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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南毛遂自荐给年轻人的10堂思想课

前言

不仅是机器需要overhaul,人的脑袋亦然。本人周泽南@Leerang Bato具备多样身份，从媒体工作者，评论人，纪录片导演到T-Shirt设计者和小贩，实际上我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强项只有一点，那就是思考。如果有哪一位年轻人觉得思考是能够学习，借鉴和培养的，本人邀请你参加本人设计的10堂思想课，让我们一起通过思考，分析和辩论，开展对思想的热情和能力。

课程大纲（暂定）

第一堂：思考力决定未来，哲学不哲学其次
1.1 思考的意义，怀疑的必要以及它能够开拓的可能性
1.2“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估”的意义和方法：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1.3网络时代的思考：对科技和资讯的接受，批判和驾驭
1.4思想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
1.5思想不是理论学说的累积，而是各门学问和创作形式的融会贯通

第二堂：哲学——天下第一学问
2.1年轻人搞不清楚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知识志向的原因，以及人文教育不普及的弊病。
2.2借助阿里斯多德对人类知识的分类，来认识人类的思考对象，以及其历史发展。
2.3苏格拉底的知识助产术以及语言分析的功用
2.4美学——理性和感性兼用的哲学
2.5哲学作为一门武功，而不是一套理论

第三堂：自由——思考追求的主要对象之一
3.1自由为什么让人向往？人能自由吗？自由是一种感觉，幻觉还是理智的最求，或一种终极价值？
3.2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观念。
3.3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由观：A.古代：自由是一个人的公民身份，通过政治参与而获得公民身份的实现。B.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消极自由观”-作为个人行动约束的阙如，或者个人犯错误的权利。
3.4自由和欲望的关系。自由作为一种心灵的素质，或一种状态。
3.5自由和能力的关系。没有能力，谈不上自由。
3.6语言和自由的关系

第四堂：尼采的超人哲学
4.1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4.2虚无主义：作为否定生命的方式，制造内疚的机器，是痛苦的理由，用爱的赞歌来掩藏着对生命的怨恨。
4.3权力意志
4.4主人的道德vs 奴隶的道德
4.5尼采对理性，逻辑，真理的批判

第五堂：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由：沙特的存在主义
5.1理性对人类的宰制和监控
5.2哲学家对理性的反叛及其成果
5.3用理性反叛理性的矛盾和价值
5.4存在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5.5向集体，权力说不的自由
5.6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第六堂：存在或占有：佛洛姆的人本主义伦理学
6.1对技术官僚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对人类主体自由的束缚
6.3后现代思潮对人本主义的批判

第七堂：知识，话语，权力：福柯的思想震撼
7.1《疯狂史》，《不正常的人》这两本著作，如何探讨“理性”对“癫狂”的暴政
7.2探讨“不正常”的性，来对道德进行检验
7.3对知识和权力的微观分析
7.4没有人能够脱离权力和政治

第八堂：Deleuze的游牧思想

第九堂：族群身份认同的政治，权力和人格影响
9.1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的历史成果还是个人人性的堕落？
9.2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涵义
9.3社群主义的权利和其隐含的社会排挤
9.4越界和逾越的必要

第十堂：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一些思想养分
10.1后现代思想的解构价值和作用
10.2反省后殖民
10.3语言作为一种殖民方式，也作为通过自由的渠道
10.4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谈起：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些启发和问题
10.5上帝只存在于贫穷的人间地狱：如何将边缘位置和游牧生活，转换为力量的泉源？

绿色民主力量集结

作者／周泽南专栏 Oct 22, 2011 09:15:21 a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全国绿色委员会甫成立即于10月9日在关丹哥罗乐公园（Taman Gelora）举办“109万人绿色集会”，至少两千人出席。虽然距离预估的万人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大集会邀得国内多个反公害团体，如“武吉公满反山埃委员会”、“万绕反高压电缆委员会”、“金马仑反焚化炉委员会”等组织参与，甚至连彭亨州Kuala krau境内村庄的原住民也前往声援，可见该活动具备了将个别公害议题结集为全国环境诉求的潜能。

尽管如此，今后如何促成各种性质不一、路线不同、族群有异的环境公害受害群体结集为一股足以深化国家民主的环境运动的力量，恐怕才是未来数十年内马来西亚最艰巨的历史挑战。

李健聪的《109绿色聚会：选择在我》专栏文章提到：“马来西亚的环境运动已经来到结合的关口”。笔者认为上述宣称，以其说是社运关切者的主观期望，不如说是环境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必然发展。在进一步论证上述发展的可能性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环境运动或者绿色民主的一些概括性意涵。

绿色民主的意涵

《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作者何明修（2006）将环境运动界定为：“追求环境正义的集体行动和绿色民主力量。” 他认为环境运动具备以下元素：

一、环境运动是“社会力”，它代表一股独立于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反对力量。
二、环境运动是“民间社会”，不满的人民挑战了权威控制。
三、环境运动也是“公民社会”，它创造了另外一种公民之间相互连接的可能性。

以上说明也恰当的总结了马来西亚环境运动所追求的宗旨，尤其是在各环境公害受害群体组成的反公害运动中，让我们见识了民间社会如何争取话语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强力批判和打击国家暴力的权威控制。

各种反公害团体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形塑，如“武吉公满反山埃委员会”、“万绕反高压电缆委员会”，当年的红泥山反辐射委员会，今天最活跃的关丹“拯救大马，阻止莱纳斯”组织，以及正在酝酿中的全国反巨型水坝联盟等。

咋看之下，以上的说明似乎在指涉一样事实，那就是个别的环境运动已全然符合了所谓绿色民主的全部意涵。然而，社会运动之所以为运动，首先在于它不为理论研究服务为目的事实，其次，如果缺乏持续的主观动力和自我改善的有效机制，这种宝贵的民间力量很难敌过被旁观者遗忘的外在阻力，以及行动主体“自我安逸化”而导致运动变质的内忧。关于后者，笔者稍后将进一步提点。

环境运动的发展轨迹

一般上若要有效探讨马来西亚的环境运动，以及推动环境运动的组织之性质；对所谓“绿色环境组织”的性质，是有必要进行下列区分的，那就是 “全国性非政府组织”(national NGO)，“草根性非政府组织”（grassroot NGO），以及环境公害受害群体组织。上述三种类型的绿色组织，有其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以下就马来西亚绿色组织的历史，作一简略的介绍。
红泥山反稀土厂集会

全国最早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是成立于1940年的马来西亚自然协会（The 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MNS)，同年出版的Malayan Nature Journal Volume 1，标志着该组织的诞生。虽然该组织目前已经茁壮为拥有30多名全职工作人员的全国性环保团体，可是该组织偏重于相对“不食人间烟火”的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的保护以及环保教育，基本上在向当权者的施压上是有所保留的。真正堪称具备一定绿色民主的环境运动团体的诞生年代，还要推迟30年。

19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生物武器，为美国等工业国提供大肄发展农药等化学药物的条件；往后数十年，正是这些先进国人民承担其环境破坏和健康威胁的时代。 1960至70年代，美国环境运动如何兴盛，不在这里赘述，这股运动影响及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于是各种环保协会纷纷成立；先后有1970年的槟城消费人协会（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1972年的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马来西亚分会，1974年的马来西亚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of Malaysia，EPSM），1977的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 ，SAM）等。

上述1970年代成立的环境组织是环境和公害议题的急先锋，对施政者的批判力度和在野党不遑多让。具备一定的草根群众基础的组织如槟城消费人协会和马来西亚自然之友，曾经在一些重大的公害社会运动里面扮演着相当关键性的催化角色；包括80年代至90年代的霹雳州红泥山反辐射运动、1995年开始的砂拉越反巴贡水坝运动、 1995反兴建森美兰工业废料处理中心、反对槟城升旗山发展计划、2008年以降的Bukit Koman山埃采金事件、2008年以降的关丹Gebeng稀土厂事件、柔佛蒲莱河口码头发展计划、煤炭发电厂计划和拟建中的石化工业计划等等。

环境运动动员模式

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上述团体凭着对环境课题资料的掌握和专业认识，得以为各种受环境公害影响的群体提供课题咨询、法律咨询和行动咨询。这种我们姑且称之为“网络时代前的环境运动”，具有大致如下的一般运动或动员模式：
红泥山反稀土厂集会

发现公害——发动情愿/游行/呈交备忘录——举办演讲——串联其他公害受害地区的群体——组织反公害协会——发行宣传刊物——动员学童绘制反公害壁报（环境教育）

上述全国环境组织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催化了各民间自发的反公害运动，不过由于媒体的钳制和串联不足等内忧外患，始终难以汇合成一股足以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运动力量。网络媒体崛起之前，上述环境议题遭到彻底打压，以至于绝大部分公民对这些议题完全不知情。

另外，由于这些组织长期靠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环保运动的基金来运作，一旦外国拨款缩减，即陷入组织萎缩，被逼节流的困境。而马来西亚民众的环境意识还未上升到能够靠民间募款来保护环境的程度，更是导致这些全国性组织在保护环境方面逐渐不胜负荷的根本原因。

晋入1980年代，更多全国环保和人权组织设立，1985年马来西亚环保教父古密星（Gummit Singh）创立马来西亚环境、技术和发展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Cetdem），推广有机农耕和替代能源；1983年成立砂拉越达雅克伊班协会（The Sarawak Dayak Iban Association (Sadia)），以争取原住民土地权为主；1980年代设立了砂拉越社群教育中心（Institut Pendidikan Komuniti，IPK）；1993年成立了婆罗洲资源中心（Borneo Resources Institute，BRIMAS）等等。

上述东马环保与人权组织具备相当浓郁的草根色彩，却还得依赖特定资金来运作，所以始终难以归为彻底的草根非政府组织（grassroot NGOs）。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也和1970年代的环保组织一样，尽管在捍卫环境和人民权益方面喊得声嘶力竭，却始终难以获得民间，甚至人民代议士的持续的关注。

一些今天年轻人觉得可能很新鲜的东马议题，已经是这些组织挺了20至30年的老问题；诸如无身份证的原住民议题，土地权受侵犯议题，受巨型水坝计划影响而被逼搬迁问题等等。

运动从浅绿到深绿

据悉，“109万人绿色集会”的初衷是要为各地区承受不同种类环境公害的群体/社群提供共同表达、相互交流以及集结的管道，国内多个反公害团体鼎力支持该活动，也确实让我们看到环境运动结合的雏形。
红泥山辐射废料

虽然这些运动各有内部分歧和问题，可是却突破了马来西亚社会传统分而治之，或间接执行族群隔离的现象。如果公民持续有效地为环境运动加温，突破族群、语言、宗教、甚至物种的藩篱，串联为涵盖所有人民的公民社会运动，那将会是深耕民主的最大社会资本。

反公害团体结集、壮大和现身，无形中也在教育着民众环境运动可以而且应该突破“浅绿”，深化为“深绿”的绿色民主。所谓浅绿就是主流观念中所设定的，以为净化人心、清理垃圾、美化生活就等于环保的幼儿园程度式的浪漫主义。而深绿则是让人们从更全盘，整体（符合生态学原则）的角度，去思考保护自然、捍卫家园和公平分配资源（也意味着公平分担社会风险），承认弱势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共同参与环境决策等更复杂的公民社会议题的关系。简言之，环境运动的终极目标其实是环境正义的落实。

除了上述民众教育，环境运动也是对政治民主化的深层批判，因为在争取生存权、环境权的过程中，前线的草根群体或个人难免会提出以下问题：

一、假使环境运动协助赢得了新政权，那么新的民主政权将如何对待环境受害者？
二、对于夺取政权后或接近成立新政权，而越来越“自我安逸化”的民主派人士，环境运动如何继续提醒他们去完成未竟的民主志业？

反公害运动大串联

如果说任何基于特定族群权益的运动都难逃排他性的色彩，对比之下，准备容纳所有族群和物种的环境运动就少了这一层巨大的隔阂和阻碍。

基于这种期望，让我们不避累赘的罗列目前国内所有的反公害群体/社群，也希望更多反公害组织主动加入公害运动的大串联，让这些民间力量的结集，能够带领这个国家找到实质民主，以及实质的生存的延续。

彭亨州劳勿县武吉公满新村“反山埃采金”委员会
雪兰莪州万挠新村“争取高压电缆绕道、反对逼迁”工委会
柔佛蒲来河口“拯救海马组织”（Save Our Seahorses）
彭亨州关丹“拯救大马，阻止莱纳斯”（Save Malaysia,Stop Lynas）
全国绿色联盟/委员会（Green Coalition）
反对砂拉越兴建巨型水坝运动（Sarawak Anti Mega Dam Movement）
反对巴贡水坝，Murum水坝，Baram水坝运动
霹雳州红泥山反稀土辐射运动
反兴建森美兰工业废料处理中心
槟城自救会（屋租统制法废除的影响）
柔佛蒲莱河口码头，煤炭发电厂和石化工业公害团体等等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现从事纪录片工作。

写在528前夕：当知识份子背离常识

周泽南

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的528事件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是一个适合反省的期限，反省什么呢？例如10年前的“救救南洋”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救救独立”；例如当年反对报业被政党收购，如何演变成反对星洲集团的垄断，到今天不同媒体和个人如何对所谓新闻自由延伸出了各种自由诠释。

从《独立新闻》在线公布财务危机，呼吁公众募款协助该媒体生存至今，我不仅没有随着大队起舞，当个私下苦哈哈还得乐善好施的知识分子或起哄人；甚至不曾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这件一般认为是一件重大新闻自由事件的现象。很多呼吁大家慷慨解囊的评论人，部落客或知识份子，把募款给《独立》的重要性描绘成不捐款就等于不捍卫新闻自由的样子。我一直很怀疑，很纳闷，那不是因为我跟《独立》工作团队在合作上闹过什么意见，而是心里隐隐觉得，市面上的种种知识分子的“论述”，呼吁，立言，似乎背离了平民百姓的常识。

如果当年南洋不是收购而是收盘

从1998年至2001年，我在《南洋商报》度过了自己的，也是报馆的黄金岁月。我在猜想，如果2001年5月28日，拥有南洋报业股权的丰隆集团公布的，不是报业被马华收购而是因为财务危机而必须收盘，我相信很多对《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南洋报业旗下数十个杂志的忠心耿耿的员工，第一个反应不必然是另谋高就，而是会想尽办法，包括自动减薪，让南洋报业能够支撑下去，以便能够继续中文媒体（主流）的理想事业。

从陈嘉庚创立南洋商报至今，少说也有80多年历史，这么大一家的报馆老员工即便不是认为自己身负“捍卫新闻自由”的重大使命，也会基于报馆的存在历史而依依不舍。就像许多有担当的企业总裁或高层一样，如果某家报业或媒体频临收盘，为了抢救，这些人士往往会不惜主动削减自己的薪金，以便能让自己的公司生存下去。身在越高位置的人，减薪的幅度通常越大，因为如果他们在企业面临倒闭危机的关键时刻还优先顾虑自己的饭碗，良心上会过不了自己那关。

我在《南洋商报》的日子虽不算长，却也认识不少没听过新闻自由的印刷工人，送信的印度人，食堂冲茶的安弟；我相信如果南洋闹收盘危机，南洋CEO以身作则，自愿减薪一半以示和报馆同仁共度难关，上述这些对新闻自由没有概念，只隐约觉得中文报业办的是理想事业的平民百姓，也乐于削减他们原本已经微薄的薪水，以示和报馆共度难关。

在《独立》这件事上，我不以知识份子的身份登高呼吁公众募款，以成就新闻自由的伟大事业。一来是我自己没这个钱，二来是我开始怀疑，直接将募款救独立等同于捍卫新闻自由，会不会过于草率。我没有否定《独立》过去6年来在突破资讯封锁，提倡言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可是为何《风云时报》和The Nut Graph在收盘的时候，却没有激起这么大的群众效应，也没有大力主张救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或许是舆论操刀者的影响有关吧？

该不该减薪和不领稿费？

作为《独立》的专栏作者之一，我觉得份内该做的是继续供稿，但停止领稿费，直到《独立》克服危机的那一天。我没有应用自己的“身份”（我也不知道值几个钱），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公众募款，因为我的职责告诉自己，如果准备这样做，就不仅必须促成募款数额公开化，也应该将所有《独立》员工的薪金数额公开化，以便让捐钱的公众来评断，自己缴交的血汗钱，是不是物有所值。

理性论述包装下的温情和乡愿

如果今年要颁新闻自由奖和公民社会奖，我第一个推荐的人选是远在伦敦的前英国首相弟媳Clare Rewcastle.她创办的Sarawak Report新闻网站以及Radio Free Sarawak，在最近举行的砂拉越大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新闻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第二人选我会提名黄文强。虽然基于合作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已形同陌路，可是他以具体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全国民主进程的深切关注，更竭尽所能，使用各种媒介揭发选举的舞弊事件，完全置自己的安全，身价，待遇而不顾。

可是由于上述两人都不在华人“非主流”评论人/媒体人/知识分子的圈子内，所以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对社会运动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都不在前者聚焦点内。相反的，基于很多评论人和《独立》是处于圈内份子的关系，后者的重要性涉嫌被放大了；这样的举措很难说不是温情主义和乡愿的产品。

社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问社会运动，只管赚钱，甚至不介意知识分子嘲笑他们的自私自利和目光如豆，这种人固然欠揍，却直率得可爱。第二种人全身投入在成就社会运动，不问自己的身份，地位，荣耀，只问自己的行动有无成效；这一类人我认识的不多，但至少举得出几个名字；Clare,黄文强，Steven Ng，Hilary Chew，Baru Bian,施志豪，郑yi强，黄业华，李健聪，YB Fuziah，廖天才，黄孟祚等（如有遗漏，恕不枚举）。

第三种人最具有保护色，擅长制造连自己也相信的面具。这类人非常自觉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运动份子的身份和地位，可是比起真正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他们享用着优渥的薪水，年终花红等等和新闻自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让他们比第一种人优越的是“在不必牺牲饭碗的前提下参与社会运动”的道德光环。他们喜欢用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拉开自己和自认是“饭碗记者”的距离，却不准备为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牺牲自己享有的薪金，身份和地位。

528十年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没有越来越被稀释成口号大于实际的符号？专业报酬所带来的舒适，身份和虚荣是否越来越需要仗着理性论述的面具，来掩饰互相吹捧，互惠互利的温情和乡愿？十年虽是个试金石，我们不必急于审判，让再一个十年为我们见证，今天口说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们，十年后还是不是在为同一件事情付出他的劳动时间。

艾未未的多重身份

多重身份的艾未未

作者／周泽南专栏 May 13, 2011 12:54:34 pm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2007年3月23日，中国媒体《南方周末》访问艾未未的时候问道：“你是很前卫的，对社会上的哪些痼疾和问题很看不惯？” 艾未未回答：

“我首先看不惯我自己，其次看不惯我周围所有的人，从我的家庭，到社会，上至国家，到任何权威，我都很看不惯。因为我觉得所有在这些名义下的身份都很可疑，这些身份即没有完整的道德伦理基础，也没有令人叹服的行为方式，甚至不具备让人感到有一点点迷惑，有一点点快感的瞬间，所以，我是彻底的看不惯。”

2011年4月，这个看不惯家庭、社会、国家和任何权威，任何身份的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中国维权份子，被中共绑架，抛进不知名的大牢，至今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中共的文化打手没有尝试找出真相，反而四处散播关于他的谣言。

很多人对于身为艺术家的艾未未竟然能做出维权的举动而觉得他很伟大，可是我以为他不过是尽力想活得正常一些，让自己看得惯一些。看来，真正看不惯个人的是那个集权政府，他们看不惯艾未未的健康和正常，硬将他和谐了。一个对公共领域没有半点尊重的国家，任何正常人都看不惯，要看惯了，那个社会才没希望。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被腰斩

最近，我也越来越看不惯我们的社会和有身份的各种人物，所以自我流放到那个集体的国家。5月1日，我赴北京参加原订在宋庄举办的第8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那里有数十部杰出的中国国内外纪录片等待放映，却因为艾未未被扣的关系而流产。主办当局预谋换个场地进行地下放映，却碍于到处监视的便衣公安而告吹。所以我在北京的纪录片交流周没有看过半部纪录片，每天只管往胡同、地铁、书摊和展览馆转。

艾未未即使没有被逮捕，已经是个对社会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艾未未工作室出品的纪录片包括《花好月圆》、《三花》、献给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大型声音作品《念》，历时近两年，艾未未工作室对杨佳案的全程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讲述冯正虎回家的故事《美好生活》。

四川大地震过后，艾未未从2008年12月15日找到第一个遇难学生名字开始，做了五一二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一年里面，调查覆盖了灾区14个县市、74个乡镇，154所学校的受灾情况，收集到5214名遇难学生的信息，确定姓名、年龄、班级、学校、地区和他们的父母信息4851人，制作成纪录片《4851》。《老妈蹄花》是艾未未工作室为2009年8月12日“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审理过程中，四川成都警方拘禁证人，暴力干扰司法程 序而制作。谭作人因为调查512汶川地震伤亡学生与豆腐渣工程问题被起诉。单单从量来看，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已经超出许多专业纪录片工作者数年的总和。

《童话》是艺术家艾未未参加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纪录片《童话》则是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2007年，艾未未邀请了1001位不同年龄、背景的中国公民前往德国卡塞尔市。 同时作为艺术家的维权人士艾未未，不仅常常让没有身份的中国公民参与他的艺术创作过程，还为他们制造工作机会，因此他作品的社会涉入既广且深的。

艺术家不必当政治白痴

2007年1月10日艾未未接受RMM杂志访问时，对方问：“对于你来说，艺术与政治是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

“人的所有行动，都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艺术作为人的活动，和政治很难分割。艺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可能，在他人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某种可能和引起影响。”

我在据说住着六七千多个艺术家的宋庄思考着马来西亚艺术家的状况，一方面为那些特别是被主流边缘化的艺术家担心，要是见识了宋庄艺术群体的庞大建筑、格局和事业，会不会羡慕；另一方面又不免要比较，为何大多数广义的创作人，包括艺术工作者、作家、学者、艺人等，都汲汲于将自己的作品和作风和政治，或者准确的说，是维权，隔开一道明显的距离?何以这些创作的群体不能将创造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可能性的公共领域上？

艺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和可能是一个公认的条件，可是如果这个表达的自我特意逃避和群众、政治、权力角力的碰撞和冲突，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有意义的感染和影响。难道我们的创作者，不论是从事映像、音乐、文字还是知识的生产者，都不够努力打开自己，还是因为受限于汲汲经营的身份？

4月18日，我和另外四名评论人/学者/媒体人在马六甲同台演讲，对主办当局的热忱和用心刮目相看，唯一看不惯的是他们对主讲人“身份”的强调；XX教授、XX博士、XX硕士，彷佛姓名后面若没有个“兽”或“士”，其说话的公信力就要打折。

身份和存在成反比

五月，我褪下所有可能的身份；资深媒体人/记录片工作者/评论作者/无业游民，隐身在大陆13亿人口中，和缺乏身份的民工、老农、市民一起挤地铁，串胡同，逛书摊，看祠庙，没有表达自我的欲望。

在人山人海的地铁站，我观察许多车站服务员仗着小公务员的身份，对问路的乡下人和不熟悉航线的民工露出不屑的嘴脸；在拆迁得七零八落的胡同看午间小休的民工，单手握着五个包子蹲在路旁啃。他们即便没有笑容，缺乏身份，却具备更多可以被感知的素质，或者说存在感。我很难从自己社会稍具身份和地位的人们身上感知到类似的存在感，他们的存在感或许被职务、重要感、荣誉等光环给遮蔽了。

被巨型的艺术村占据的宋庄，存在感被刻意美学化、却往往弄巧成拙的建筑物稀释了。我也到“艺术北京”国际艺术展；数千件艺术品的个别存在感也因为被堆积在巨型的货舱般的展览馆而减损了。在集体的空间或国家社会，不论是艺术品还是个人，一旦物以类聚，未必百家争鸣，反而被表达欲互相抵消。

这也让我联想起我们的中文评论界（如果还算界的话）；有时候我们表达，不是因为关注某人，某事或者某课题，而仅仅是为了标榜一种被认可的身份，然后自爽。

集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纪录片制作人、维权分子等身份于一身的艾未未，对不碍于身份或者比较自觉，这允许他跨界，而且不论什么界都有特出的KPI。

前卫人士该洗澡了

艾未未的知名度来源之一，还包括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的设计参与者，我没有去参观这栋据说很前卫的建筑。中国媒体问艾未未：“不少人称你为前卫艺术家，你认为什么是前卫呢？”

艾说：“是不是说身上有某种气味，前卫艺术家应该洗一次澡，把这种气味洗掉。”

作为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的言论看似虚无，却不曾缺席于大是大非的行动。他在中写道：“中国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普照。民主政治、物质财富和全民教育是现代主义生存的土壤，这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是理想追求。”

这也是出自1997年《灰皮书》的文字：“将对潮流的关注变为对个人方式和问题的关注，将对形式的探访转变为对生存处境，精神价值的探访，艺术才能有所觉悟。”

以上引述自艾未未的文字，来自其唯一的著述《此时此地》，我逛了北京的六处书摊、书局、书店、书城、书市，只在一间叫雨枫的小书店书架上看到此书。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真是漫长得看不惯。

再也没有母亲的除夕夜

周泽南

吉隆坡今年的除夕夜下了一场雨，雨点交织的夜景中我可以想象家人和朋友与各自的家人团圆共聚的气氛，可是这一年，我刻意让自己孤独；那或许是克服难过的一种非常手段，或许这样，失去母亲的悲恸才能摆脱隐晦而缓慢的方式来获得比较激烈和直接的宣泄。

钟凤美，我母亲，是在2010年12月22日去世的，刚好是冬至。姐姐们准备好了的汤圆都不敢拿出来，静悄悄的丢掉了，我妈妈在接近抵达故乡的路上断魂，像一场被抛弃的团圆。不过从她当天安详的表情看来，应该是知道自己快抵达故乡而心安的离开了。我一直有一种幻觉，觉得母亲是隔着救护车的玻璃窗，看到南北大道上的路牌。写着Kuala Kangsar，就心安的撤手而去的。你说我浪漫化也好，to die on the road,在路上离开，有一种在不断行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划上句点的浪漫。

母亲走后的一个月内，我没有见到传说中的飞蛾，没有在梦里和她相会；我以为曾经挚爱的妈妈就这样淡出我的存在，像不留下痕迹的青烟。终于到了足一个月的当晚，我梦见在地府的某个角落和母亲见面，穿的是我小学时候她常穿的连身短裙，从容的等待我的到来，我问她近况好不好，她以一贯的语气回答：“还不是一样。”既然跟往常一样，我就放心了；因为她的往常心理状态健康得毫无瑕疵，这样的往常跟天堂里的心境应该没甚差别。做梦之后的晚上，真的就有飞蛾光顾大厅，一直呆到隔天才消失了踪影。

钟凤美，教名Rufina，生于1935年农历8月初9，卒于2010年冬至，下午5时前后，在返乡的途中。父母祖籍潮州，妈妈是一名娘惹，只说潮州话和马来话，身穿kebaya和sarung，所以妈妈和我一样，都长着卷发，和拥有原住民的轮廓。妈妈出生在威省的爪侇村（kampung Jawi）,在浓郁的天主教信仰氛围中长大。虽然嫁给死硬派的无神论父亲后，再也没有做礼拜和上教堂，可是由始至终，雕有耶稣像的十字架项链，一直不曾离开她的颈项。妈妈临走前的一个礼拜，我去看她的时候，在她注射了麻啡，意识还不全然清醒的时候问她，是不是还信上帝，她肯定的点了头。我是顽固的无神论者，妈妈的印象对我而言，和圣母玛利亚几乎没有分别。人就是这样长满着矛盾，人就是矛盾。

Rufina撤手归西之后，我到她的房间墙上取下她年轻时的人头照片，初看之下是眉清目秀的美人，朋友形容；“她有一双善良的无惧的眼神。”我母亲很年轻时，曾经跟随天主教会的义务诊疗团队四处行医，叫做天主教福利队。旧照片显示，她经常陪同行医的英国神父，也担任翻译员。他们曾经在金宝古庙的前悬壶济世，那时候我妈妈看起来真像天上飘来的白衣天使。
我妈妈嫁到江沙之后，曾经在三个地方落脚。第一处是在太平-江沙公路旁的医生别墅，和一名老医生一起住。我应该是那时候出生，还记得两岁至三岁时冲到大马路上，被车辆吓到哭着回来。我小学时，父母搬到江沙花园，隔壁是小学副校长，几年后再搬到一辈子定居的高山花园。我妈妈在我成长的二三十年过程中，印象中几乎完全没见过她情绪失控，或者患过什么严重的疾病。身心健康对她而言似乎是以身俱来的天赋。

我从小就见识了母亲的能干，节俭和勤奋。上午做了菜就到药房当护士，放工后继续持家，老早就兼任了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她是全家人的护士兼医生，在她的照顾之下，除了大学体检，我半辈子都没进过药方或医院。

我不需要详述母亲的优点和教育儿女的可取之处，只需要提一件事来证明她处理事情或教育儿女的独有智慧。我一年级那年考了全级第一名，级任老师把一二三名的同学叫出来，要我们分享父母亲送我们什么礼物，以示奖励。第三名的站出来说: “我考第三名，妈妈给我一百元“，1975年，我连十元大钞都没握过，根本不知道100大元的价值代表什么，同学们展现了羡慕的眼神。接着第二名的出来了，他说，我考全级第二名，爸爸送我一只金手表，换来更多的羡慕和掌声。

最后到我上场了，个子特别矮小的我等待老师的指示后，大言不惭的公告天下:”我妈妈说我考全级第一名，要奖赏我，所以买了一串紫葡萄给兄弟姐妹所有人吃。“我的公告引起了哄堂大笑，我感到莫名其妙，回去转述给全家人，他们也没告诉我好笑的原因。我记得十多年前妈妈到槟城医院检查心脏时住院，我买了葡萄给她，她就和我们提起了这段笑话。

我妈妈最爱吃咖喱面，penang laksa,拿手好菜有咖喱虾，猪脚醋，芋头扣肉，各种各样的汤，一个礼拜里面的每一顿菜，都不会重复。今年除夕夜，是我第一次吃不到她亲手烹饪的包菜花炒虾仁，蒜米白斩鸡，烧鸭，番茄蒸鱼，asam 虾球，西洋菜汤；我只能在mamak档，想象着妈妈的菜肴，也想着她和我们共进团年饭。唯一不敢想的是我父亲的心情。

批判是一种侵略，但不是复仇和怨恨

周泽南

人读书和思考，总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很多书似乎看不下去了，思考不再集中和活跃了，那主要是因为所读的书和所思考的问题和自己的生活实践脱节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我们对于社会的态度上。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留意新闻和社会进展就等于关心社会，以为惯性的骂政府就正义之上，大义秉然；实际上那或许只是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批判中还感觉到自身卑微的存在。

可是，尼采区别出真正的批判的意义，那绝不是对事情或者特定对象的怨恨，妒忌和复仇。如果无法体会尼采的深意，我们就很容易将对政府的怨恨当作批判，甚至错误的将这种怨恨加在私人的情感世界里。所以，毫不意外的，当相爱变质为“相互批判”时，那股狠劲一点也不输给对政府的谩骂。

尼采说：“批判不是怨恨的反应，而是一种积极生存模式的主动表达，它是进攻但不是复仇，是某种存在方式天然具有的侵略性，是神圣的邪恶，没有它，完美则无法想像。”（《瞧!这个人》，第一部分，转述自Deleuze著《尼采与哲学》，页4）

我最近在一个久违了的朋友的面书留言，被他形容为“长满了刺”；我觉得那同时是一种挖苦，也是一种恭维。不论是对待国家政策，社会百相还是人性心理，我觉得批判的态度是一种积极的方式，而大可不必假惺惺的装作宽容，礼让。批判是为了识破表面价值的虚妄以及浅薄情感的廉价。一句只因为我爱你，就以为可以抵消过去种种对别人的冷漠，诋毁，无情和不人道。

批判是进取的，它攻击虚假的价值和假冒的理性，撕破种种正常道德规范的伪装，不是因为出于对信这些不稳固价值的普罗大众的怨恨，而是希望他们也能逃脱思考的束缚，正视真理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对尼采的过渡诠释还不如他自己的形容最贴切；他说：“批判是神圣的邪恶”。不仅暗示了批判的双重性，也解释了这种迈向完美的行动本身，所固有的罪恶和拯救。

我很久没有具体的思考了，尼采为我提供了一天最丰盛的精神粮食。

部落主义的终结者

作者／周泽南专栏 Dec 25, 2010 12:29:08 pm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无主孤魂/周泽南专栏】 在这个科技越来越普及化的时代，资讯的传播可以跨越族群、民族、文化和语言，却无法担保现代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不会朝越来越封闭、保守、狭隘的“部落主义” 发展。《族群》（Idols of the Tribes）一书的作者伊萨克（Harold R.Isaacs）这样形容人类社会变本加厉的部落主义（tribalism），并提出他的担忧：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

部落主义是一种退守到人类个人意识尚处于蒙昧时期，需要靠对种族的集体认同来确认身份和寻求安全感的简化思想。举凡社群主义、种族主义和基于肤色、宗教、语言等形式的民族主义，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却都可以归类为部落主义。

部落主义的追随者以维护本部族的尊严和利益以及效忠部族为最大的使命。在马来西亚的社会情境下，部落主义可以表现在独尊国语或捍卫特定族群特权的极端行为中，也体现在凡事皆以本族群的权益为优先考虑的社群主义思想中。显然，前者的最典型代表是土权组织（PERKASA），后者的最佳示范则是号称以捍卫华社权益为目的的马华公会、国大党和大部分华团组织。

一种种族政治，两种解释

全世界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同，马来西亚是一个只能互相容忍，而不曾真正团结的多元社会。国族塑造（nation building）屡屡被提出和建议，却都以失败告终。如果要在这个国家各族之间寻找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第一，所有人民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多元语言、文化、族群的社会；第二，这个多元社会一直都处于族群分裂的不安全感之中，而从来不曾出现过真正的融合与团结。针对上述共识，不同族群可以为其根源和结论，作出绝然不同的解释。

例如主流的马来族群会先就历史角度将族群的不团结归咎于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然后再怪罪不同的语言教育源流，将国民分化为说不同语言和实践不同文化的族群。少数族群如西马的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则倾向于将不团结归咎于政府对不同族群施行的差别待遇。

实际上，两个族群的解释都不完全错，可是也没有完全对。将不团结归咎于不同的语言或文化实践的道理不仅非常牵强，而且如果为了“大家看起来一致”的表面团结而将文化差异抹平扼杀，其所将引起的反弹，足以让团结一致的梦想彻底破灭。那是因为，寻求各自族群身份特征以及文化的延长和存活，自古以来都是顽固异常的坚持；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愿意为了国民团结而牺牲自己族群特征的延续性。因此，语言或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不仅不人道，也完全不实际。

另一方面，将族群关系不融洽完全怪罪于政府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也不是完全恰当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政府完全撤销了对不同族群具有差别待遇的语言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等；不同的族群基于结社的需要，还是会物以类聚，而无法在自动自发，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促进族群间的互动和团结。

笔者认为，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具备双重性，它即是受到国际人权宣言保障的“权利”，也是将人类分化的惰性。因此，谈母语教育的争取，如果只一味的强调物以类聚的权利，而不谈促进族群之间互动和理解的义务，肯定无法达到理想和谐社会的目的。

躲在各自族群的舒适区内

过度的舒适会让人怠惰，并减损思考的敏锐度。西马三大族群在各自建构的社群里面如鱼得水的生活、信仰、学习母语以及社交。他们虽然不时得面对来自政权对母语教育发展的压迫和阻碍，可是大家在各自母语和族群文化的庇护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非我族类无法融入的隔阂和围墙。

这种隔阂最具体的表现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例如，由马来团体主办的各种活动，不论官方或非官方，都不假思索的认定参与者必须谙国语国文，不谙国语似乎背负着不爱国的罪过。因为对语言有了这一层莫名其妙的尊卑排列，所以他们连在形式上询问是否有不谙马来语的参与者这层门面功夫也省下了。

实际上华团也好不到哪里去。凡是他们主办的活动，必然假定所有出席者一定谙华语中文，他们作为一个长期受独尊国语政策压迫的少数族群团体，认为没有“义务” 为不谙华语的其他族群提供理解和沟通的方便。诚如林连玉基金会主席杜全焕博士在“多元社会的语言人权”研讨会致开幕辞时所说：“少数族群在被主流族群边缘化的同时，也在边缘化其他非主流族群”，不仅如此，华社在语言使用权利被剥夺时，也间接剥夺其他族群参与的权利。当他们这样干时，一点也不心虚，也一点也不觉得那已违反了自己的义务。

笔者认为，如果各族人民继续躲在社群的舒适区内而不愿意主动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参与，种族政治不会有根治的一天。

集体返祖的认同意识

上述这种体现在族群语言的使用上的部落主义，导致少数族群在谈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身为公民的义务，这种部落主义最终只会把国家带向万劫不复的分裂。伊萨克又说：

“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对。”

几乎所有受殖民国家，都是通过鼓动民族主义来争取独立。而这些国家也几乎毫无例外的，从当初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逐渐变质为促成国内不同族群内斗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主义。例如，马来亚独立的动员力量来自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独立后，由于联盟政府操弄种族政治，反殖民的马来民族主义变质为“防范式” （defensive）的马来民族主义。再经过新经济政策，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等等充满差别待遇的措施的推波助澜，马来民主主义进一步恶化为 “压迫式”（oppressive）的民族主义；即压制弱势族群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

华人等少数族群在上述马来民族主义的长期压迫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兼具反应式和防范式的社群主义。这种马来民族主义和华人社群主义之间的挑衅和叫喧已经把西马的政治舞台变得俗不可耐，乌烟瘴气又缺乏创意；马来种族主义的代表者诸如土权组织或巫青团的例场率先发表种族极端的言论，然后认为华社权益已遭侵蚀的华团组织纷纷发文告批判上述言论。这种一来一回，没完没了的舌战，归根究底，都难逃从本族群的利益出发的动机和立场，去抗衡他们认为侵蚀本族群地位的言论或举措。

跨越族群边界才是真正的跨族群

308 政治大海啸见证了种族政治遭西马人民唾弃的开始，而近年来一些民间组织如林连玉基金的“跨族群”努力，更是难能可贵又充满远见的举措。然而，跨族群行动如果没有从认识的根本上跨越族群边界，而只从文化实践上增加族群交流的活动，终究将沦为劳民伤财而流于表面的活动。然而，跨越族群边界究竟意味什么？

约翰（John Edwards，1994）将族群性（ethnicity）定义为：“从真实的或被视为共同结合纽带，如语言、种族或宗教方面获得的一种群体认同的意识。或者指国家内部不同的共同体（community，亦译为社群），其成员除了在客观上具有或者想象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文化或共同的历史经验，同时在主观上具有祸福与共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

类似上述对族群的定义能够提供的疑惑其实多过答案，例如，最主要的结合纽带究竟是语言、宗教、种族、历史还是共同的政治命运？其中的一些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这些结合的纽带的客观成分比较大还是想象成分比较浓？这种“客观”和“想象”的成分，在构成族群认同方面何者的角色更重要？虽然学界在上述问题的争执中尚未有定论，可是民间却向来不假思索的认定，族群特质是“客观存在”的，族群边界是固定不变的，族群身份的确定性俨然如“真理”般彰显和不证自明，上述种种关于族群的迷思可以统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巴特（Fedrik Barth）提出，边界（boundaries）在族群的界定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族群是由其成员所划下的范畴，形成族群特征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因此一个族群的边界所指的不必然是地理的边界或疆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一个自我定义其边界的族群，往往通过强调其文化特征来限定我族的边界，以排除他族（非我族类）。族群边界的维系往往只需要一些文化特征，而并不需要非常多的文化特征。”

因此，所谓华人、华族、华裔或者华人文化，都不能排除约定俗称和集体想象的创造，甚至虚构的成分。如果我们对族群身份的不确定性和非真理性具备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就不会不假思索的动员民族情感来捍卫“本族”的权益，或者将本族和他族的边界和差异无限放大。对族群特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能让我们摆脱固步自封的文化和族群观念，并且乐意接受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共同性和同源性。这种思想上或认识上的变革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却是让种族主义再也无法轻易得逞的最珍贵的社会资本。

笔者主张，如果一定要为公民社会的时代任务寻找一个终极任务，破解在族群观念上持本质主义思想的努力，就是未来马来西亚各族社会必须携手完成的千秋大业，而贯彻这计划的最恰当管道，就是通过各社团组织以及教育机构，来认真贯彻“批判的文化多元主义”（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 现从事纪录片工作。

Merakam Sejarah Tenggelamnya Sebuah Tamadun Bangsa

Merakam Sejarah Tenggelamnya Sebuah Tamadun bangsa.

Bangsa Orang Ulu Belaga memiliki sebuah tamadun yang unik dan bersejarah. Sejak ratusan, mungkin malahan ribuan tahun bangsa ini mendiami lembah sungai Balui. iaitu tempat dimana Empangan Bakun dibina. Maka pada tarikh 13.10.2010 yang lalu pemilik dan pemaju empangan Bakun telah mengambil langkah menakungan empangan Bakun sekaligus menenggelamkan sebahagian besat sejarah ketamadunan bangsa Orang Ulu Belaga.

Bukan sahaja sejarah yang tenggelam, malah seluruh masyarakat Orang Ulu yang mendiami lembangan hilir empangan Bakun ketika ini berhadapan masalah pengangkutan berikutan aliran sungai yang semakin perlahan dan cetek. Pihak kerajaan langsung tidak mempertimbangkan apa-apa solution/penyelesaian kepada masalah mereka.

Kerana itu kamera Nikon D3100 diperlukan oleh saya untuk mendekati dan merakam semua peristiwa ini dan seterusnya di tempatkan di blog belagakini untuk dikongsikan dengan khalayak ramai. Gambar yang dirakam dengan kamera berteknologi tinggi akan dapat disimpan untuk masyarakat dan generasi masa depan. Sebenarnya saya bukan sahaja memerlukan kamera nikon sahaja. Sebaliknya saya juga perlukan perakam video dan bantuan kewangan untuk bergerak dalam masa 7 bulan proses penakungan air ini dilakukan.

Saya berharap supaya ada pihak yang sudi membantu, semua sumbangan ikhlas anda akan dimanfaatkan sebaik mungkin. Jika kita sanggup berbelanja jutaan ringgit membantu tragedi di luar malaysia.Mengapa tidak membantu masyarakat Orang Ulu Bakun.

Hary Wing Miku.
Belagakini.

Sesiapa yang ingin sponsor Wing Miku, boleh hubungi beliau melalui sayugya@yahoo.com

当叛逆开始蔓延：马来西亚中文新闻从业员的反抗历程

周泽南

发表于亚洲中文新媒体研讨会，10月3日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前言

2010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后，马来西亚广电界掀起多番新闻主权和言论自由被干预的风波；牵涉的单位包括第七频道私营电视台（NTV7）、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RTM），以及最近的988电台主持人迦玛被革职事件。如果将这些事件置放在马来西亚国阵政府过去以来打压新闻自由的客观脉络下，那只不过是诸多个案的冰山一角，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涉及上述新闻从业受干预的新闻从业员，却接二连三的，以螳臂挡车的方式冲撞体制和向强权呛声；这种在多数人眼中几乎是自毁前途的“绢狂”行为 ，在马来西亚读者，特别是中文读者和听阅人之间引起了不可小看的回响。

从今年4月开始，在电视台前示威抗议，以“快闪”方式倒读主流报章，展示被禁书籍和画作，朗读被禁文章，播放被禁播纪录片，以及通过行为艺术传达表达自由被剥夺的遭遇等等；这些由前新闻从业员点燃，然后结合中文评论作者，艺术工作者以及公民社会力量所进行的反抗行动，虽然对夹持着重重恶法来嵌制媒体的政权好比以卵击石，可是却让越来越多过去不太关注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读者，听阅人以及大众，更加具体的意识到新闻自由被剥夺的严重性，以及争取新闻自由的迫切性。

本文目的乃对上述由新闻从业员点燃，然后在公民社会扩散的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运动进行分析，尝试为拟定突破新闻封锁和媒体垄断的具体策略提供建议。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权益的争取，不仅和新闻自由的争取相辅相成，甚至可以共享资源，互相结合，为荆棘满途的马来西亚民主化贡献一份力量。

马来西亚广电界的新闻干预风波

1．《非谈不可》节目涉政治干预

2010年4月21日，电视节目制作人黄义忠指私营电视台NTV7的政论节目《非谈不可》出现政治干预和媒体自我审查，遂造成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乌鲁雪兰莪补选课题被禁。为了捍卫媒体编采自主的立场，黄义忠辞去《非谈不可》节目制作人一职，并且召开记者会揭发新闻被干预和媒体机构自我审查的经过 。
黄义忠在记者会上念出“呈辞声明”时表明：“我不满公司在吉隆坡和槟城造势活动节目播出，接获两宗从首相署和首相夫人转发的投诉后，没有展开全面和公平的调查，就对《非谈不可》的嘉宾人选和讨论议题，设下诸多不合理的限制。”这项由黄义忠制作的政治清谈节目自开播以来，深获各界好评，相信其理想的收视率和对课题的大胆评论，让恰逢两场补选皆处于不利地位的执政党感到了威胁，遂对谈论的课题和人选加以干预。

2．巴贡水坝纪录片遭腰斩

黄义忠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隶属国营电视台（RTM）第二电视的中文节目《前线视窗》，原订从4月26日开始播出十集探讨巴贡水坝计划对原住民之社会影响的专题，却在播完两集之后就遭到强行腰斩。广播局总监给与的理由是，纪录片含有对正在举行的砂拉越诗巫补选不利的“敏感”报道。批判性极强的《前线视窗》于每周一至五中午12时20分至12时30分播出，播放时段虽然很不理想，收视率却大约有17万人次。

该节目制作人周泽南因为不满国营台高层的禁播解释，在自己的部落格揭发新闻被干预和自我审查的经过，矛头直指广播局总监 。禁播新闻在网络媒体点燃后，国营电视台马上委任一名拥有马华公会党籍的官员叶诗铨，前来监视《前线视窗》和电视台中文新闻组的节目内容。该名美其名为媒体顾问的监视者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禁止播放《前线视窗》的另一个纪录片系列。这系列原订在5月10日至5月14日播出的纪录片，报道雪兰莪万挠新村居民反对建高压电缆的课题。不敢面对媒体和大众的国营电视台高层不仅没有公告读者禁播的原因，也完全没有知会节目制作人陈彦妮，拒绝播放该节目的决定。因为不满周泽南通过网络媒体撰文，继续对该新闻干预事件进行批判，国营台高层开始进行秋后算账，分别在5月13日和8月终止了《前线视窗》制作人周泽南和陈彦妮的工作合约，甚至动用两名警察，将周泽南押送至广播局大门外 。

马来西亚新闻、通讯、文化和艺术部副部长约瑟撒郎（Joseph Salang Gandum），在今年六月份的国会召开期间，否认首相夫人罗斯玛插手NTV7《非谈不可》节目。他是在回答在野党国会议员蔡添强的提问时，做出上诉否认 。他说，NTV7接获公众投诉，指该节目失衡、课题不适合以及谈话内容敏感。为了确保电台遵守法律和避免激起观众不满情绪，管理层和该制作人黄义忠举行会议，但后者坚持其立场，不接受身为员工应该遵守的准则，于是呈辞。

针对巴贡水坝专题被腰斩一事，他则表示国营电视台（RTM）是政府官方媒体，有责任把资讯传达给人民，周泽南制作的纪录片没有对巴贡水坝课题进行平衡的报道，电视台高层才决定暂停播出，他也否认该节目的腰斩并不含政治干预的因素。

3．“早点说马”电台负责人被革职

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MCMC）以988电台8月13日节目“早点说马”内容抵触特别执照第10.2与10.3条件为由，开罚该台马币一万元。拥有该电台的Star RFM私人有限公司和星报集团更以触犯执照条件为由，要988电台的行政总裁黄莉娥、高级经理陈嘉荣及嘉宾主持人迦玛鲁丁（Jamaluddin Ibrahim）去职负责。

8月19日，“早点说马”疑因触犯政府当局“种族”言论“禁忌”，以致嘉宾主持人迦玛遭强制请假，无限期禁声，不得再继续主持。次日，廖朝吉、黄秋月及小马也同样被指示禁止广播，执行总裁黄莉娥与高级节目总监陈嘉荣也不能幸免，被暂时停职。
虽然多方揣测上述革职事件是由马华公会干预所造成，但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强调马华公会绝对不干涉投资臂膀经营星报集团，而且为了贯彻绝不干涉的原则，就算中文电台988遭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调查，仍选择不出面。9月7日和8日，陈嘉荣、黄莉娥与迦玛陆续接获革职信，革职理由就是因为8月13日的节目内容触犯特别执照条件第10.2及10.3条文 。
对广电界新闻干预进行的反抗

拜网络的方便和在传达讯息方面的有效性所赐，涉及三宗新闻和言论自由被广电局干预的前新闻从业员黄义忠 ，周泽南和迦玛，不约而同的充分应用了上述资讯科技的便利，向大众揭发国阵政权干预新闻自主权的恶行，并且身体力行，连同其他关注新闻自由的民运人士，向干预新闻自由者发出了严厉的谴责和抗议。

今年4月底，发生了黄义忠抗议新闻干预和周泽南揭发有关巴贡水坝纪录片被腰斩这两起事件之后，关注新闻自由的民间团体包括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和独立新闻从业中心（CIJ）,召集了一批为数大约40人的社会人士，商讨争取新闻自由的后续行动。他们在4月30日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便对上述两宗剥夺新闻自由的事件做出反应，该委员会以聚会日期命名为430媒体行动小组（430 media group），之后易名“528媒体行动小组”。这个团体发动了519示威，528不剪之夜和5月至6月的数场倒读报章活动。除了上述集体活动，周泽南也以评论人身份，对国营电视台的新闻干预，以及当时承诺对巴贡水坝纪录片被禁播一事展开深入调查的副新闻部长王赛芝的失责，进行强烈的批判 ，甚至引起后者发文高声称自己将保留起诉周泽南的权利 。除此之外，迦玛也通过文章和讲座会，对扼杀言论自由的政府机关和纵容嵌制新闻自由的马华公会，加以鞭鞑。

上述这些统称为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活动，可以归纳为五种性质；
（一） 联合发言权被剥夺的受访者，在国营电视台外进行的抗议集会 。
（二） 以倒读报章的“快闪”行动 方式，抗议主流报章不报道同行遭遇新闻干预的扼杀新闻自由事件。
（三） 在5月28日 举行“不剪之夜” ，广邀关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的全国各族人士，前来观赏被禁止的纪录片，书籍和艺术作品。
（四） 发表捍卫新闻自由和拒绝媒体垄断的评论文章。
（五） 通过拍摄人民课题的纪录片 ，突破全国性的新闻封锁。

以下就上述每一种争取新闻自由的行动，进行分析和评价。

1． 抗议广电局干预新闻自由的集会

5月19日，一群以“528媒体行动小组”为首的关注新闻自由的公民社会分子以及万绕新村村民，在国营电视台的牌楼入口处举行抗议集会，声援因揭发报道巴贡水坝计划的负面影响之纪录片被腰斩而遭终止合约的周泽南，并呈交备忘录给国营电视台广播局总监。这份备忘录向电视台总监提呈4项要求：
（1）恢复播放《前线视窗》的巴贡水坝和万挠高电压专题纪录片；
（2）举行公听会，以彻查周泽南被革职事件；
（3）要求修法让国营电视台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机构；
（4）解除负责监控国营电视台中文电视新闻、《前线视窗》和中文电台三组中文节目的马华党员叶诗铨的“媒体顾问”职务。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派遣了数十名警察，赶在集会还没开始之前，就来阻挡和遣散集会者，并且粗暴的抢走了示威者所携带的写了口号的布条。广播局不仅没有满足备忘录所提出的要求，还派遣了大批保安警察严证以待，如临大敌般的对待了这场第一宗在广播电视台前发生的抗议行动。广播局对新闻干预的行动过后还变本加厉，不惜逼使所有合约工作人员签署一份“我会听从命令”之类的行为准则宣誓书 。

虽然这场一次性的抗议活动并没有逼使国营电视台作出相应的举措，答复或检讨，可是却获得了非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同时获得了新闻自由受干预的社区居民的热烈参与。这场集会也间接促成了在野党国会议员蔡添强，在国会提呈动议，辩论这两起干预新闻自由事件。基本上，这场单一的抗议活动固然引起了议员的关注，却缺乏继续跟进的行动。不少评论人将后继无力的原因归咎于不敢挺身而出的新闻从业员 ，也有一些评论者如欧阳文风认为，要求所有新闻从业员向作为“异数”的黄义忠和周泽南看齐，乃强人所难 。

必需正视的问题是，实际上该场示威抗议活动的主体，除了包括黄义忠和周泽南在内的少数几名新闻从业员和社运人士，多数前来壮大场面气势的，是来自万绕新村的村民。这些村民是因为有关他们村子的课题报道，也因为基于“政治敏感”而遭国营电视台禁播，遂受鼓励前来参与抗议集会，以表达他们捍卫家园的发言权被剥夺的不满 。这场还算圆满举行的抗议集会反映出，两名前新闻从业员（黄义忠和周泽南）公然向前雇主和政府呛声的行动，并没有获得为数数千人的新闻从业同行，以行动来支持。

2． 倒读主流报章的“快闪”行动

碍于多数马来西亚群众对抗议集会的恐惧 和新闻从业员本身的“饭碗心态” ，430媒体团体担心继续发动示威活动，将无法获得足够的群众参与，遂借鉴了当时正在国外兴起的“快闪”行动（flash mob）。他们通过面子书，电子邮件等资讯科技，广召不满新闻被干预，言论受压制的群众，在街道，地铁，商场等公共场合，进行倒读主流报章，戴主张人们关闭电视，兼宣传528不剪之夜的面具。他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5个地点，进行了长达10分钟至一小时不等的快闪行动 。快闪行动甚至在槟城，新山两地蔓延开来。

这系列别开生面的快闪行动在初期获得网络媒体和部分主流中文媒体的报道，包括《南洋商报》，《光明日报》,《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可是，接下来的第二场至第四场的快闪行动，就再也没有见报。我们有理由怀疑，垄断马来西亚中文报业的长青集团，已经告示其旗下的所有中文报章，省略这则新闻和活动。

为期数个星期的快闪行动，以528不剪之夜作为系列活动的确高潮，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原本以为这场捍卫新闻自由运动就快无疾而终，可是，988电台主持人迦玛被指《早点说马》节目涉及种族敏感课题而被革职的事件在今年8月爆发后，捍卫新闻自由的快闪行动再度传开，主要发起人迦玛在几个不同地点进行了表达言论自由受损的快闪行动，并且获得了一批忠实听阅人的现身支持。不少评论者，对以名嘴冒出名来的说汉语的马来人迦玛和他的“粉丝”究竟能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上扮演什么角色，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也有媒体系学者期望“粉丝”效应能提升为对政策性的批判，例如傅向红讲师，就通过媒体访问和评论，表达她对马来西亚广电政策如何干预新闻自由的看法和评断 。

实际上，针对上述示威抗议或快闪行动的效应进行更细致的评估，是值得从事进行的研究。比方说，这些行动如何促进了关于媒体自由的思考和舆论，如何激发听阅人更加广泛的参与，如果能加以策略性的探讨和策划，甚至如何结合各语文族群捍卫新闻自由的力量，势必能对将来的捍卫新闻自由运动，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3．5月28日“不剪之夜”

2001年的5月28日，象征着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特别是中文报业公信力开始一落千丈的分水岭。528媒体行动小组选择在528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表达自现任首相纳吉上台以来，对媒体大肄加以嵌制的铁腕手段的不满。行动小组结合了一批具有社会关怀的本地艺术家的力量，打造了一场诉求多样化，节目跨越族群的“528不剪之夜”。

“不剪之夜“邀请了前新闻从业员，作者，艺术家们前来发表他们遭政府“剪掉”（禁播，禁发表，禁售卖）的作品，也广邀关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的全国各族人士，前来观赏被禁止的纪录片，报道，书籍和艺术作品。该节目吸引了两百多名个族群人士前来参与，普遍获得好评 。

虽然参与发动“不剪之夜”的新闻从业者和艺术工作者，并没有在该活动之后再举办和捍卫新闻自由相关的活动，可是部分涉及的艺术工作者和纪录片工作者，参与了由周泽南组成的重新拍摄巴贡水坝纪录片的队伍，以半义务的方式，投入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为发言权受剥夺的巴贡原住民争取他们应得的权益。可以说，不剪之夜成功间接的网罗了一群对争取表达的自由（不论它是新闻报道形式，纪录片形式或者视觉艺术形式）具备热诚的跨领域人士，共同为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巴贡水坝原住民寻找继续发声的管道。

4． 新闻自由和媒体垄断的舆论建设

自今年5月以来发生的数起广电界新闻干预和言论自由被剥夺事件，再度引起了中文评论人的深切关注。评论作者一般相信，对马来西亚媒体自由造成伤害的已不止于通过种种不合理法令和行政手段压制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集权政府；主流媒体意图明显的对上述事件不给与报道，已经充分反映它们已经完全受控于政权，丧失了公信力和新闻自主的现实。
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背弃了新闻自主原则和人民喉舌的主流媒体，不仅不对同行受政权打压的新闻给与公正而平衡的报道，还利用他们垄断平面媒体的优势，向不知情的读者散播不利于反媒体垄断运动者的讯息。《星洲日报》的沟通平台，就是这类扭曲现实，误导读者的佼佼者。

为了避免马来西亚广大的中文读者和听阅人接收这类扭曲而偏颇的资讯，以WAMI成员为主的评论人，积极在各网络媒体撰写文章，揭发，批判，论证国阵政权对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的嵌制，以及星洲报业集团垄断中文报业的后果和恶行。

5． 突破全国性新闻封锁

如果缺乏网络媒体的落力报道和配合，上述由前新闻从业员点燃，公民社会扩展，评论作者催化的捍卫新闻自由运动，将无法收到可观的成效，换言之，网络媒体在促进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方面确实功不可没。然而，这现象其实也暗示着一项更大的隐忧，那就是，对于那些无法享有网络设备的民众而言，种种不在主流媒体报道之列的事件，将永远不在他们知道的范围内。

截稿为止，笔者还无法确认马来西亚网络使用率的可靠数据，一般相信，全国网络使用率不及百分之35。如果这项估计正确，不仅意味着有百分之65的人民并不知道纳吉担任首相以来，种种侵害砂拉越巴贡区原住民发言权，万绕新村村民言论自由，以及广电界新闻自主权遭剥夺的重大新闻和事件。同时也反映出上述由430媒体行动小组所展开的示威活动，快闪行动等，无法通过网络媒体之外的传递方式，向广大的群众宣传。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主张并且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尝试通过纪录片这种传媒管道，将人民有权利知道的真相，尽可能传达给更多的大众。重拍巴贡水坝纪录片，然后举办巡回播放会，只不过是突破新闻封锁，为受边缘化的原住民赋权的一种尝试。这项运动如果缺乏更多新闻从业员，纪录片工作者或公民社会的长期投入，只能收杯水车薪之效。

其实马来西亚并不缺乏可以开拓媒体新局面的人才，可是大多数新闻从业员受制于各大媒体集团施加在媒体从业员身上的“专业主义”，许多人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添上不必要的白色恐怖，处处以不便得罪“老板”为前提，掌握权力和地位者则假扮中立和客观，不敢在推进国家新闻自由的民主进程中主动承担改革的角色。这种局面不仅对促进国家民主化构成严重的阻碍，对新闻从业员本身人格的健全发展，亦形成不必要的负担。

清末民初的文人，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曾经为了办报兴国，改变群众，促成天下大同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这笔精神财富传承者的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从业员，如果背弃了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对不起办报的先贤，如陈嘉庚，胡文虎等，更是对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身份的污蔑。

争取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赋权运动

虽然捍卫新闻自由在马来西亚还是个不成气候，称不上“运动”的活动，然而，假以时日，必定能结合其他公民社会群体的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它的功能和效用。以笔者参与的原住民赋权运动为例，这个长久以来被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今大量依靠网络媒体，纪录片工作者和公民社会的支持和报道，才让他们的新闻和课题，逐渐在非主流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因为巴贡水坝纪录片被腰斩而开始广为人知的砂拉越原住民的命运和课题。因为这起新闻自由被干预事件，原住民的权益也成为国会开始关注的课题，而长期以来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充分应用了媒体曝光的优势，更深入而全面的将原住民的课题介绍给更广泛的群众。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日的“砂州原住民弹奏巡回演出”（916 sape tour） ，之所以能获得公众不俗的出席率和反应，并且成功进一步将巴贡水坝对原住民的灾难性影响加以突出，依靠的不仅是网络媒体的积极宣传，更是公民社会受到关于原住民课题的报道所感召，而落力支持为原住民赋权的结果。

由《当今大马》和黄义忠，笔者等长期关注和报道原住民课题的媒体工作者所倡议成立的“支援原住民记者和作者基金”，更是对有意为捍卫原住民发言权的新闻从业员，作者，纪录片工作者等，提供最直接的经济支持来加以鼓励。这样的计划无疑更加巩固了捍卫新闻自由和争取原住民权益相辅相成，并非巧合的现实。

其实，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和原住民维权运动，两者能并行不忤，是因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争取本身，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之一，正是最需要保障其发言权的绝对弱势群体原住民。最弱势的原住民让公众，尤其是新闻从业员充分意识到，他们所捍卫的新闻，言论和媒体自由，其实和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类性命，生存和未来息息相关，而不是抽象的口号和概念。反过来，透过争取新闻自由才能落实原住民赋权的运动也让后者了解到，没有新闻自由，原住民的困境将无法有效的传达给主流社会的群众，而这些生活更接近本质的群体，所坚持和保存的善良，纯朴，坚定，正直，正义等等优秀的人性价值，也将无法感染习惯养尊处优，却逐渐偏离生活目的的都市文明人。

边缘决定中心的时代来临了吗？

有关原住民课题的报道，向来在几乎所有媒体中都是最弱的一环。特别是在还没有发生2008年3月8日的马来西亚政治大海啸之前，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另类媒体，都以相当有限的篇幅来报道有关原住民的议题。308之后有一段长达数月的时间，所有媒体都毫无例外的将全国新闻和课题的重点聚焦在民联领袖安华宣布东马将会有数十名议员跳槽，以便能让民联执政的新闻上。当然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新闻终究没有实现。

近两年以来，马来西亚媒体的聚焦重点，一如既往的被种族课题所笼罩，一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可以留意到，在种族课题喧闹的夹缝之间，原住民的人权课题，特别是东马原住民的课题，受到了网路媒体和某些报章的关注。笔者以为，这现象一方面源自媒体从业员本身对弱势课题的主动关注，另一方面却产生于一种边缘最终决定中心的新闻自由趋势。

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年代，种种环绕在主流社会的新闻和言论尚且争先恐后的等待着被揭发和曝露，边缘族群和群体的课题即使更严重，也只能处于被压抑的处境。如今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主流媒体不得不作出资讯自由化的变革，长久以来遭到忽略的弱势群体的课题，自然而然的进入了读者和听阅人的眼帘，并且成为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以不具备公民身份的马来西亚国民的课题为例子。由于被本民族中心思想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文报章向来只关注“马来西亚华人”还持有“红色身份证”，而不具备正式公民身份的问题。内安部长把一张身份证派给一名等了一辈子终于才获得“蓝色身份证”的华裔老人的小新闻，可以以大篇幅报道的方式荣登本地华文报头条新闻报道。砂拉越有6万6千多名无证公民的严重现实，却不在这些媒体所知道或兴趣的范围之内。然而，国营电视台中文节目《前线视窗》和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率先在去年11月对砂拉越巴南河中上游的无证公民问题进行了系列报道，打破了中文媒体向来只放大“族群内”课题，而忽略弱势族群课题的新闻从业盲点和关心层面无法跨族群的文化格局。

比起资讯相对丰富，物资相对繁荣的西马来西亚，东马，特别是原住民社群，拥有太多应该引起媒体关注的问题和基本人权被剥夺的课题和事件。这些来自边缘的处境和现实，让习惯处于中心位置的各类型马来西亚媒体不得不反省，过去的所谓“新闻嗅觉”以及对新闻和课题重要性的判断，会不会是西马中心主义或吉隆坡中心主义的产物。

来自边缘的声音不仅让媒体人，也让主流社会的人民看到，更大的课题不一定在中心，而往往在边缘。而真正的改革以及改革的力量，也往往从边缘开始，逐渐影响中心，最终席卷中心。不为别的，因为中心得依靠边缘才存在。