持的“一个马来西亚”推展礼，全场爆满。这个在怡保霹雳体育场举行的活动有超过三万民众出席，可是有观众透露，他们都获得了马币30元，以作为对出席该活动的报酬。

据《马来西亚局内人》报道，该活动还未开始的傍晚时分，一些市民到指定的地方登记并领取固本，然后出席该活动，以便凭固本兑换马币30元。一些政府支助的团体，他们会在一个市内的特定地点集合众人，分派酬金，再由巴士把他们载送到体育馆。

该晚有多辆巴士在体育场外筑起长长的车龙，向体育场蜿蜒而去。纳吉将此情景诠释为霹雳人民非常拥戴“一个马来西亚”这理念。他说：“你们不是因为受到威迫才在这里的。你们的出席出自于你们真诚的心和支持‘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愿。”

“当我步入体育场时，我很光荣地看到全场挤满‘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我挥动手中的国旗，同时我也看到体育场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来自各行各业、肤色与文化各异的人士。”

可怜可悲复可笑的纳吉，应该是假装不懂，这些来自各角落的，各行各业、肤色与文化各异的人士，不过是冲着那一张可以兑换马币30元的固本，才来挤体育馆的。

可怜的马币30元，在吉隆坡地区的“大炒”食档消费，只能换来两菜一汤，和稀释的茶水。看来，纳吉沾沾自喜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只具备两菜一汤的价值。为了这么廉价的宣传，他却不惜浪费了90万元的人民纳税钱，最后他换来的只能是一文不值的锼水。

独裁者如何相信自己民主？

作者／周泽南专栏 Oct 16, 2009 08:15:28 am

【无主孤魂/周泽南】由于民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再嚣张的独裁者，也不敢公然举起反民主的旗帜。可是，蔑视民主却早已经深入独裁者的骨髓。为了在表面上维护民主，而骨子里实践着削弱民主的勾当，全世界的独裁者和他们的智囊们，发展了一套精致的自我论证方法，来自圆其说。  政治哲学家John Patrick Day在一篇名为《论自由与真实的意愿》的论文中，列举了六种独裁者如何相信自己其实是民主的方法，或者自我催眠的论证方式，笔者以为，借用将它来检验308之后的马来西亚政局，也无不妥当之处，以下就六种论证分析之：   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   （一）“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他们都对我的个人统治袖手旁观。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上述论证的关键在于所谓“真正的”，其实可以含混的带过去。例如，独裁者可以自我论证道：“你看，他们并没有真正反对我夺取霹雳州政权。反对的只是一小撮人，他们怎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呢？”   或者，独裁者也可以这样论证：“没有啊，他们没有真正反对。因为我都没有听到他们反对的声音。主要的媒体都没有报道啊。”当然，大家对主流媒体的报道心知肚明。况且，当时反对的人士，太半都已经被逮捕了。   人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   独裁者也可能换一种方式论证：   （二）“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所以他们不配得到民主。这样的逻辑和“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所以他们不配获得自由”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既使人民无法为民主下一个政治哲学的定义，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像年轻人可能无法为自由，爱情，理想，下准确的定义，可是他们完全有可能知道想要的自由，爱情和理想是什么。   民主将导致无政府状态   独裁者还有一种屡试不爽的论证，却在308时失效了：   （三）“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引入民主将直接导致无政府状态，而这是他们最不想要的。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我们对这样的论述耳熟能详，特别是在308之前。他们说换政府就会“大乱”，会引起政治不稳定，会发生种族冲突。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国阵在进行倒果为因的行为。他们因为看到五州换了政府并没有“大乱”，所以炮制了一连串的政治剧；霹雳双政府现象，警察大逮捕，纵容血淋淋的牛头示威，让人民误以为“你看，给你们集会自由的权利，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即使有了民主，人民也不喜欢它   独裁者还有更绝的自我催眠论证：   （四）“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即使得到了民主他们也肯定不会喜欢它。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正确，纳吉上台后的马来西亚，突然发生了许多怪现象；包括失威者不但不像往常一样被警察逮捕，还反过来恐吓民联议员，例如他们说：“我现在就强奸你！”。他们纵容一大堆怪现象，旨在说明：“你看，民联上台后是不是更乱？是不是更多种族冲突？”当然，人民绝对有可能怀疑，制造种族磨察的一方，会不会是事先就有政治意图。包括反对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地方卖酒，反对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地方兴建庙宇等等。   民联在执政前不断争取的集会自由，现在被有心人士滥用，甚至加上血牛头，大批牛羊一起参与示威等等戏剧效果，或许国阵志在告诉人民：“你看，给你们集会权利，这就是下场。这样的民主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实践民主的时机还不成熟   独裁者也可以用时间这个因素，来自我合理化。   （五）“我的人民并不是真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民主是他们这时候最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独裁者从“人民这时候并不想要/不需要民主”这个前提，推出人民并不真正想要民主这个结论。   这种“时机还不成熟”的逻辑，老马时代已经在重复使用。国阵顽固地保留《煽动法令》、《内安法令》、《印刷和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等等恶法，就是预设人民还不够成熟获得自由，一旦不受管制，他们就会滥用自由，危害大多数人/国家利益。   对于民主，我是最好的评判   当独裁者自我膨胀到以为自己才最懂为国家利益着想，最懂民主，最懂政治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最后一种自我论证形式，也最“霸权”的一个：   （六）“我的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民主，他们只是以为他们想要而已；因为应该由我来判定他们想要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是最好的评判者，而我知道，他们并不真的想要民主。因此，我不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真的不给他们政治自由，我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做罢了。”   这种家长主义传统的独裁者认为，在政治事务中，不但可能有一个人总是比公民更清楚他们想要和需要什么，而且还应该，甚至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王（the Philosopher-King），他永远比人民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也是卢梭口中的立法者（the Legislator）。   卢梭为立法者的存在做了这样的辩护：“盲目的民众通常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利，他们又如何能够亲自完成像建立法律制度这样既重大而又困难的事业呢？正是如此，才需要有一个立法者。”黑格尔也曾经形容这样的伟大独裁者为“英雄”。他说：“一个时代的伟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告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它的意愿是什么，并且能够去实现这一意愿。”   马来西亚出现这样的哲学王了吗？或许暂时没有，可能他还不够自信。可是当他以为赢得一场补选就等于获得人民支持，又有很多爱捧他LP的亲信，包括新闻部长、华人政治秘书、机要秘书等等，为他的“一个马来西亚”背书，他甚至自己也出了一些书，就以为自己当上了畅销书作者或以知识分子自居时，就难保他不会自大到以为自己总是比人民高瞻远瞩，比人民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或许当他真正当了哲学王，以他那种格局的思想，可能无法理解，人民为何并不认为潜水艇以及其佣金，还有F1车队，和民主及对人民有利，有什么正比的关联。和人民有了这样的思想差距，当哲学王更是名正言顺了。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

1016：阿尔坦图雅惨死大马三周年

海狼

 明天是屠妖节，是兴都教徒庆祝光明之神战胜妖魔的日子。今年屠妖节的前夕则是阿尔坦图雅的忌日，是披着人皮的妖魔残杀人类，蔑视法律，司法和国家信誉的开始。我们今天纪念阿尔坦图雅，希望司法还她一个公道，也还我们一个非暴力的马来西亚。

 

 

 

 

Шаарийбуугийн Алтантуяа;

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

阿尔坦图雅

(1978 – 2006)

三年前的这个晚上，马来西亚时间2200。单独前来马来西亚的你，据称被一名为当今首相纳吉服务的陆军上校，用C4型炸弹系在身上。你或许完全没有料到，这么惨烈，恐怖，无情的死亡方式，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我希望当时的你，意识是完全不清醒的。不然的话，真难想象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孩子，亲人的你，如何忍受那么残酷的客死异乡的方式。我们不愿意想象一个人在随时引爆的炸弹前对亲人无法割舍的恐惧和痛苦。

我们不希望你在极度的恐慌下被炸得粉身碎骨，这是任何生灵都不愿意看到的，除非“它们”禽兽不如。

拉惹柏特拉在2008年6月18日作了以下的宣誓：

1．我获得可靠的消息，告诉我，2006年10月19日晚上10时前后，来自蒙古国的女子阿尔坦图雅（两个孩子的妈妈，沙里布的女儿），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一个叫做Puncak次森林，在三个人士的见证下，被装置在身上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体无全尸。

这三个人分别是：

1．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敦拉萨的妻子，拿丁斯里罗斯玛。曼梭

2．C4炸弹专家阿兹。布勇陆军上校

3．阿兹。布勇陆军上校的夫人诺哈亚蒂

2．            我的消息来源说阿兹。布勇陆军上校是将炸弹装置在阿尔坦图雅身上好几处的人。而拿丁斯里罗斯玛。曼梭和诺哈亚蒂则在旁边见证。

一个男人如果唆使别人，将一个美丽的女人炸得分身碎骨，这样的人不是被仇恨填满，就是为了私己利益，不择手段，冷酷无情。

一个女人如果亲自见证着一名炸弹专家，在另外一名女人身上装上炸弹，不但不阻止，还督促炸弹专家快完成炸死别人的工作，这样的女人不但冷酷无情，残暴凶狠，她一定在人格上有严重缺陷，造成她丧失了人类最起码的怜悯和同情，换言之，她和上述男人一样，不是人，而是万人之上的非人。

被怀疑是主谋和帮凶者，不仅没有被绳之以法，受到法律制裁，还每天活得兴高采烈，神采飞扬，挥霍无度。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主张“一个马来西亚”口号的马来西亚。

阿尔坦图雅，我不相信道士们已经成功为你超度。那么深切的恐惧，那么绝对的委屈和怨恨，那么难忍的割舍，那么不公的司法和政权，你不会那么轻易放下。

如果马来西亚的司法无法还你一个公道，全国人民都愧对你和你的孩子，你的父亲，你的家人。

阿尔坦图雅，我们不求你安息。公道不存，天理何在？如果你黄泉有知，请协助你自己，家人，也协助马来西亚还有道义的人民，将主谋绳之以法，为自己讨回公道，也挽回马来西亚的司法公正。

 

C-4 is made up of explosives, plastic binder, plasticizer and, usually, marker or taggant chemicals such as 2,3-dimethyl-2,3-dinitrobutane (DMDNB) to help detect the explosive and identify its source.

As with many plastic explosives, the explosive in C-4 is RDX (cyclonite or cyclotrimethylene trinitramine), which makes up around 91% of C-4 by weight. The plasticizer is diethylhexyl or dioctyl sebacate (5.3%) and the binder is usually polyisobutylene (2.1%).

Another plasticizer used is dioctyl adipate (DOA). A small amount of SAE 10 non-detergent motor oil (1.6%) is also added.

C-4 is manufactured by combining the noted ingredients with binder dissolved in a solvent. The solvent is then evaporated and the mixture dried and filtered. The final material is an off-white solid with a feel similar to modelling clay. It has a faint bituminous odor and an astringent taste.

茨厂街东马性工作者:四重弱势处境的想象

周泽南

 

繁忙但逐渐破旧的吉隆坡茨厂街，有不少来自东马的原住民性工作者。他们是收入低下的大马男性，包括外籍劳工，发泄性欲和寻找温柔代替品的对象。肤色白皙，面貌娇好，个子矮小的她们，在东马的家乡，可是有名有姓，有血有泪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通过未明的管道来到这里，成为无名无姓，无人认识，也无从关注其福利和命运的性工作者。

 

 

或许是她们之间不曾发生过任何足以引起轰动的事件，可能包括谋杀，自杀，情杀；或者逃亡时受伤等等。这样的群体不仅在国家，社会里毫无地位，连媒体也不曾留意过她们的存在。或许，唯一可能对她们有印象的是那些和她们有过亲密接触，却从来不曾进入她们内心的嫖客。换言之，她们在这片土地和国度付出劳力，体力，甚至一定程度的尊严，换来的却是彻底被忽视的存在。说实在的，我对这些群体的好奇，远远超出都市里的现代和后现代女性，以及在东马森林和乡村的原住民女性，或许是因为她们处于至少四重弱势的地位和处境。

她们的出身-东马，是第一层弱势。或许换作是在公路，水电供，医药，学校等设备比较发达的西马，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就比较高，高到足以不必让她们离乡背景，到西马来当性工作者。原住民身份是第二层弱势，如果她们是相对富裕的华人，特别是那些伐木商的后裔，她们也不必沦为目不识丁的女性劳动力，然后在全国最贫穷的两州失业，被逼踏上拥有上百年卖淫历史的茨厂街，成为整个国家地位最低下阶层男性的发泄对象。

第三层弱势或许是她们的女性身份。许多东马原住民女性要承担的养家活口任务，甚至比男性来得重。入侵东马的种种“发展”计划，特别是水坝的兴建，油棕园等等，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直接打击原住民的生计，究竟有多少原住民女性因此被逼投入性工作市场，应该没有人进行调查和估计。

第四重弱势当然是性工作这一份不受承认的行业。国家从她们身上获取好处，例如间接减少强暴案的发生，让外籍劳工和本国劳动阶层具备一些情绪的出口，可是却恩将仇报的，将她们视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打压对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或许她们之中，有一小部分的例外情况。这些原住民女性可能受了女性主义意识的洗礼，而自愿选择用躯体换取糊口的资本。可是我相信这样的机率很渺茫。

她们究竟必须经历什么，来承受以上三重弱势在她们身上所施加的压力和挣扎？这个残忍的国家和社会，对她们的处境做了什么雪上加霜的举措？这些终究都是解不开的问号。如果我国的政府，媒体，公众人士，且不说如何“拯救”她们，即便是对她们作出理解和同情的努力也不曾进行，甚至在未来的50年也不准备进行，这样的政府是没希望的，这样的媒体是没有毅力追查真相的。这也是我身为媒体从业员的遗憾之一。

这个世界或许不需要太多的信仰，神喻，道德和真理，而是发现，理解和互助。

赵明福，血牛头，武士刀：一个腥风血雨的马来西亚

周泽南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了九个月，他拿下象征人类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和平奖。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上台了6个月，在他执政期间，赵明福被反贪污局条查的时候不明不白的坠死了，至今还含冤未血。在他掌权过后，巫统党员首开历史先河，用血淋淋的牛头在雪州政府大厦外示威，抗议在回教徒居多的地区兴建兴都庙。在他的权力范围下，6场补选国阵5场皆墨，第七场补选则发生近百名巫统党员围堵回教党选举志工，甚至用武士刀在警察局面前砍人的公然暴力行为。

既使不用脑袋思考，单单用嗅觉，我们也能嗅到这个在纳吉领导下的马来西亚，变得越来越血肉模糊，茹毛饮血，蛮狠无知。

你还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马来西亚。

暴民来自何处？

人家得了和平奖，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举国欢庆，未来是一片积极和乐观的锦绣前程。因为人家做的是发自内心道德力量的好事，游说国家领导人缩减核武，减少伤亡。我们的政府呢？对那些公然行使语言暴力者，例如，在民联女议员面前公然喊“我现在就强奸你”的牛头示威者;行使行为暴力者，例如围堵9名回教党志工的近百名巫统党员，只会袖手旁观。

纳吉上台后，改变了马来西亚集会/示威/抗议的性质，或者说创造了另外一种308之前所未曾见过的新的集会形式。在旧的集会里面，示威的群众永远是和平与非暴力的，承受警察殴打，强行驱散，逮捕扣留和提控的一方。在新的集会里，包括血牛头示威和把牛羊摆上台的示威，警方不但不驱散示威者，还让他们有“自由”展现野蛮和无教养的行为举止，包括将兴都教徒视为圣物的牛头踩在脚下，包括在和州政府进行的对话中当着女议员面前说“我现在就强奸你”。

“创造”这种新集会形式的人民并非普通人，他们抗议的对象不是压制人民人身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的国家权力，而是将苗头对准更弱势的族群和团体。他们的诉求不是争取自由，而是纵容国家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反民主和自由的保守派不是公民，而是暴民。

人家在为世界和平奔走卖力，我们在纵容暴民用血淋淋的牛头示威，在补选，当作警察面前，用武士刀砍人，和自己族群，宗教相同的手足。 

这个国家无法给于善良的人民任何安全感；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和身份，暴露在公然和暗中施加的暴力之下。

 

争取宗教自由的兴都教徒，被极端的人群用血淋淋的牛头公然挑衅和恐吓

争取道路使用权的华人居民和煤体工作者，被大道公司雇用的私会党徒殴打攻击

在补选的回教党志工，被近百名巫统支持者围堵，甚至被武士刀砍伤

在和平集会中遭受警察殴打，

在扣留所中被反贪污局官员虐待

请问，我们应得什么奖？诺贝尔暴力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